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社扶贫的路径选择及对贫困户收入的影响研究

产业扶贫是实现精准扶贫目标的根本之策,而农民合作社作为产业扶贫的主体之一,在破解农村贫困问题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429个贫困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分析方法,从收益性维度实证分析合作社扶贫的不同方式对贫困户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合作社扶贫能显著提高贫困户收入。合作社扶贫使贫困户家庭人均收入显著提高17.82%,说明合作社扶贫对贫困户家庭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但贫困户与合作社不同的利益联结方式对贫困户的收入影响存在差异。合作社扶贫显著增加了贫困户的农业生产性纯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但对财政性收入影响不显著,且农业生产性纯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增收幅度远高于转移性收入,说明农业技术支持、社内务工的扶贫方式的增收效果较好。     

花生收购价创历年新高

随着政府调控政策的实施,蔬菜等农产品涨价浪潮相继平息。但记者调查发现,刚上市不久的秋花生却逆市上扬,收购价创历年新高:湿果收购价达2.2—2.5元/斤,干果收购价3.5—3.8元/斤,都比去年同期至少上涨了1元/斤。花生价格缘何大幅上涨?上涨对业内影响几何?近日,记者     

扶贫先扶智

走村串寨的技术员近年来,革命老区丰顺县注重抓好科教扶贫工作,全面提高贫困户的种养技术水平。1998年起,该县50名畜牧技术员挂钩帮扶500户贫困户,目前已取得显著成效,贫困户户均增收3500元以上,踏上了奔康致富路。该县在积极实施“千干扶千户“、“百局扶百村“、兴办扶贫龙头企业等行之有效的扶贫办法的同时,针对贫困户普遍存在“三低“,即文化素质低、种养水平低、脱贫思想意识低的实际,扶贫先扶智,以全面实现贫困户掌握     

山东省花生产业化经营研究

山东省是我国花生生产大省,花生产业的好坏对山东整个农业和农民增收有直接影响。文章深刻剖析了山东省花生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山东省花生产业化应采取“龙头企业 农户 花生研究所”模式,并就农业保险如何支持该模式进行了初步探讨。     

世界贸易格局下的中国花生出口:现状、问题与对策

花生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净出口大宗农产品,花生生产和贸易的健康发展对促进农民增收、减缓国外油料冲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对世界花生贸易格局和政策变化进行了总结,然后分析了我国花生出口状况和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我国花生出口的对策建议。     

日本绿豆好

为了寻求一条农民增收的路子,笔者在上级科委的支持下,于1997年引进日本绿豆,当年春季在旱地上试种20亩,7月底收7100斤,平均亩产355斤。接着8月初用此种继续在旱地上种植10亩,10月份收日本绿豆3055斤,平均亩产305.5斤。二季加起来平均亩产660斤,按商品价3元一     

西北贫困地区畜牧业扶贫福利效应及其影响因素:以宁夏为例

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头戏",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当前,脱贫攻坚已经进入关键期,畜牧业扶贫势必变得更加重要,但是贫困户作为畜牧业经营的主体,只有保障其福利不受损,才会继续依托畜牧业增收脱贫。深入研究畜牧业精准扶贫对贫困户福利的影响,对于完善精准脱贫长效机制和增加农户收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此,推动贫困地区畜牧业的发展,充分发掘其在精准脱贫中的潜力,消除深度贫困户从事畜牧养殖的门槛,有助于进一步发挥畜牧业在反贫中的作用,从而实现持续稳定脱贫。     

花生增产几妙法

以钼肥拌种,施磷补钾,带壳下种等,都是花生增产的好办法;而用如下方法对花生高产增收,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现介绍如下:(1)施用钙肥——石膏(C_aso_1、2H_2O);花生对钙十分敏感,需求较多,而砂壤土中有效钙含量少,远满足不了花生营养之需。花生缺钙芽尖易枯,老     

财政扶贫资金效益评价模型的构造及其应用研究

财政扶贫资金通过集中对扶贫开发整村推进实施村的投入,促进贫困户的脱贫和收入的增加。为了对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对贫困户的脱贫和增收所起的作用以及效益进行量化分析,本文利用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通过财政扶贫资金的不同投向与贫困农民人均纯收入,建立起评价财政扶贫资金的效益模型,并以哈尔滨三批整村推进实施村的情况,应用建立的效益评价模型,对哈尔滨财政扶贫资金的效益进行了评价分析。     

贫困户收入结构、增收陷阱与优化研究——基于宁德市129户贫困户抽样调查

优化贫困户收入结构是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保持收入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基于宁德市27个村庄129户贫困户的调研,发现贫困户经营性收入严重不足,工资性、财产性收入增长空间大,转移性收入是当前贫困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优化贫困户收入结构受农业本身的弱质性、贫困户劳动力迁徙意愿低、医疗支出大、转移性收入高等因素影响。最后提出建立贫困户资产性收益机制、发展在地化特色产业、实施健康医疗政策、构建农村金融扶贫体系等措施优化贫困户收入结构,增加贫困户收入。     

基于精准扶贫视角的小额信贷创新模式比较研究

在精准扶贫理论框架下,内蒙古科右中旗和贵州省雷山县将精准识别机制与信贷风险管理机制相结合,分别推出“贫富捆绑”和“银保互动”小额信贷模式。前者主要利用农村地区相对封闭的社区网络、成员信任及习俗性规范构成的社会资本替代抵押担保,通过同伴压力监督实施合约;后者主要利用保险缓解因气候等自然因素引致的信用风险。在实践中,两种模式较好地解决了贫困户贷款中的目标瞄准和风险管理问题。但调查发现,扶贫攻坚阶段的贫困户存在有效金融需求不足、金融扶贫政策性目标与商业银行目标冲突问题,课题组建议各地应根据贫困程度和贫困原因采取不同的资金支持策略;信贷支持的对象应该针对有增收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对生产性贷款有效需求低的地区,也可以考虑发放一部分扶贫贴息贷款给建档立卡以外的有贷款偿还能力的低收入农户。     

精准扶贫中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及中心式治理

我国精准扶贫正处于脱贫攻坚时期,精准扶贫的目标是到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实现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的贫困退出标准,从而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摘帽。结合贫困村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关系,即村干部、驻村干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及其相互间关系,建构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行动者的行动受结构位置和行动者个体理性共同影响。在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中,村干部和驻村干部作为治理主体是结构中间位置,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分别处于结构中心位置和边缘位置,村干部、驻村干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形成差异性的结构关系,表现为“行为性强联结关系”“结构性强联结关系”“结构性弱联结关系”和“行为性弱联结关系”。同时,由于围绕贫困户脱贫的压力型目标,使贫困村治理呈现出中心式治理的结构特征。贫困村中心式治理特征的优化,关键是发挥贫困户的主体性地位,提升非贫困户的参与性,强化村干部的治理角色,从而实现贫困村的治理有效。     

贫困户发展:精准扶贫的价值目标与现实依归

精准扶贫作为一种国家贫困治理行为,除了解决贫困户当下的贫困囧境外,更多地要关注贫困户发展问题。从贫困户发展的价值目标来审视当前地方政府主导的精准扶贫实践,可以发现:责任制目标管理、项目化运作、运动式治理以及数目字脱贫等是精准扶贫价值目标偏离的主要成因。因此,通过赋权与增能,保障贫困户的发展权厚植贫困户发展基础;实行分类管理,形成有针对性的贫困户发展治理对策;对贫困户的“等靠要”思想实施心理干预,实现扶贫与扶志相结合以及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等应成为精准扶贫实践的现实选择。     

差异视角下基建投资、产业扶贫与“结对帮扶”减贫效应研究

基于安徽省W县B镇2033户贫困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基建投资、产业扶贫与“结对帮扶”对异质性贫困户的减贫效应.结果表明,基建投资对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的减贫效应更显著,且长期减贫效果优于短期;产业扶贫能够显著促进贫困户摆脱贫困,且政府扶持政策越强的产业往往向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倾斜,使其减贫效果更明显.另外,金融扶贫能够促进产业发展,而且这种减贫效应对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更显著;“村外结对”帮扶对贫困户的减贫效果优于“村内结对”自助,而且对较高脱贫能力贫困户的减贫效果达到10%显著水平,而对于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的影响不显著.由此提出我国在落实精准扶贫措施时,要做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精准脱贫:变量厘定与问题发觉

基于"贫困是一个状态",而"脱贫是一个过程"的判断,借助森和迪顿的研究,厘定了精准脱贫的独立性变量和组合性变量。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于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的分析框架模型,提出了精准脱贫实现的两个命题。并通过北京大学CFPS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精准脱贫所要指向的问题。研究发现:精准脱贫应涉及资源禀赋、生产能力和交换条件等三个基础性变量;以及由此派生的可行能力、权利、机会和可持续约束等四个组合性变量。在实现精准脱贫时,贫困户努力付出得到的收益要大于扶贫补助,并且激励贫困户努力的收益所产生的溢出效应要大于精准扶贫项目净值。在CFPS所调查样本的独立性变量分析上,资源禀赋对贫困户的收入影响最大,而生产能力对非贫困户影响最大;在组合性变量分析上,可行能力对我国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影响都很小,说明同时通过占有土地和提高生产技能提高收入的可能性并不大;权利变量对非贫困户收入的贡献大于贫困户的贡献,说明依靠传统生产方式对减贫脱贫的效果并不明显;而机会变量和过程性约束变量,对非贫困户的影响不能判断,但对贫困户的影响较为明显。     

扶贫瞄准中贫困户竞争与协同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

扶贫瞄准过程是贫困户采取竞争和协同行为不断进行博弈的过程。行为演化的结果取决于两类贫困户扶贫协同收益和协同成本的对比关系,只有当协同收益都大于协同成本时,博弈才会向两者都选择协同行为的方向演化。协同收益及其分享系数、协同成本及其分担系数是影响贫困户行为演化路径的关键因素,政府的财政补贴能够改变贫困户的策略选择,并存在一个最佳的补贴临界点,使贫困户都选择协同行为。政府应该采取相应措施,促进博弈向协同方向演化。     

乡村旅游精准帮扶中内源式发展机理与路径

乡村旅游扶贫是偏远贫困地区的重要脱贫措施,如何通过精准帮扶消融贫困户的参与障碍,培育贫困人口内生能力,是实现乡村旅游扶贫脱贫的关键。这一机理与内源式发展理念以人为本、全面参与、主客观统一的核心要义相契合。基于内源式发展理念与乡村旅游扶贫运行逻辑的契合性,应通过扶“志”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扶“智”培育贫困户现代理性,扶“技”提升贫困人口可持续生计能力,扶“行”实现贫困户在参与式帮扶中自我成长等帮扶措施,实现贫困户脱贫目标。     

产业扶贫对贫困户的收入增加效应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工作调研数据,根据贫困户2017年和2018年获得的产业扶贫项目收益分配,运用有序Logit模型和倾向性得分匹配法(PSM),评估产业项目扶贫收益分配对贫困户脱贫稳固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产业扶贫项目收益分配对贫困户脱贫稳固程度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使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PSM),与不接受项目收益分配相比,贫困户接受项目收益分配的脱贫稳固程度要高出20%左右。最后,文章提出了如何规划产业使贫困户现在及其进入相对贫困状态都有增加收入效应的建议。     

从脱嵌到嵌入：贫困人口再认定的地方实践

为了提高贫困户的精准识别度，2013年以来我国开始实行“建档立卡”工作。然而从实施情况看，仍然存在“漏评”和“错评”等问题。导致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人均纯收入作为识别指标与农村具体实际相脱嵌，表现为简单化策略与多样化实践、理想的科层治理与常规治理、国家责任与贫困户主体性相脱嵌三个方面。为了提高精准识别度，各地及时调整政策对贫困户进行了再认定。根据对45个区县文件梳理发现，地方政府在贫困户再认定过程中增加可视化指标、角色限制指标、行为规范性指标，实现了贫困人口身份认定与地方实践的嵌入。贫困户身份认定从脱嵌到嵌入的转变提高了社会公平和贫困户的满意度等，但也存在贫困户异质性、边缘化、贫困指标异化等风险。     

“扶上马,送一程”,广州打捞局精准扶贫显成效

在广东省第二轮扶贫开发“双到”工作中,交通运输部广州打捞局(下简称“广州打捞局”)帮扶定点村河源市紫金县柏埔镇良洞村。该局领导高度重视扶贫工作,积极探索建立帮助贫困户脱贫的长效机制,对贫困村、贫困户“扶上马、送一程”,使良洞村村容村貌明显改善,贫困户的收入明显提高,扶贫成效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