评毕沅的历史学贡献

毕沅是乾嘉时期学术界的焦点人物 ,被梁启超誉为“乾嘉学术护法”。他的《经训堂丛书》和《续资治通鉴》至今仍受学术界的瞩目 ,他的学术活动曾经有力地推动了清代学术的大发展 ,而他的学术研究也不同程度的引领了乾嘉时期的学术方向 ,研究他的学术特点和学术范围将十分有利于理清当时的学术脉络和学界概况 ,本文将从历史学的角度入手 ,仔细整理毕沅在历史学上的成就 ,同时简单推敲其学术思想和学术特点。     

戴震对理学的批判改造

戴震是我国 18世纪的著名学者和杰出的思想家。戴氏之学 ,博通经史 ,融贯汉宋 ,为乾嘉之际学术重镇 ,不仅在文字、音韵、经史、考据、天文、算学诸方面有专精造诣 ,而且对宋明性理之学有独到的批判诠释。他对“理”范畴的新诠释 ,对理学先验论的批判 ,对理欲之辨的新见解 ,对程朱“借阶”佛老思想的揭示 ,具有反封建启蒙意义。在只有学者而没有哲学家的乾嘉时代 ,尤为可贵。     

章学诚与浙东学派

章学诚在乾嘉考据学盛行之际提出“浙东学术”,对僵化琐碎的考据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自觉地继承和发扬浙东之学的经世传统,提炼深化其中最富于生命力和创造性的元素,以经史合一、持世救偏、破除门户之见为浙东学术精髓,开创了以经史研究为特点的浙东学派的新格局。     

《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遗风

黄式三《周季编略》是一部编年体史著，为研究战国史基本史料之一。黄式三虽作为浙东学派的殿军人物，但《周季编略》对乾嘉史学遗风也有明显继承与发扬：首先《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考据精神相融，其次《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细节情怀相通，最后《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议论特征相合。因此，透过浙东学术“以经明史”、“践履之笃”精神传统与乾嘉史学遗风在《周季编略》中双重表现之个案分析，亦可看出浙东学派在近代以来新的发展趋向。     

转型而不同调：晚清以来蜀中学人之经史观

晚清以来,我国学术研究的重心由经学转入史学,就是所谓“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在学术演变过程中,“蜀学”也发生了这一“转型”,但没有与学术“主流”同一步调地将经学“边缘化”。以廖平、蒙文通、李源澄等为代表的蜀中学人坚守经学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价值,把经学作为中国文化“根荄”的思想未尝有变,“六经皆史”的思想也始终未被他们接受,在经史之辩的积极回应中,彰显着“蜀学”的独特个性。     

乾嘉二牟诗经学著述论略

乾嘉二朝为"诗经清学"发展鼎盛时期,其间汉宋交互影响.山东同族牟运震与牟庭,或熔汉学宋学于一炉,或糅经学文学为一体,成为一时诗经学研究之佼佼者.牟运震有诗经学著述六种,以<诗问>为翘楚,牟庭以<诗切>占乾嘉诗经学一席地.     

论钱绎《方言笺疏》对戴震学术的继承与发展

戴震倡导以文字声训贯通经史研究,其<方言疏证>就是这一主张的切实体现和具体成果,在清代语言学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和影响.钱绎的<方言笺疏>不仅能够充分利用<方言疏证>的注释方法和材料,最重要的则在于发扬了戴震治学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体现出了不蹈成见、信而有征的特点.钱绎<方言笺疏>就是在戴震<方言疏证>奠定的条例和格局基础上,再加申发和补充所取得的硕果.不仅如此,<方言笺疏>还吸收了更多前人和同时代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既保存了许多有益的训诂材料,又对这些观点和材料进行了批评.从这个角度来说,<方言笺疏>无疑汇集了乾嘉时期最前沿的训诂研究成果,体现了独有的文献及学术价值.     

学问与世变:晚清中国实学观的衍变与知识取向的转折

无论是清代的官方知识诉求,还是乾嘉学问影响下的士林风尚,其标榜的学问追求都并未脱离"经史实学"的范畴,经史之学在清代儒学内部长期位于"实学"概念的核心。晚清以降,这一以经史之学作为"实学"的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在"论学以有用为主"的时代思潮影响下,由于经过了偏重近世史与外国史的调适,史学作为一种知识门类的地位获得了提升,成为"有用之学"的一种;同时,在同一把衡量学问"有用"与否的流行标尺下,经学则被归于"无用",也由此在清末日益退居知识版图的边缘乃至走上被扬弃的道路。     

汉唐时期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从两汉、历经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的整个中世纪前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两汉时期，史籍在目录分类上尚未形成独立的部类，史家的崇经意识非常明显，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对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的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则与这一时期玄学经学的兴起、以及南北朝经学分立现象的出现是相一致的；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许多经史兼通的大学者和进行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     

段玉裁诗经学论略

乾隆朝诗经学总体特征为宋学渐弱而汉学渐强,嘉庆朝诗经学则汉学渐微而宋学复兴.段玉裁诗经学著述之成就许为乾嘉诗经学之代表,当无不可,甚或为"诗经清学"之健者,亦非夸词.段氏<诗经小学>与<毛诗故训传定本>为其诗经学成就之杰构,无论校订文字或经义阐释均为后世之法则.     

洪亮吉在陕西的学术活动及影响

为了研究洪亮吉在陕西的学术活动与其舆地研究、方志理论的建树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洪亮吉游幕陕西期间协助毕沅编纂校勘图籍、参与修纂陕西方志、广交学界名儒等活动进行研究。研究认为洪亮吉在毕沅及其幕中学人的影响下积极从事各种学术活动,不但确立了他的舆地研究方向,还在方志修纂实践中进行方志理论的探讨和总结,其方志思想初步形成;不足4年的游幕陕西经历,无疑是洪亮吉学术人生的重要阶段。     

金代士人的遭遇与元好问的悲剧意识

元好问的前半生生活在金末士人群体比较活跃的时期,金亡前他已处在士人群体的中心位置。蒙古族军队的入侵给金代社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士人群体也难逃厄运,大量的士人在战争中死亡。元好问侥幸存活,但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亲友的离去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心灵伤痛,而他超人的精神境界决定了他的痛苦没有停留在这一层面上,他要把整个士人群体的悲剧展示给世人。在他的《中州集》作家小传、碑记铭文、诗歌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他强烈的悲剧意识,同时也可以看到他内心的孤寂和痛苦。     

袁枚论考据——从《神仙不解考据》说起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整理和总结时期，一反宋明以来理学空疏的流弊，乾嘉学者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崇尚朴实的汉学。伴随汉学的兴盛，考据之风大行其道。尽管袁枚是乾嘉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然而身处这种学术空气中的他也很难与考据学彻底划清界线。看似游戏之笔的《子不语·神仙不解考据》，也可视为袁枚的考据札记。正是由于他并非以考据名家，使他对考据的评论更具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袁枚能够不囿于门户之见，较为公允地评价汉学、宋学的优劣短长，并能够吸收汉学、宋学各自的长处并融汇贯通，因此取得了超出同时代学者的成就。     

邱葵《钓矶诗集》探析

南宋爱国诗人邱葵的《钓矶诗集》揭露元军侵宋的暴行,表达对元廷的强烈不满,表现崇高的民族气节,同时也体现潜心学问、积极勉励后学的精神。邱葵诗风沉郁顿挫,语言自然质朴,通过一系列的景物和人物意象,表现了在复杂动荡岁月中的爱国思想和高洁品格。     

论方壮猷的史学贡献——以武汉大学图书馆藏《元史讲义》为中心

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方壮猷《元史讲义》反映了他在元史研究领域的成就。方壮猷在元史领域的创见涉及蒙古族源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系统论证蒙古源于东胡的观点,勾勒出蒙古族起源的路径;二是认为达靼与室韦可以混称,解决了蒙元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术问题。方壮猷治史惯于以历史语言方法与史料考证相结合,十分重视使用新材料。其学术视野宽广,能够运用国际共通的专业语言,就国际学术界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进行研究、对话。     

阮元在中朝关系史上的若干事迹考述

清代大学者阮元与金正喜、柳得恭和朴齐家等朝鲜著名学者均有交往,堪称清代对朝鲜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中国学者之一。朴齐家、金正喜、李尚迪三代朝鲜学人,都深受阮元的影响,在经世致用之学或考据学方面留下了许多重要著述,并对阮元的学术成就和思想在朝鲜的流播以及发扬光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自我的觉醒:论《离骚》的“灵均”形象

在《离骚》中,屈原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极具个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灵均"形象。"灵均"形象的塑造背景,主要体现在国家危机、社会思潮、政治困境、身体焦虑等四个方面。"灵均"形象,不仅仅是一个哭己不幸的失意者形象,而且还是一个歌己不屈的反抗者形象。只有当这两种形象共同存在时,他才是屈原自我形象的完整投影。如果说前者形象引发了后世文人对屈原的不幸遭遇产生共鸣与同情,那么后者形象才真正引起了后世文人对屈原的不屈精神产生崇拜和追求。     

略谈陈寅恪的友情

史学大师陈寅恪在不同阶段,其交友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大致说来,聚谈、诗文唱和及书信来往是他一生的主要交友方式.陈寅恪与吴宓是结交最早、两心相知、友谊深挚、始终不渝的朋友;王国维是陈寅恪思想感情、学术境界最为相知的挚友;冼玉清是陈寅恪的异性知音;陈垣是陈寅恪在学术上比较推重的朋友;傅斯年是陈寅恪与官员交情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学术上的朋友.陈寅恪的朋友大都有到国外留学研究的经历,大都钟情于学术文化事业且有较高的学识.陈寅恪一生虽从未说过自己的交友原则,但他的交友是有一定之规的第一,学术上的相互推重和相互得到教益,从无文人相轻或相互吹捧之意;第二,学术上的平等地位,可以自由争论,学术争论并不影响个人感情;第三,思想感情、学术境界的大致相同.     

从《时文蠡测》看袁守定的八股文观

袁守定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精于术数、吏治之法。就其文学思想而言,影响较大的多部文论史著作都没有袁守定之名,但时下已有学者就其对文学相关问题的论断作过专门探讨。相比较而言,袁守定最为人忽略的莫过于其八股文思想,他在《时文蠡测》中对八股文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同八股文的正统地位及教化功能,推崇"清真雅正"的文风,强调八股文的文品与写作者人品,追求自然的篇章结构,批评当时不良的学风。     

一代文人多命蹇——论关汉卿杂剧中文人命运

元代文人命运是元杂剧所集中反映的一个题材领域 ,而关汉卿杂剧中所描写的诸多文人形象 ,可谓开其先。关汉卿的杂剧 ,描写了元代文人在现实与理想之矛盾中痛苦坎坷的人生 ,又出于对元代文人凄凉现实补偿心理 ,为他们安排了理想的结局。关汉卿笔下的文人身上 ,既有沉抑下僚而生出的极度怨愤与痛苦 ,又有志不获展而发出的美好梦幻与追求 ,由此构成了元代文人普遍的文化心态 ,展示的是元代文人多命蹇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