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论东林学派和蕺山之学——基于对《明儒学案》文本的解读

东林学派和蕺山之学同为明末理学之显学,在明代理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的最后五卷,设置《东林学案》和《蕺山学案》,分别对东林学派与刘宗周的学行及学术思想作出论述。这些论述主要围绕其为东林学派正名、论东林学派对阳明学的批判与调和,以及高度赞扬蕺山之学三个方面展开,其中既有黄宗羲对儒家士大夫学者胸怀家国、内外兼修等高尚人格的无比崇敬,也有黄宗羲对东林学派与蕺山之学中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同时也体现了他扬"心学"、抑程朱理学的学术倾向。黄宗羲的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较为客观地实现了对明代理学后期发展的总结。     

走进硕儒心宅--《证人之境--刘宗周哲学的宗旨》评介

蕺山刘宗周为明末硕儒,宋明理学之殿军。蕺山之学以理气生生为形上依托,以心性圆融为内在根据,以慎独诚意为证人工夫,以重建道德理性本体,弘扬儒学道统为宗旨。其学说是对明中后期兴起的心学思潮的理论总结和矫正。李振纲先生的《证人之境——刘宗周哲学的宗旨》(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２月版)一书紧扣晚明的历史文化背景,仔细体味文本语境,精心寻绎蕺山之学的内在理路,深入其精神实质,并直达其证人之境的思想巅峰。     

实体形上本体的建构--阳明心学"心"本体的意义

程朱理学建构起以"理"为本体的道德形上学,使得原始儒学对实存道德描述的形态实现了形而上的跨越.但"理"本体只在道德的范阈内打转,对于道德之外的现实生活并不具备理论解释力.王阳明从儒学的道统意识出发,将儒学的形上本体从道德范阈内超拔出来,建构起以"心"为本体的形上学.王阳明的"心"本体具备"超道德性",既是"有",又是"无",是不同于"理"等表征关系概念的"实体"概念,故,"心"本体与"理"本体在先验结构方面存在着差别.正因为如此,阳明心学的出现导扭转了儒学在三教竞争中的劣势.     

“格物”“、致知”的重新阐释与明代后期的学术演进——以李材、高攀龙、刘宗周为例

《大学》在明代后期学术的演进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明代学术与其它朝代不同之处是其重视学术自得与宗旨。王阳明良知之学是《大学》、《孟子》重新阐释的结合体,心学的核心概念良知和致良知正是王阳明学术的自得与宗旨。而王阳明学术的起点是从"格物"、"致知"的重新阐释开始的,这也是王守仁告别程朱理学,走向阳明心学的关键。从王守仁的"良知"之学发展到刘宗周的"慎独"之学,是对《大学》"格物"、"致知"重新阐释的结果,更是学术演进的必然。     

论刘蕺山对王学的修正

刘蕺山是明末儒学的殿军。他顺应了当时王学修正运动的潮流,对王学作了很多补偏救弊的工作,这主要体现在他的慎独与诚意学说之中。蕺山对王学修正的措施可归纳为：强化道德本体所具有的普遍性与客观性;注重践履工夫;扭转王阳明对“意”的理解;驳斥“致良知”及王门“四句教”。蕺山触及到了王学真正的理论缺陷,他对王学的一系列修正是卓有成效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蕺山也表现出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     

论蕺山之学的定性与定位

本文在系统研究蕺山思想的基础上,对已往论者关于蕺山之学定性与定位的见解提出了质疑。认为：（1）蕺山论气有形上之气与形下之气之分。形上“生生之气”主宰形下氤氲之气,是贯通天人的生命本体。蕺山哲学既非唯物主义气一元论,也非心气二无论,而是心一元论。（2）蕺山既非“反理学”思想家,又非囫于理学“旧套”的俗儒。蕺山是理论上追求超越创新,价值取向上却属于正统的理学家。（3）蕺山之学以“证人”为宗,其理论面向的问题是力矫王学末流之失,在心学旧基上重建道德理性大厦。故其学脉属于王学内部的批判修正,而非心学之外“另开一路”。（4）蕺山的自杀具有“道德涅”的意义。从纯道德的尺度看,其一生学问行履可谓无愧理学人格期待的醇儒;从历史维度看,其恪守的道德理想主义则表现了与时代精神的背反。     

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阳明学是以良知为德性本体,以"知行合一"为实践工夫,以经世致用为为学目的的良知之学,又称阳明心学或阳明良知学,对当今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有助于建立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社会治理模式,树立正确的发展观、义利观与政绩观;第二,有助于反腐倡廉,诚信施政;第三,提倡"知行合一",有利于促进"人文化成"。习近平主席对王阳明学说特别是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非常重视,他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与师生座谈时高度评价了王阳明与阳明学,要求要深入挖掘、整理、弘扬和践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使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并鼓励青年学子要认真学习王阳明的思想和智慧,立志成才,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追求永恒!     

论道家在宋明新儒学形成与演变中的作用

在宋明新儒学形成和演变过程中 ,道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催化作用 :北宋儒学家借助于道家本体思维模式对传统儒学进行新的诠释 ,创立了理学这一儒学新形态 ;南宋朱熹继续借助道家本体思维对原始儒学和北宋新儒学进行综合提升 ,集理学之大成 ;明初儒学家在程朱理学渐趋僵化之际 ,适时地吸收了道家思想以改造理学 ,使理学过渡为心学 ;明中叶王阳明对儒佛道思想进行融会贯通 ,集心学之大成 ;明代中后期 ,由于王门后学大量引用道家思想及佛教禅学来改造阳明心学 ,致使心学性质逐渐发生变化 ,终至解体。     

浅析茌邑三先生学术思想

明代前期,一直是程朱理学一统天下。至明代中期弘治、正德年间,王阳明重揭宋代陆九渊的心学旗帜,把孔孟思想体系简明化与世俗化,很快风靡全国。心学北传之后,北方王学的传播者颇多。"茌邑三先生"是北方王学之山东王学的代表人物,他们作为明代理学家王守仁的再传弟子,在弘扬传统理学的基础上,吸收了阳明心学,提出了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有关"心"学的理论观点。     

论刘宗周的教育思想

明后期,在对王守仁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方面作出较大成就的当推刘宗周.刘宗周"上承濂洛,下贯朱王",不仅继承和发扬了王守仁的"心"学,而且综合众家之长,创立了独具特色的蕺山学派.他关于教育方面的许多论述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熊十力对王阳明“四句教”的解读和批评

耿宁先生在《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中,以王阳明的"致良知"为主题,深入剖析了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并梳理了其后学在"致良知"问题上对"心体"、"意念"、"良知"和"工夫"之间关系的看法。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熊十力在对王阳明"四句教"的解读中,在"致良知"及"格物"问题上对王阳明及其后学提出了批评,认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立了本,但在"格物"方面的"遗物"导致阳明后学丢弃实学。朱熹的"格物致知"之说,阐发了辩物析理的思想。熊十力认为,这两者应该结合在一起,即见证本体后不可废量智,一切格物之事皆以致良知为本,方能达到他所期待的"内圣外王"。     

证人社二次"别会"与晚明浙中王学讲会之分合——兼论黄宗羲并非刘门"左右师席者"

证人社是晚明浙中最为重要的王学讲会,然因为主持者刘宗周与陶奭龄的学术分歧而曾有过二次"别会",也即崇祯四年的"白马别会"与崇祯十一年的"古小学别会",学界则多有将之混淆误解。十多年间,两派弟子的讲学与论辩,既有分歧又有交融,使得浙中的王学讲会在明清之际繁荣一时,发展出蕺山、姚江两大心学学派。其中陶奭龄对讲会活动较为积极,而刘宗周及其弟子则因为学术多有发明而影响深远。黄宗羲后来对蕺山学作出过重要贡献,但他关于"白马别会"的记载多半有误,就证人社讲会而言则参与极少,且并非刘门"左右师席者"。     

从“格物”、“诚意”到“致知”——王阳明的《大学》诠释与“致良知”的提出

对于《大学》的诠释重点,王阳明从"格物"出发,经历了从"诚意"到"致知"的转移过程,它蕴涵着"致良知"提出的内在逻辑。一心求道的王阳明,早年困惑于"格物",因为朱子"格物"夹杂的知识诉求之方式达不到终极之道;龙场悟道后的阳明重视"诚意",以"意"涉"物"、训"物"为"事",将"物"明确为人的生存情境而非客观之物,对应之"理"则为德性形态的是非之理,"格物"被纯化为通过德性涵养达到心体的绝对自明而占有终极之道;宁藩之变后的阳明提出"致(良)知",则德性涵养过程中的是非标准被明确澄清,对朱子"格物致知"理论的彻底改造也得以完成。     

论明代心学的逻辑发展

心学是明代占主流的思潮,由陈白沙开其端,至王阳明而集大成,阳明后学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在传播王学时偏离了其宗旨,成为王学思想的"异端",王学也因此逐渐走向衰落。明代心学的这一发展进路并不是孤立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它内在的逻辑发展理路,是与它所处的时代分不开的,也与主体的不同境遇息息相关。当然也是理学内部固有的矛盾运动的结果。     

论王阳明悟道的三重体证——兼辨“神秘主义”论

理性主义哲学将王阳明乃至心学一系的悟道体验称作"神秘主义",认为所悟乃"纯粹意识",是"偶发""个性"和"主观"的,把握不到客观实在。然而,回到心学自身传统,阳明走的是在实践基础上的直觉体证进路:他借助佛老的虚寂本体转向儒家道德本体,以"生生"统摄"虚寂",上达仁学,是为本体体证;又以解悟、证悟、彻悟为工夫次第,通过长期理论学习和现实磨炼,由渐悟而至顿悟,是为工夫体证;阳明久疑于"格物致知"问题,终在龙场大悟,由主体而上遂宇宙境界,是为境界体证。经此三重体证,阳明悟道体验表现出了强烈的生命实践品质,其既不是所谓的"神秘主义",也非纯粹的理性主义,而是隶属中国哲学体证的形而上学传统。在"以中国解释中国"的诠释学背景下,应重新认识此一传统形上学的特点及意义。     

晚明吴麟征“蕺山门人”身份的历史建构与现实表达

对理学流派门人的考索，是深入了解学派思想传承与发展的重要环节，但常出现误录、滥收等问题。除技术性因素外，不少则出于有目的的主观建构。就师徒关系而言，吴麟征难称刘宗周弟子。而黄宗羲在清初尊朱辟王的思潮下，基于重塑蕺山学的正面形象，将吴氏纳入蕺山门人。全祖望甚至将吴麟征升格为蕺山门人之首，这与全氏表彰浙东蕺山一系，以及强调道德品行的学术史观息息相关。受权威观点的主导，吴麟征“蕺山门人”这一身份逐渐被成功建构。在门人的界定与统计中，只有依据文献作出合理判断，才能真正把握某一理学流派的影响和地位。     

良知之道──阳明禅与儒学修道养静工夫

一、从阳明样说起王阳明先生的学问曾被一些人讥之为"阳明掸",其言下之意谓阳明之学恐非儒学正统,而几近佛老,故以"禅"称之。吾以为阳明的学问乃儒学之正宗无疑,阳明先生的一生亦是体现了"内圣外王"的标准与风范的儒者的一生。虽然,王阳明先生在世之时确曾与一些道士、掸师过从甚密,他的奇特的经历亦表明了他与佛道两家有着不解之缘,而阳明心学体系之建立确实有从佛学（尤其是禅与华严）借用资源的痕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阳明心学只是儒化了的禅佛学。事实上历史已经向人们证明了阳明先生无认是其人生的践行,还是其学问在世间的影…     

王阳明“心学”在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以及运用和推广

明代中后期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王阳明创立"心学",改变程南宋朱"理学"独大局面,对明清中国哲学思想乃至社会有着巨大影响。王阳明"心学"在贵州龙场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他晚年到广西邕州、浔州、梧州多地平定僮、瑶少数民族叛乱,将"心学"思想运用于实践,并在南宁、梧州等地开设学校、设立开放的图书馆向民众灌输其"心学"理论,提高民众文化素质。     

诠释与建构:朱熹和王阳明知行观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经典的诠释,朱熹与王阳明建构了具有不同理论视野的哲学体系.若单就知行关系而言,王阳明知行本体、知行合一说对朱熹知先行后、行重于知、知行并进的继承要大于批评;若关联本体论、工夫论而言,王阳明对朱熹知行观的批评则要大于继承.朱熹和王阳明知行观的比较研究,能进一步透显理学与心学的理论宗旨和理论特色,深化对理学与心学的理解.     

蕺山思想的定位之争——由编订《刘子节要》的争议展开

恽日初与黄宗羲围绕《刘子节要》的编纂之争,是蕺山学派割裂的重大事件之一.具体来说,黄宗羲认为恽日初在撰写《刘子节要》时所选文字不当,缺失"诚意新论"的重要内容,没有真正理解先师论"意"的本来面目,忽略了蕺山学中"独体"和"意根"、"慎独"和"诚意"相连的趋向,故而不能真正明晰先师学说的特点和精髓.恽日初受朱学影响较深,倾向于以"总周程而折中朱王"来定位蕺山之学;黄宗羲则更重王学,认为蕺山之学的核心在修正和恢复王学的真面目:因此,黄恽之争的实质就表现为蕺山思想的定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