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符号学打开的可能性

作为认知科学和符号学相结合的年轻学科,认知符号学在形成之初就确定从认知角度研究一切文化符号,破解意义生成的认知结构和过程。在学科的发展过程中,认知符号学被影视、文学、广告等不同领域的学者们运用,以解决学科的认知问题,拓展着学术领域。而认知心理学中,符号表征的认知规律、认知图示和社会认知等理论,可以为这个学科的理论建构提供更多的开放空间。     

回顾与展望: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进展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理论关注,形成了基本理论、民族团结教育、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民族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等研究论域,呈现出从单一的实践关注、经验研究向系统性的理论研究与学科建构的深化发展的鲜明特征。与当前国内外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的发展要求相比,该领域的研究在总体上还不够系统、成熟,研究力量还相对薄弱,缺乏厚重的理论成果,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提升。     

人类学视角下的民俗文化空间——以云南省巍山县回族民俗为例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民俗研究从历史研究的传统维度转向注重当下人们的生活世界,开始重视民俗的意义理解和文化阐释,强调将民俗事象纳入地方社会的历史进程和整体社会结构中加以考察。"空间"是社会文化理论的一个核心主题,"文化空间"作为指称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形态和样式的人类学专门概念,已运用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和保护实践中。而民俗作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密切相关的领域,却鲜有人关注其空间属性和空间视角的研究。民族民俗文化空间主要有日常生活文化空间、人生阀限文化空间、节日聚合文化空间三层面。通过回族民俗文化空间的建构分析,能更好地展现出回族民俗文化超越时空的人生意义、凝聚精神的社群意义、承传文化的民族意义。     

民族志动画中的跨越“在场”与记忆“再现”——基于湘西苗族仙娘仪式影像的实践反思

文化记忆是一个民族凝聚群体、实现文化认同的重要内核,其中族群仪式作为一种具体的文化行为深嵌于特定的社会情景场域,对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构筑起到关键作用,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民族志动画通过一套特别的视觉媒介符号体系进行知识生产与意义呈现,在表达回忆、经历等抽象经验方面可跨越“在场”时空屏障,为新时代的影视人类学提供新的范式实验和新的模态可能。基于湘西苗族仙娘仪式影像实践,通过与文化持有者开展互为主体性合作和反身性对话,可生成饱含原住民真切情感的民族志动画影像文本,在影像志的“抒写”中实现仪式记忆的“再现”与族群文化记忆的表达。     

加强行政文化建设深化行政体制改革——首届行政文化论坛观点综述

加强行政文化的研究和建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当代中国,社会、经济领域已经并继续发生广泛和深刻的变革,研究行政领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必须研究行政文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深化行政体制改革问题,必须研究行政文化建设问题.通过对我国首届行政文化论坛的专家观点做简明梳理,以论证行政文化和行政体制改革是认识与实践的关系.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意义及其理论深化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在当代是否依然具有生命力,这是每一个社会发展研究者必须关注的问题.本文试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和核心、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三大问题、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终极目标等三个方面进一步论证和阐释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意义和价值.并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发展理论的伦理价值维度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进行深化研究,明确社会发展主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意义和作用.     

集体记忆中的“生成性记忆”和“固化形式记忆”

集体记忆的提出与发展,超出了西方记忆理论的传统认知与探讨,成为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采用“生成性记忆”和“固化形式记忆”两个涵括性更强的术语,对集体记忆研究的开创者莫里斯·哈布瓦赫以降的理论发展和演进理路进行分类讨论。生成性记忆指集体记忆的流动与易变特征,是哈布瓦赫本人以及扬·阿斯曼所探讨的沟通记忆所具有的特征；固化形式记忆则强调集体记忆凝固化、意识形态化特征,具体以身体习惯记忆、文化记忆、记忆场等论题为研究者所关注和讨论。研究这两种不同类属记忆的功能与特点,可以推进集体记忆研究在更丰富、更广阔的视域中展开。     

社会记忆与蒋介石形象的塑造:1949~2014

对人们关于特定历史人物或事件记忆的研究,可以洞察这一特定历史人物或事件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脉络变迁轨迹。蒋介石这一人物形象伴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历史阶段,在人们心中呈现出不一样的记忆版本。本文试图对社会记忆理论的理论谱系及其核心意涵进行梳理,作为分析当代人们关于蒋介石这一特定历史人物不同社会记忆的分析视角,通过定性研究方法,对蒋介石故居浙江省奉化市溪口镇进行田野调查及文献资料,旨在展示人们对1949年以来不同时期的蒋介石形象进行展示,分析了在全球化、市场化、现代化和台海关系发展的背景下,研究蒋介石如何在不同时期被塑造成为各具特色的人物及其背后的历史、社会因素。研究表明,蒋介石形象变迁这一个案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社会记忆在不同社会情境下被建构的过程,国家的政治旨趣和社会成员的个人遭遇都被卷入其中,使其成为工具化的一种手段随着时间的流走而变化。     

社会记忆下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载体探析——以黔东南苗族为例

以贵州黔东南苗族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从社会记忆的角度来看待传统文化的演化,关注民族文化的记忆建构过程,以及集体记忆以文化的方式是如何被传承的。同时借助社会记忆的理论和模型分析了传统文化的社会记忆载体以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记忆图式,从民族认知主体的视角反思了人类活动的结构、模式、进化及其规律,探讨社会进化和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内在形成机制和互动模式。     

以意义为中心的布鲁纳文化心理学研究

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提出了以意义为中心的认知心理学体系,强调跨学科融合,推动了心理学和人类学的整合,探讨意义生成的过程与机制,形成了以意义与叙事为中心的文化心理学。布鲁纳建立的文化心理学通过对叙事实践的研究,探讨文化在经验、记忆和社会行为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不仅促进了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和理论化,还直接影响了教育、医学和法律领域的研究与实践,为理解文化与心智的关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当代德国记忆理论流变

纵观记忆理论的发展,可以发现:记忆理论主要在20世纪得到了长足发展,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是集体记忆的理论鼻祖,但记忆理论主要在德国得到了突破性的进展,阿斯曼夫妇厘清了各种记忆的概念及相互关系,提出了文化记忆理论。文化记忆理论成为学科交叉研究的对象,联接了社会学、考古学、文学、历史学、文化研究等各个方向。     

文化记忆、传统创新与节日遗产保护

根据德国学者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仪式与文本是承载文化记忆的两大媒体。在各种仪式行为中,节日以其高度的公共性、有组织性和历史性而特别适用于文化记忆的储存和交流。节日的文化功能,不仅在于对内的文化认同与社会整合,而且也在于对外的文化中介与民族同化。现代社会中的传统节日,带有文化遗留物与象征物的特点,且具有更大的公开性、全民性和民族性。顺应文化记忆的逻辑以及文化美学、社会教育学与旅游文化等多方面的社会要求,在保护节日遗产的同时,有必要对其进行适当的改良与创新。     

服饰与服饰制作：作为族群集体记忆的身体实践——以广西凌云县果卜村那播屯为例

民族服饰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紧密结合而产生的日常文化形态,由众多符号集结而成,它不仅能传承民族记忆符号,也是维系族群内部秩序的重要工具。桂北蓝靛瑶人民群众以自然身体为基本载体,在挑花刺绣、制膏染布、织锦做衣等制作实践和日常穿戴实践中实现了对族群集体记忆的动态传承,并完成了集体记忆在服装、首饰、蓝靛池、节日庆典等文化空间内的操演呈现。     

城市景观的媒介建构——以株州为例

城市景观建立在地理的基础上,又被赋予了丰富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人文内涵,传媒成为信息化时代建构景观象征意义的重要工具,考察地理景观就是解读阐述人的价值观念的文本。中国城市化在快速推进的同时出现严重的文化冲突和认同危机,而大众传媒对城市文化认同感的建构起到重要作用。地方媒体通过强化地标性景观的文化内涵,唤醒怀旧的城市集体记忆,发起对城市地理景观的媒介批评与公民维权行动,来对城市景观进行塑造和想象,建构城市精神家园。     

庆典:集体记忆和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而现代生活中的各类庆典提供了考察其实在性的经验领域。庆典与社会认同有关,而集体记忆是连接两者的中间力量。庆典和集体记忆紧密相关：通过凸显文化符号、与历史的勾连能力以及对当前现实的诠释,庆典既可以复活旧的集体记忆,也可以制造新的集体记忆;而集体记忆又和社会认同紧密相关,通过制造共识和辐射话语力量,集体记忆能有力地推进社会认同。     

历史记忆与家族建构——以湘西田氏土司后裔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传递历史记忆的媒介,口述传说、文字、身体、仪式、碑刻等不一定能完全客观地呈现历史事实,但透过这些方式选择、重组与诠释的“过去”,往往成为人们合理化当前社会现实的重要方式。湘西古丈县田家洞为改土归流前永顺宣慰司下辖的小长官司,村中土司后裔——田氏自改革开放后,藉由祖先传说、修谱与立碑、仪式展演等活动叙写家族历史,强化族众认同。实际上,围绕历史记忆展开的家族建构不仅体现了不同能动者之间的权力角逐,也为诠释“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复苏提供了一种视角。     

新媒体时代“非遗”舞蹈女性参与研究综述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女性参与“非遗”传承面临着特殊的机遇和挑战。通过对国内外“非遗”舞蹈女性参与研究文献的梳理,结合新媒体时代我国“非遗”舞蹈传承研究现状,文章发现目前我国“非遗”舞蹈女性参与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尚存在若干不足。新媒体时代女性参与“非遗”舞蹈传承与保护,不仅要充分发挥女性对网络社交平台的独特优势,借助身体的动态影像实现“非遗”舞蹈传播;更要关注在交互过程中通过个体经验阐释“非遗”舞蹈的文化精神,提高性别意识,发出女性的主体声音,在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共同寻求真正的性别平等。      

调适与演进:无文字民族文化传承探析

无文字民族文化传承从传统到现代,历经口头语言、实践记忆、实物图符、文字借用、传媒介质、网络空间等形式,各种传承方式彼此之间交叉互渗,盘根错节,共同呈现和统一于文化"一体"之中。文化传承在不同的生存环境、时代背景或社会技术条件下存在着自我内在的调适机制,并随人类文化的发展永无完结地向前演进。     

闽西汉剧的民间社会背景与文化意义

闽西汉剧是由外来的西皮、二黄声腔在闽西地区扎根、衍化而成的。闽西独特的社会和历史环境及本地特有的生态环境是形成闽西汉剧广泛流传的基础和条件。从闽西社会的组织结构和汉剧艺术的象征符号层面入手,通过仪式研究学派和文化人类学的手段探析闽西汉剧在其社会中的深层文化意义,有助于理解闽西汉剧所体现出来的宗族性的群体认同以及地方社会组织结构对于文化的独特作用。闽西社会结构以亲缘和地缘为主,闽西汉剧是以乡间的祭祀仪式和节日庆典为前提的,是闽西民间祭祀仪式的一部分,在仪式与社会中极具媒介与桥梁作用,并具有符号象征意义。     

乡村文化传统的实践与乡村文化振兴——以清潭街“舞草把龙”为例

“舞草把龙”是清潭街重阳节期间流行且带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标签的特定仪式,将其置于人类学视野下,追溯并描述其缘起与流变,挖掘其在特定情境中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对维系乡村社会生机活力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清潭街“舞草把龙”仪式的社会实践,即“舞草把龙”仪式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被列入“刘三姐文化”旅游节等种种事项,不难发现“舞草把龙”仪式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研究认为,这主要归因于“舞草把龙”仪式本身具有社会互动功能、情感联结功能、教育传承功能、社会控制功能。但仪式空间式微、仪式主体缺失等潜伏性危机不容忽视,亟待破解。而时下积极倡导的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传统民间仪式的合理开发与乡村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