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律诗是古代汉诗主导诗体的原因——兼论词与曲在古代汉诗中的文体调和作用

格律诗能够成为古代汉诗中最重要的定型诗体,其诗体的主导地位维持了千余年.既是因为格律诗本身具有齐言体、音乐美等格律上的诗体优势,也是受到了以科举制度为代表的官方保护的结果,更是因为有词和曲这样的准型诗体作为格律诗最重要的辅助诗体,减轻了定型诗体对诗人的文体自由的抑制。词和曲加速了古代汉诗诗体由定型诗体到非定型诗体的诗体解放进程,促进了汉诗诗体在诗体规范与诗体自由之间的和解,避免了汉诗诗体走上极度律化或极度散文化的极端。由于词与曲的文体调和作用,古代汉诗形成了长期以格律诗为主导诗体,词、曲为辅助诗体的定型诗体与准定型诗体并存的诗体多元格局。在形式和内容上,词和曲与格律诗相比,更具有灵活性和通俗性,有效地纠正了以格律诗为代表的正统诗歌在形式与内容上的严肃性。不仅有利于格律诗的存在,也极大地从诗的体裁和风格上拓展了古代汉诗的生存空间。     

论格律诗是汉诗定型诗体及唐代的诗体格局

汉诗由不定型到准定型再到定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到唐代才建立起定型诗体和格律诗。格律诗确立了汉诗的音乐美形式特征,构成了严格的齐言体,形成了书面文学的建筑美,为汉语诗歌(古代汉诗和现代汉诗)重视听觉效果和视觉效果、将音乐形式和排列形式作为主要的两大外形式特征打下了基础。唐代形成以格律诗为代表的垄断诗体后,汉诗诗体的齐言体格律形态完全形成,形式的变化日趋缓慢。唐代仍然是一个以格律诗为主导、其他诗体为辅助的多元诗体并存的时代,出现了定型诗体与准定型诗体、高雅诗体与低俗诗体共存的局面。     

论汉代至初唐是古代汉诗定型诗体建设的重要过渡时期

从汉代到唐初是汉诗诗体由不定型到定型建设的最重要的过渡期。在这一时期基本完成了汉诗诗体及汉诗形态的建设,出现了赋、乐府,以五言诗、七言诗为代表的古体诗,为定型诗体格律诗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汉代是汉诗诗体由四言向五言过渡的诗体松散的时代,虽然未建立起定型诗体,却扭转了"楚辞"开始的汉诗的较为极端的"散文化"倾向。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汉诗诗体多元化大发展的时代,是汉诗诗体进入自觉阶段的成熟时期。     

论古代汉诗诗体的流变形态

古代汉诗的诗体一直在文体自由与文体法则的对抗与和解中流变着。尽管在古代汉诗的诗体进化中、在诗体上或诗的形式上,文体的"收"与"放"都分外明显,但是古代汉诗史上每一次诗体变革都不是后者对前者的极端取代,前代的诗体总是保存下来,没有发生20世纪初期的新诗革命那样的诗体大革命,在诗体进化中,自由与法则间的和解总是多于对抗。因此,不能结论说古代汉诗的诗体历史是从诗到词,再到曲的诗体更替史。正是在同一时代存在多元诗体,特别是定型诗体与准定型诗体并存的局面,古代汉诗才能够长期存在。     

唐代格律诗的体式规范性

唐代诗人创建和完成的近体诗即格律诗,不论时代内容和诗艺创造,都蔚成辉煌鼎盛的艺术奇观。而在诗的格律运用上也成为后世体式规范,一千多年中成为格律诗的实践认定的标准。对于依据唐代格律诗用韵的经验而标列的"平水韵",以及现代汉语普通话音韵为据的"新韵"进行了古今的比较。特别对今人写作旧体的格律诗,如何认识与实际处理体式与格律中的一些问题,如五律的"孤平"、七言排律体式的局限性等,都发表了不同寻常的见解。     

论法国现代诗歌对中国新诗诗体建设的影响

法国现代诗歌是新诗重要的诗体资源之一 ,不仅直接影响到了新诗的音乐形式和排列形式的建设 ,还促进了新诗诗体的散文化和自由化。特别是在新诗草创期 ,散文诗体的引进刺激了偏激的自由诗运动 ,象征派诗歌也在新诗诗体建设期妨碍了新诗诗体的定型 ,纠正了以英国传统诗歌为诗体模式的新格律诗过分重视诗的格律的极端。即法国现代派诗歌加剧了新诗自由化和律化的对抗     

诗体之争与诗体重建——“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热点话题论争综述

诗体是诗的文体规范。在人类诗歌史上,诗歌形成了两种诗体——定型诗体和准定型诗体。汉语诗歌的“新诗革命”是在“诗体大解放”的口号下产生的,百年新诗历史正是新诗诗体的格律化与自由化多对抗、少和解的历史。新诗是否应该重视诗体建设？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重点建设格律体还是自由体？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新诗研究者。在2009年8月的“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上,不同学派的新诗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诗体之争”,出现了多种观点：新诗应该建立定型诗体,新诗应该建立准定型诗体,新诗应该无诗体;新诗应该是格律诗,新诗是自由诗,新诗应该偏向格律诗,新诗应该偏向自由诗;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偏重音乐形式,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偏向视觉形式;诗体建设是伪话题,诗体建设是当务之急……透过学者们的争论,不仅可以了解新诗研究及创作的现状,特别是新诗研究界的热点话题;而且可以弄清新诗的文体特征和文体价值。     

百年新诗三种准定型诗体的流变

尽管百年新诗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新诗的诗体建设生态恶劣,自由化、散文化的自由诗势力过分强大,导致定型诗体及准定型诗体建设艰难。尽管新诗初期就粗略地建设起现代格律诗、长诗和小诗三种准定型诗体,以后也时时有人进行建设,却没有得到健康的发展,这些诗体不得不以起伏不定的曲折方式生存,其文体的稳定性时时受到破坏,它们作为准定型诗体的价值和诗体规范也总是受到怀疑。三种准定型诗体都出现诗体解放的现象。现在应该在已有的基础上好好建设这三种诗体,特别是加强现代格律诗的建设。现代格律诗的诗体建设重点应该在诗形上而不是在诗律上。     

新诗革命及白话诗生成的五大非诗原因

19世纪末20年纪初，历史久远的汉诗确实需要采用白话和自由诗体，来打破有些僵化的言在语言上和韵律齐整的定型诗体格律诗在诗体上的垄断。但是这些体变革的内因并不会导致极端的新诗革命。社会变革这一外因极大地催生了新诗革命及白话诗，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取消、留学运动的兴起、传教活动的普及、报业的大发展和平民教育的流行这些非诗事件，极大地改变汉语诗歌此间的功能。汉诗功能的巨变带来了汉诗体的大革命。因此白话新诗既是汉诗体自身进化的结果，更是特殊时代的政治化变革的产物。     

用新音，保格律

对于格律诗词的争论，目前有三种观点：放宽格律诗和词的格律，写一种新格律诗；格律诗词是古体诗，现代人也应该用古音来写；用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语音写律诗和填词。新格律诗，降低了律诗和词的格律美，失去了格律诗词的评判标准。现代人写时仍应该用古音会无所适从，使字音失去客观标准，今人只能用今音来读，古人是用其当时的语音来写作的。用古音反而破坏了诗词格律，用今音才能保住诗词格律。     

苏轼“词如诗”的原因探析——由宋人的“以诗为词”论谈起

苏轼词是宋代词史乃至于中国古代词史中的集大成者与开创者。由于苏轼自己对词有独特的认识且将之运用到实际创作中,故从宋代开始就有研究者提出苏轼是“以诗为词”,或者干脆说其“词如诗”。究其原因,确与接受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有关,而更深层的则是由苏轼自身的词学观、创作态度、艺术手法以及文学修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所致。     

谢朓诗声律的接受史考察

谢诗歌是"永明体"的典型代表,对唐代格律诗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要弄清中国古典诗歌从古诗到近体诗演进过程,则必须研究谢诗之声律的接受状况.其间有三个极为重要的关捩:一是沈约、钟嵘与"调与金石谐"的论断;二是以<四声指归>为代表的北朝及隋对小谢声律诗的传播与接受;三是<文镜秘府论>所代表的唐代的接受状况.连点以成线,共同构成了谢之后世诗人及文学理论家对谢诗声律的承继与接受轨迹.     

朱敦儒词风探微

朱敦儒是宋南渡时期的重要词人,宋人汪莘曾将他与苏轼、辛弃疾并称为“宋词三变”,这个“三变”论从很大程度上是就朱词的风格而言。朱敦儒的词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概言之,朱氏早期词风以密丽和狂放为主,中期转为疏朗和沉郁,而清新与通俗则是晚期词作的主导风格。     

论李贺的古体诗创作及其声韵特色

论述了在近体诗主导诗坛的中唐,李贺诗作精妙,但他更着意创造古体诗。在声韵上呈现出一系列有别于近体诗用韵的特色,以尤韵为主,色调忧患。     

宋词学批评中雅与俗的思考

梳理宋代词学批评中“雅与俗”问题可以看出 ,所谓“雅”实质上是士大夫文人社会思想意识的反映 ,是他们价值观念的体现。南渡前主要体现为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意识 ,是思想意识层面上对日益兴盛的市民文化的对抗。南渡后还进一步涉及到词的功用问题。而艺术风格层面上的“雅俗”问题则一直贯穿两宋词学批评     

唐前对宫体诗的批评

在初唐史学家和“四杰”、陈子昂等人批评南朝文学之前,宫体诗已经经受了五次批评。它们分别发生在:宫体得名之初、梁末侯景之乱时、陈代何之元编纂《梁典》时、隋代李鄂上书高祖革除浮华表和王通著《中说》时。但五次批评都未对宫体诗的创作产生直接而显著的影响。究其原因,在于以下两点:整个社会盛行以宫体为代表的文风、批评者既无理论创新又无创作实绩。但唐前批评也逐渐出现了新气象,已经由单纯批评宫体和宫体诗人转变到批评整个汉魏六朝以来的文学创作,带有追根究底的性质。这种批评方法为初唐南北文化融合时批判继承南朝文学积累了经验。     

论闻一多新诗格律的民族化建构

闻一多提出要对中国新诗进行民族化建构。所谓“民族化”,意指对古典文学传统进行现代的转化。闻一多根据中国律诗和西方格律诗的内在契合,进行格律重建,创建了新格律诗理论。本文从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三个方面论述了闻一多对新诗格律的民族化建构。     

词:一体两面--从宋人对东坡词的批评与东坡词论考察宋代的词体观

词的文体特性问题之所以众说纷纭 ,难以形成定论 ,并呈现出相互矛盾的态势 ,是因为宋人对于词体的看法就有两重性。这种两面性 ,最先是由苏轼词体观的两面性所引发。宋代词论中这一具有原生色彩的矛盾 ,一直贯穿到后代的词论中。词论的两面性 ,自然影响了词史发展格局的多样性。而词史格局的多样性 ,反过来又支持了词体观念矛盾性的发展。     

论中法诗歌现代化进程中自由诗革命的差异--兼论法国自由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现了世界性的现代诗歌运动,其中以"自由诗"革命为具体体现。对诗的艺术性的重视是法国现代诗歌得以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法国现代诗歌运动及自由诗革命比中国稳健得多,既追求诗体解放和作诗自由,出现了诗的散文化、自由化倾向,又重视诗艺的探索,尽管也有激进的改革,但更多是较为稳健的改良。法国的自由诗革命的目的与中国为了推翻传统诗体的目的颇异,更没有中国新诗革命所承担的政治革命重任,只是从诗艺的角度对已有诗体进行改良,因此达到的效果也迥异。法国的现代诗歌运动也对中国的新诗革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论中唐通俗诗派

中唐分前后两个时期。后期诗坛有通俗、怪奇、雅正三个流派 ,三大流派构成了奇特的鼎立抗衡格局。通俗派诗歌的主导风格在于质实通俗 ,不避俚浅 ,讽兴时事 ,不虚为文。如此倾向可谓其来有自 ,总体上说是其主观追求的结果。就艺术实践而言 ,成就不小 ,但缺陷难免。“非求宫律高 ,不务文字奇” ,此为通俗诗派审美追求的全部内涵 ,同时也是抗衡雅正诗派、怪奇诗派的鲜明旗帜。审视一番诗派鼎立之格局 ,有助于中唐诗坛形势的立体化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