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晋东南“干草会”事件及其所反映的山西基层社会

清末民初,晋东南地区的高平县、长治县、长子县等地发生了民众以抗捐税名义焚烧士绅及新式学堂的＂干草会＂事件。这一事件是在当时社会动荡、基层控制力减弱、清末新政中加征新捐税等多个客观条件下产生的一场民变。通过乡村失序情况下暴力的社会动员方式,＂干草会＂事件实际上是基层民众＂反近代化＂的一种行为,同时也暴露了国家权力中空后,士绅与基层社会出现了严重冲突,使得传统的乡村关系也逐渐瓦解。     

论开明士绅与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公益活动

开明士绅在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公益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在发展教育、赈济灾荒、兴修水利及道路、增进民众健康等方面做出了贡献.他们较好地继承了封建士绅热心地方事务的传统,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抗日根据地史上应占有一定地位.     

清末少数民族地区田赋征收与乡村社会权力关系变动——以四川会理屯粮征收为中心的考察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一个多民族县。在四川会理档案馆保存的大量晚清绅民互控档案中,众多反映因屯粮征收而引起纠纷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乡村社会权力关系变动图景。下层士绅、催粮总催、普通民众在抗粮不纳纠纷中所采取的策略、州官审断抗粮不纳纠纷的原则与取向,显示了晚清下层士绅在介入地方公共事务的过程中,自身权力的来源已发生变化,但其权力并未明显上升,仍然受到官和民的制约。尽管如此,这一变化仍然对地方社会权力关系的变化产生了影响。     

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核心价值的认同——以科举制度创新为切入点

宋初的科举制度改革促进了“士绅/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士绅阶层开始以天下为己任,将儒家道德理想普及于民间社会,即通过基层自治制度改革和创新增强民众的价值认同,进而在国家/士绅/民众共享和认同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构建起“三合一”的“民族命运共同体”,而贯穿其中的“道德契约”认同逻辑在协调民众/国家之间关系的“顶层认同”和日常生活中人际交往关系的“底层认同”中均显示出其历史合理性.重新梳理和认识传统的核心价值认同模式以及当代转型,正确对待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应当成为当前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认同和促进民主法制建设的历史文化前提.     

明末东南沿海社会重建与乡绅之角色——以林大春与潮州双忠公信仰的关系为中心

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基金项目(HKUST6169/98H)文章考察了明代后期广东潮州的著名乡绅林大春与双忠公信仰的关系，以此说明明代中叶以后东南沿海地方整体社会结构的转型。文章展现了读书人在民间信仰传播方面的重要影响，同时表明，一个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具有合法地位的外来的神明，要为某一地区的民众所接受，常常还要通过灵验故事和占卜仪式等来建立与地方社会的利益关系。而这样的过程，同时又可能被当地士绅作为培养民众对王朝和国家的认同感的机会。     

扩张与困顿：从警政经费看晚清地方警政建设

警政建设是清末国家权力向州县以下地区进行扩张的一次重要尝试。但是由于中央政府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因此不得不谕令地方自筹经费开办。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地方政府因财力不济,不得不采取加重捐税、增加税种以及和地方士绅合作等办法开办警察。由于经费筹措的困难和税源结构的重大调整,清末的警政建设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扩张之后,逐渐走向了困顿与萎缩。兴办警政助长了士绅力量的膨胀,冲击了原有的国家权力结构。     

冲突、认同与融合:汕头绅民与中西新学堂之关系——以清末民初岭东同文、华英、聿怀中学堂为研究中心

汕头开埠后,传教士和地方开明士绅开办的新学校是年轻人获知西方的科学文化、宗教文明最有效的途径。然而,汕头官绅与民众心中的保守思想、民族情怀,让新学在汕头的传播和发展坎坷不断。传教士与士绅不断因应汕头环境,沟通绅民,以各种变化发展来解决与地方的冲突与困难。通过梳理史料,重现近代中西新式学堂与地方民众间不断的"冲突、认同与融合"的代表性场景,并分析各自的立场及转变,以折射出汕头(教育)近代化的复杂过程。     

评《科举理学化——均田制崩溃以来的君民整合》

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帝制时期,现实生活中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之间关系怎样？它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作为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关节点的士绅阶层是如何形成的？这些问题,一直是研究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历史的重点之一。     

晚清士绅的文化权力与近代政治运动

士绅集团是影响晚清政治的一支举足轻重的文化及政治势力,其文化权力来源于科举制度下他们掌控儒家思想解释权的独特地位。晚清主要政治运动及其结果都可以从士绅争取文化权力的斗争中得到解释,如太平天国反孔的文化立场遭到了士绅的激烈抵制是其失败的深层次原因之一;晚清的自我改革运动由于侵犯了士绅的文化权力而遭到失败;近代乡村由于士绅势力的没落而导致乡村文化素质的普遍降低等。     

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下士绅精英的权威演化与基层治理逻辑

回溯传统士绅精英在国家基层治理中的功能及其分流、异化到势微的过程,有助于理解今日乡村精英嵌入基层治理面临的问题。传统中国的国家权威从文化意义和意识形态方面对民间社会进行整合,而地方体制通过对民间社会的直接管辖发挥着实际影响而确立权威,两种权威在整个社会的政治运行中处于一种微妙的互动关系,这其中,士绅阶层作为重要的变量承担着诸多治理责任,政权对地方民众的公信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以士绅为代表的地方精英的公信力。晚清在内忧外患中采用了捐官、保举等权宜之计,这些举措迅速分化了士绅精英,最终导致其在20世纪初的国家政权建设运动下逐渐消亡。     

明清时期雷州地区士民义举述论

明清时期,雷州士民的义举表现在资助族人度过难关、对身陷困境的乡邻施以援手、让利施惠于人、为人申冤化解邻里矛盾纠纷、灾后义赈、捐资兴教助学、为民请命除害等方面。明清时期雷州地区经济的发展、儒学教育的深入普及、雷州地方官及本地义士义举的示范影响、官府对义举的表彰及民间对义士的推崇等,都推动了义举风习的形成。明清时期雷州地区士民的义举对地方社会民生有着积极意义。     

晚清乡村绅权及其运作

晚清以降，咸同军兴，乡村秩序岌岌可危。持续衰弱的国家权力有赖于社会力量以共渡难关。由来已久的绅权因其强大的管道实体功能而成为一种有益选择，即对上作为管道以代行公权职能，维持乡村稳定；对下作为实体以聚合民众，主导乡村自治。从发生论角度，晚清学额制度改革造就了规模庞大的乡绅阶层，而学额增加则进一步激发了乡村读书人的入仕信心。他们将理学和经世学结合，使晚清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为之一新。而这些富有进取精神的乡绅价值一经得到有效释放便在最大限度内缓和了清廷所遭遇的政治危机。当然，绅权主体嬗变也带来了绅权外延的积极扩张。这种扩张的标志性事件表现为绅权外溢到由国家权力所垄断的军事与财政领域。在军事权之授予上，乡绅因获得上下信任，进而在战争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财政权之获得上，政局震荡所引起的财政危机使得中央必须依赖地方经济支持，而乡绅在动员乡村抵抗太平军的过程中获得了法定筹饷权。作为一种制度对价，乡绅在19世纪中期协助清政府渡过危难之际获得了之前三百年间不可想象的权能。有了军事与财政特权，乡绅便可以通过公局治乡和团练维稳，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积极发挥效用。虽然在法律时效上，晚清乡村绅权早已隐入尘烟，但这...     

强化干部队伍“三观”建设关键在于抓好权力观教育

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有一定权力,能否掌好权用好权,则取决于他们的权力观,抓好权力观教育,也就抓住了关键。抓权力观教育,重点是要正确处理好个人职权与党、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权与法的关系;权与钱的关系;职、权、责、利的关系;权力性影响力与非权力性影响力的关系;权力与规律的关系。同时还要强调加强学习,强化监督机制,加大反腐力度。     

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中州县官与绅士关系之演变

官绅合治是中国地方行政的常态。19世纪中期以前,清代绅士一般不担任地方政府职务,他们只是给州县官提供咨询,进行协助,州县官掌握着对基层社会的主控权;咸丰初年,在太平天国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清政府在全国大规模地兴办团练。绅士通过团练组织,扩大团练的社会功能,由幕后走向了前台,成为乡村控制的主体。清末新政时期,办理地方自治,使大批绅士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由非正式权力变为正式权力,绅士不仅已完全控制基层社会,并且正式进入州县政府机构。     

鲁迅小说中“士绅”形象的隐喻意义和结构功能

晚清民初的士绅在鲁迅小说中的形象内涵,一直缺乏认真研究。士绅形象在鲁迅小说中实际担负着隐喻传统文化"规训"力量、文化控制的意义;同时,作为"他者",士绅在鲁迅小说中起着形成"平民"形象内涵的对照物、结构小说模式的独特功能。从对士绅形象的研究,我们将发现鲁迅作为"平民文学"的主创者之一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批判精神和洞察力度。     

论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

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核心话语在于,无产阶级执政党要想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必须掌握政权;权力不是从来就有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权力是一种社会现象,但首先表现为是一种政治现象;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权力不等于权威,所以,无产阶级执政党要提高执政能力,提高领导效能,就需要不断扩大权威而不是扩大权力。     

清末广东巡警的创建与官绅关系

近代警察制度的引进自始即有地方绅权伸张的背景,1900年广州绅商最早设立巡警局。针对地方绅权的扩展,广东官方一面积极参与巡警的创建,力图控制新兴的警察力量,同时又设法利用新的警察制度收归原有的地方团练。而官方的过多干预,却挫伤了地方士绅的积极性。因为经费等问题,广东巡警之创建并不顺利,成效不彰;又因为盗匪问题,地方团练反而得以发展。1907年“警保局”在省城出现,官权不得不向绅权让步。     

论高等教育管理的政策性原则

通过分析当前社会制度、教育体制、现实环境、学术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以及高等教育管理原则特点,本文认为高等教育管理要遵循政策性原则,并对政策性原则在高等教育管理中的表现作了宏观和微观的论述,提出了政策性原则在管理中的具体要求。     

论近代湖南绅士的群体结构及其社会影响

湖南绅士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影响力的特殊社会群体.由于它崛起于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特殊历史时期,因而其群体结构极为复杂,不仅有传统的功名绅士,辞官退职的乡居绅士以及部分捐纳绅士,而且还出现了大批军功绅士和世袭爵职绅士,从而造成了湖南"绅权大于官权"的反常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