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徜徉——庄子与屈原之“游”的比较

庄子和屈原是最早借用“游”表示精神境界和审美观照的。庄子之“游”是哲人之游,更多地指向内在的超越与个体的自由精神;屈原之“游”是诗人之游,是基于现实的,伴随着真切的情感体验。二者有共同的生命性内涵,但又有明显的思想差异。     

“人间世”与庄子之“游”

《庄子·人间世》要论述的是君子百官如何参与世界的问题,并对为何参与世界进行了分析。在指出＂名＂为乱世之源后,庄子认为,入世与避世都是不可取的,只有游世才是处世的高策。政治上的限制性困境和生命的悲剧性事实,使庄子认识到,只有回归于道才能实现游世,而实现游世的根本途径是心斋,只有心斋才能虚己,虚己才能游世,从而实现无用之大用。     

比较儒家和道家关于"游"的审美观

"游"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特定的审美范畴,也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儒家的游和道家的游各有不同的特点。道家的游是超脱之游、虚己之游、隐痛之游;儒家的游是入世之游、实己之游、显痛之游。     

论庄子之游

学界历来对庄子之游歧义纷争,聚讼不已,而庄子之游关联着庄子对生存世界的总体看法,对其准确理解事关重大。要全面、准确、细腻地把握庄子之游,就有必要对庄子“游”的基本义、“游”的幅度及其最向往的“游”逐一辨析,还庄子之“游”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庄子的游主要是出于对世界秩序的怀疑,是一种精神性的游,其内涵的多变表明了庄子自身的矛盾,其自身的开放性则为后世文人从其身上发展和衍生出各种游的模式提供了可能。     

论庄子“乘物以游心”的精神意蕴

《庄子·人间世》中所提及的“乘物以游心”内涵丰富，充分反映了庄子哲学所蕴含的人生智慧。“游心”以“乘物”为基础和前提，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乘物”包含多层结构，分别是乘自然层面之物、乘躯体层面之物、乘社会层面之物、乘观念层面之物。“游心”可从三重维度加以理解，分别是齐万物、明生死、吾丧我。“乘物以游心”是以道心游世，表达的不是消极的避世态度，而是积极的应世精神。同时，“乘物以游心”深刻反映出庄子的处世智慧，即以平常心面对人世纷扰，做平常人；达人心、达人气以助人；虚己顺物，外曲内直。     

道家与审美

构成中华文化大厦的儒、道、佛三家中,唯有道家以达到审美境界为其最高的追求。庄子的“心游”说最能表达道家审美境界中审美主体的精神状态。“心游”的意思是指一种对有限性的超越和对无限虚空的冥想。本文从两个方面说明了道家这种审美境界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一、“心游”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占突出地位的山水诗的灵魂;二、“心游”是中国一般读书人的安身立命之所。儒道两家代表中华文化中的虚实两个方面,作者认为,儒道结合、虚实结合,应是中华文化的精义和理想的人格,而针对当前人们过分热衷于功利追求的情势,则应着重在“虚”字上多下点功夫。     

“含哺而熙，鼓腹而游”——论《庄子》中“游”之精神指向

“游”是贯穿《庄子》一书的关键字眼，亦凸显了庄子理想人格的精神内涵。庄子以对人生的探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游”的人生状态予以体味，“游”彰显了“无待”、“无为”的主体自由精神和生存状态。以“游”之人生为枢纽，辐射至哲学、艺术、政治等层面；以“采真之游”为核心，指涉“天游”、“心游”和“无为而游”等多重人生处境，呈现出“游”的多重精神指向，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神话思维对庄、骚的影响

庄子和屈原的作品都以“奇”见称 ,历代都将之归为寓言和象征手法的作用。其根源在于神话思维对庄子和屈原的巨大影响。这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神话思维使庄子和屈原笔下的意象充满了鲜活的生命力 ;二、神话思维使庄子和屈原多以具象表达概念和思想 ;三、神话思维使《庄子》和屈原的作品分别更具“玄”和“幽”的特点。     

道与理念——论庄子与柏拉图的文艺思想

“道”与“理念”分别是中国先秦时期的庄子和古希腊的柏拉图对宇宙万物的认识。两者有相通之处 :本体论与价值论的含义相近。同时两者是相悖的 :“道法自然”与“理念命定一切”、“心与物游”与“艺术摹仿影子”、“心斋坐忘”与“迷狂回忆”,分别是庄子与柏拉图的文艺思想的哲学基础、艺术特性及审美途径。庄子以“游”昭示世界本原、人生真谛 ,柏拉图以迷狂给理念世界寻找艺术的回家之路。     

庄子“无情”说发微

庄子在《德充符》篇中提出了“无情”说,通过文献分析与比较论证,认为“无情”在《庄子》中有3个涵义:一是指抛弃附加于人本真之上、纷扰人天然德性的世俗虚妄之情,恢复自然真情,而不是没有任何情感;二是指超越有限的知识、思虑,以成就“真人”达到“真知”,实现对绝对的道的把握,而非反智主义;三是指放弃站在私己的角度对事物做出是非好坏、有用无用的价值判断,肯定万物自身价值平等。     

试论汉魏六朝人物传写的小说化倾向

汉魏六朝杂传,抛弃正统史传对人物的历史化定位,关注个体生命,描写日常生活,人物传写趋向生活化;摆脱了史传对政治资鉴和道德劝诫目的的追求,关注人物性格,注重对人物的性格刻画,人物传写趋向个性化;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细节描写等手法,对人物进行从外貌到性格品行的传神写照,刻画出一个个充满个性的人物形象。无论是从人物传写的取向与重心,还是就人物形象本身而言,汉魏六朝杂传的人物传写都体现出明显的小说化倾向。     

从“老子化胡说”看汉魏六朝佛教徒的老子观

汉魏六朝时期是道教兴起、佛教传入中国,进而引发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作为道家象征符号的老子,曾被道教和佛教双方进行大规模的宗教化解读和利用,“老子化胡说”是这个过程中的典型现象。从这个时期佛教徒对待老子其人其书的基本态度可以看出老子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宗教史上的作用和意义。     

唐末五代初期北迁汉人对契丹立国的影响

从契丹遥辇氏部落联盟晚期开始,由于中原局势混乱和契丹贵族的不断南下掳掠,汉人不断北迁进入契丹境内,引起契丹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在北迁汉人的帮助下,耶律阿保机取代了遥辇氏,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契丹政权,并逐渐健全和完善了各项法度,发展了经济和文化,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从而巩固了新兴的契丹政权,为日后辽朝是实行北南面官制奠定了基础。     

两晋南北朝史体优劣论——兼评刘知几的“二体并行论”

编年体虽经干宝倡导、改良而久晦得显,然其与纪传体颉颃史坛之格局,仅存续至5世纪三四十年代,而告终于范晔《后汉书》对纪传体编纂方式的改进。总体上不足以与同期纪传史分庭抗礼的两晋南北朝编年史,之所以如此备受刘知几的推崇,其关键就在于它们多能遵行自《春秋》《左传》以来的编年史之定式,注重宣扬史学的政教义理功用,从而契合了刘氏史以致用的价值观念与学术主张。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旱灾与赈济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旱灾多发期,主要集中在夏、秋两季和江南、中原及西北等广大地区。旱灾的频繁发生,对社会经济和百姓生活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各封建政权对赈灾工作高度重视,及时采取了实物赈济、移民就食、减免租调和徭役、掩埋遗骸、放贷、减轻刑罚、节约开支及开关弛禁等一系列赈济措施,对于减轻灾害,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民生及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汉魏六朝鸟兽虫赋三题

鸟兽虫赋是汉魏六朝时期赋的重要内容。本文从鸟兽虫赋大量涌现原因、鸟兽虫赋题材走向、鸟兽虫赋表现手法三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鸟兽虫赋进行探索,以期对其有一个大概认识。     

试论魏晋六朝文学中的同性之爱

魏晋六朝社会政治环境之动荡及原有价值观念体系的崩溃，“男性美”逐渐开始为人们所关注。“好男风”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流行，得到统治者和社会上层文人的提倡，使历来处于被压抑状态的“同性恋情结”浮出水面，真正意义上的“同性恋文学”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关学基础上产生，并有显著发展。     

朱子学·理学:唐宋变革与明清实践

理学的形成可以说是宋代最为重要的历史特征之一,然而到了近现代,理学竟然成为最为人们诟病的文化传统。从学术的层面来思考,人们往往把宋代理学的研究引入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因为随着近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引进,理学的研究被划入哲学研究的专业范围,而历史学的研究,又往往被断代史的分割而无端阻隔。从完整的意义上说,宋代理学应该包含道德倡导与社会构建的两个部分的内容体系。经过元明清历朝政府的改造与制度化实践,宋代理学中所拥有的社会批判精神逐渐消失,作为皇权政治的附庸文化角色则得到空前的加强。而宋代理学中的关于基层社会管理与民间礼仪的部分,较少受到政府制度化的影响,因而得到了比较良好的实践与传承。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不能对于宋代理学所提倡的具有社会和谐意义的家族制度等视而不见和全盘否定。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