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创业区位的选择

在农民工做出创业决策,选择返乡创业或留城创业过程中,存在着农民工、家乡地政府和务工地政府之间因利益不一致而产生的博弈行为。为研究两地政府的政策对农民工创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可以利用动态博弈理论,构建两地政府、家乡地政府与农民工、务工地政府与农民工之间的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三者的博弈关系。家乡地政府与务工地政府吸引优秀农民工返乡创业或留城创业的占优策略都是采取支持政策;相对于经济发达的务工地政府来说,家乡地政府在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在家乡地政府支持政策下,农民工能利用家乡的优势情况下返乡创业概率较高;务工地政府具有较好的市场、信息、资源等有利于创业的优势,占优策略是选择支持政策,吸引优秀农民工留城创业。因此,两地政府在制定吸引农民工创业政策时要扬长避短,为创业者提供创业所需的条件,降低创业成本。     

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调查报告

本文根据全国27个省份246个村庄获得的3690份问卷为研究基础,对当前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基本状况、返乡创业难度、创业扶持政策等进行分析。调查表明:现阶段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现象较为普遍,农民工返乡创业存在创业收益少、创业风险高、创业资金单一、政府支持政策不足等问题。各级地方政府应有针对性的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建立符合农民工需要的公共创业服务体系,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政策支持。     

基于演化博弈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研究

在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决策过程中,存在着农民工与地方政府这两类博弈主体,为研究相关要素对返乡农民工创业问题中主体行为演化的影响,借助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返乡农民工与地方政府交互过程的演化模型,分析了特定情形下返乡农民工和地方政府行为交互系统的均衡点及其稳定性。研究发现：返乡农民工创业演化系统收敛于两种模式,随着系统相关参数的变动,系统收敛于不同模式的概率发生显著变化,通过调节相关参数可以优化返乡农民工创业路径的演化,引导系统朝着“理想”模式发展。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务工地商务成本的提高和农民工归属感的增强,许多农民工开始走上了返乡创业之路。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成为家乡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但是,农民工返乡创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在返乡创业的过程中会遇到政策、资金、文化素质等因素的制约,各级政府应该为他们返乡创业提供积极的政策、服务环境等支持,最大限度地调动返乡创业者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积极因素,促进新农村建设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     

中部欠发达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困境分析与政策优化建议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大量农民工返乡,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成为破解＂三农＂问题的新课题。但由于国家政策扶持力度不够等原因,导致农民工返乡创业困难重重。为此,通过对江西省438个已返乡农民工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促进返乡农民工创业的若干政策建议,即充分发挥政府宏观指导的功能,为农民工创业提供环境支持;保障政策的连续性,等等。     

障碍与支持:返乡青年农民工创业研究——基于对保定市的调查

金融危机下大量农民工返乡,创业成为许多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选择。针对保定市278名返乡青年农民工的调查显示,缺乏政府政策扶持、相关手续繁琐、创业资金不足、缺乏社会资本、信心不足、缺乏理性选择创业项目、创业综合素质较低等主客观因素是制约返乡青年农民工创业的主要障碍。解决返乡青年农民工创业难应从多元化社会支持政策入手,即政府应该提供财税优惠及培训服务,金融机构应进行资金服务创新,新闻媒体加强舆论宣传引导与监督,社会团体发挥合作与补充作用,社会工作者提升其综合素质来共同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创业支持。     

返乡农民工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探析

返乡农民工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强大力量。首先,返乡农民工是新农村经济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其次,有利于推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第三,有利于新农村管理更加民主。然而,返乡农民工在创业中困难重重;返乡农民工文化素质偏低;村民自治制度不完善,此三大问题阻碍了返乡农民工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的发挥。政府有关部门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返乡农民工加入创业园区意愿分析——基于江西省463个农户调查数据

利用江西省463户返乡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在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运用Logistic模型就返乡农民工加入创业园区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地理位置、农户年龄、婚姻状况、农户风险偏好、农户能借款人数、政府支持力度、政府办事效率以及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对返乡农民工加入创业园区有显著影响;而性别、文化程度、是否担任村干部对返乡农民工加入创业园区影响不显著。     

政策支持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西调查数据

采用江西省1 145个返乡农民工微观调查资料,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政策支持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总政策支持力度越大,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就越强;而各项具体支持政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是否提供创业技能培训＂、＂是否提供税收减免＂和＂是否提供创业信贷扶持＂影响显著。因此,当前政府应优先提供税收减免、创业技能培训及创业信贷扶持以积极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     

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的联动机制: 逻辑前提、堵点及疏通路径

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新发展阶段农民创业的环境日趋优化。 宏观大局动因、 中观市场动因、微观协同动因构成了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联动机制的逻辑前提。 但在乡村振兴战 略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仍存在许多问题。 从总体上观察,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信息知晓率低、农民工 返乡创业资金匮乏、农民工自身能力不足、农村缺乏良好的创业环境构成了当前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 振兴联动机制的堵点。 在新发展阶段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的联动机制优化路径主要有:加大返乡 农民工创业政策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工政策知晓率;拓宽农民工返乡创业融资渠道,提高农民工返乡创业 意愿;加强农民工创新创业培训,提升返乡创业农民工综合素质;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提高农民工返乡 创业意愿。     

农民工培训的逆向选择及破解对策分析

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关键就在于加强农民工培训。目前,政府对农民工培训的投入力度正在逐年加大;但用人单位对农民工培训却缺乏积极性,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农民工培训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破解对策就是农民工通过“信号传递”的方式使企业了解到其个人素质的完全信息,这样企业将针对高素质农民工与低素质农民工制定不同的服务合同。政府在农民工培训过程中要加强政策导向投入、财政支付投入以及技能凭证管理投入。     

农民工问题与和谐社会构建

受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分立制度等因素影响,当前农民工问题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发展。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和着力点。     

农村弱势群体医疗保障制度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在新农村建设及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面向农村弱势群体医疗保障制度仍存在诸多体制性障碍缺陷。因此,重点对失地农民、农民工及贫困农民三类弱势群体进行医疗保障,集中完善包括合作医疗与医疗救助等多层次、多形式的医疗保障制度,实现病有所医、贫有所济,最终解决农村弱势群体的医疗保障问题。     

试行“费改税”对农民负担的影响——以湖北监利178户典型调查为例

以农村税费负担为核心,以试行"费改税"的农民负担为主题,对政策试行前后农民对负担的反应进行了分析,发现农民对目前的负担政策比较满意,对"费改税"政策的试行也比较欢迎.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问题是基层对农村"费改税"政策目标认识存在很大偏差.将"费改税"政策目标定格在负担绝对数的下调,明显是错误的.若"费改税"的收取仍以农户家庭人口规模与农地规模为基准,而对农民本身的收入水平不作更多的考虑,则农村税费改革的目标--理顺政府与农民关系,让农民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将很难达到.     

农民工加入工会问题研究

农民工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阐述了现阶段各地农民工加入工会的态势,探讨了农民工加入工会的重大意义。     

“农民工”问题的社会学思考

近年来随着农民工规模的不断扩大，农民工在经济、政治、人格等方面表现出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政策性歧视、观念偏见、利益分歧与冲突是其主要原因。解决农民工问题，需要从政策合理引导农民工流动、建立和完善增进社会公正的有关制度、创造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有利条件、提高农民工适应城市社会的能力、尊重和保护农民工维权意识等多方面努力。农民工问题只有从根本上得以解决，中国社会经济才会真正走上持续快速发展的轨道。     

从农村税费改革到农村政府改革

广大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人,进一步减轻与规范农民负担对新农村建设具有基础性与战略性。农民负担问题实质上是农民与政府的关系问题,是农民财产权与政府征收权的关系问题。深化农村政府改革既是农村税费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既要深化农村政府机构改革,又要加快农村政府职能调整与重构农村政府行为范式,还要改善农村政府外部环境。     

从现行农地制度的缺陷看农民权益的保障问题

“三农”问题是国家一直非常重视的问题,而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将反映到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农民权益的保障上。文章从现行农地所有权、使用权、流转及管理制度的缺陷入手,分析了农地制度运行过程中农民生产生活的变化、农民感性层面和制度深层面等方面反映出来的对农民权益的保障程度,提出从观念转变中做好相应的农地制度政策调整,这包括：认真把握农民权益保障的落脚点；政府行为目标的转换；农民非农化收益的充分享受；恢复成立类农会组织等。     

近代中国农会立法之演进及其乡村治理之价值判断

在近代中国,农会是农民组织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形式.近代农会立法演进的历程,彰显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结社自由与自治管理权的肯定和推动.历代政府主导的有序变革经验表明,可以试图通过农会立法有效笼络乡村精英实现乡村治理,达到管控与自治机制相结合而良性互动、稳定乡村社会秩序的目的.     

民国时期农会的历史考察——以1927年-1949年的国民党农运为中心

中国近代的农会出现于清末,一直到北洋政府时期它都是一个研究农学、讲求农务的新式职业团体.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一起致力于农民运动,共同组织农民协会.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也在农民政策上发生了大的转向.在完全推倒过去农民协会的基础上,在新的农民政策下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农会系统,其农会工作的目标与路向被确立为通过组织农民对农民进行控制,并在政府及党部的指导下发挥一定现代社会组织的作用,维护既有的社会秩序.这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农民协会当成是一种革命政权组织的发展模式是迥然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