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信访治理的治域转换与共同体构建

从场域理论视角出发，对河南省西平县基层信访治理实践进行分析，发现在基层信访治理过程中存在三种功能性治域，即行政管理治域、社会服务治域和行为文化治域，这三种功能性治域作为彼此协调互动的生命有机体，共同构建了基层信访治理共同体的实践场域。作为一个多种机制共振和多种资源整合的过程，基层信访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场域叙事促进了基层信访治理从崇尚功能性治域到拥抱复合性治域的起点重置。然而在复合性治域中，基层信访治理共同体构建仍然存在主体行政化、准则虚置化、工具悬浮化、客体错位和空间异质化等困境，亟须通过制度建设、监督规训、认知重塑等方式对基层信访治理共同体构建进行优化。     

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基于国家治理三维场域的中国共产党执行力解析

如何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课题。中国国家治理的独特之处在于"政党-政府-社会"的三维结构。作为国家治理领导性主体,中国共产党在三维场域的制度执行力决定制度优势所转化的实际治理效能。在政党治理场域中,党的制度执行力能够有效转化党的领导制度优势,打造国家治理体系;在政府治理场域中,党的制度执行力能够有效转化党的国家治理制度优势,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在社会治理场域中,党的制度执行力则能够有效落实党的国家治理制度优势,构建新型基层治理体系,夯实国家治理基础。     

组织场域视角下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逻辑——以苏南永联村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应对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治理制度创新。分析党组织领导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是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基点。本文从永联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历程出发,以组织场域的结构化再生产为分析视角,凝练出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作用机制,即政治引领机制、组织驱动机制和制度嵌入机制。此三大机制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打造了组织认同基础、组织运行动力基础以及组织制度基础。同时,拥有政治权威、经济资源支持的党组织主导了多元主体互动组织场域的结构化过程,并以其自身的政治化逻辑统合多元主体的行动逻辑,使得各主体能够在共同目标的引导下形成对新制度规范的“文化—认知”,进而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制度的演化与发展。     

自觉治理：公共危机基层社会共治的行为动机及作用逻辑

现代化使人类社会处在风险中，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所面临的公共危机风险也层出不穷，公共危机治理中，基层社会共治的意义日益凸显。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公共危机中，N市的多元治理主体在情感场域影响下组成了治理共同体，开展的基层社会共治成效显著。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引入情感场域维度，构建了自觉治理的理论框架。政府和社会可以营造更广泛的情感场域，构建多元社会治理共同体，开展更广泛、更科学、更高效的自觉治理，推动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和共荣，最终达成良政善治。     

大数据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以族际关系治理转型为视角

大数据时代是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以海量数据为资源，以算法技术为核心，以人工智能为指向的数字信息时代。在大数据时代，族际关系治理呈现出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过程动态化、治理环境复杂化、治理结果的不可预测性等新特征，需要面对区域间“数字鸿沟”带来的治理阻隔、大数据治理理念和治理实践的滞后发展以及族际错误言论的网络扩散风险等现实挑战。为此，亟需从弥合“数字鸿沟”差距、提升各民族公民数字权利实现的可行能力，推进族际关系的数据治理理念和数据治理实践转型，健全数字法治规范、引导族际关系治理法治化发展等方面，回应大数据时代族际关系治理结构的变革需求和治理挑战，以在虚实同构的治理场域中促进族际关系和谐发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制度压力和组织同构——企业社会工作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机制研究

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的视角分析,企业既要在市场中提高效率,也需要在非市场环境的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合法性才能生存发展。在企业的场域中,由于共同的外部制度压力的存在,不同企业将出现组织同构的现象。因此营造好的制度环境,是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中间机制。企业社会工作作为一项助人自助的专业和服务,其工作理念、服务内容等方面和企业具体履行社会责任的诸多内容有很多的共同点。文章构建了一个企业社会工作推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模型,认为在社区层面发展企业社会工作,将有可能塑造企业外部的制度环境,该制度环境将对企业造成履行社会责任的压力,促使其履行社会责任。     

中国大型企业社会责任战略选择动因研究——一个新制度理论解释框架

运用战略管理理论中新制度理论,通过描述统计、多元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构建与验证制度同构机制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选择过程的关键作用,以此揭示中国大型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抉择时的制度根源。研究表明: 政府压力和资本市场等强制同构是影响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根本制度原因,国家政策和政府压力有力地塑造了中国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和行为,国际资本市场利用其正式和市场权利推动和影响着中国大型上市公司采取积极主动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支持了制度理论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研究领域中的应用。但没有发现以行业测量的模仿同构和以独立董事测量的公司治理对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有显著影响。     

基于“制度—生活”互动的城市社区协同治理生成机制——以一个群租房事件的业主维权为例

针对城市社区产生的令人困扰的小事,寻找治理机制成为基层政府服务民生及居民自治中常遇的难题。从“依靠制度主体治理”到“自发组织‘别动队’治理”再到“业主与政府的协同治理”,业主维权的自主性不断地发育并获得释放,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社区场域在自上而下“形塑”机制与自下而上“建构”机制的互动过程中,生成了协同治理机制。社区治理创新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制度的层面,应该嵌入到社区治理的场域之中,走进生活主体的实践中,培育和引导生活主体的自主性,在“制度－生活”互动中实现政府与社区的协同治理。     

近代侨批业与制度的共同演化——以潮汕地区为例

从新制度理论的视角构建理解侨批业与制度共同演化的分析框架,于广泛场域的关系系统中分析1860-1949年间侨批业组织场域和制度的共同演化。研究结果表明,组织场域是一个对话或者是权力角力的平台,侨批业各利益相关者通过这个平台进行对话、竞争和合作,从而推动了侨批业和制度的共同演化。由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制度所构成的三大制度支柱对侨批业的经营都有重要的影响,其中,文化-认知和规范性制度支柱是支撑侨批业经营的主要制度要素。三大制度支柱相互联系并相互影响,当三大制度支柱能够较好结合时,制度能够促进侨批业的发展,形成侨批局、邮政局、银行共同经营的局面,但当三大制度支柱不能得到较好结合时,侨批业行为趋于混乱以至走向衰败。     

分利秩序、治理取向与场域耦合：一项来自“过渡型社区”的经验研究

城镇化推进下的“过渡型社区”成为城乡分治的模糊地带,利益和资源的不断输入,使得其治理主体和治理场域发生重构。基层治理视角下的村民自治被“分利性”进行价值侵占。就如何厘清“过渡型社区”利益博弈秩序中,出现“弱治理强分利”与“强治理弱分利”两种分化样态的内在机理与演化过程。基于绍兴安置社区、武汉城中村两地治理实践经验表明,在“国家 市场 社会”三重结构化关系中,社会治理单元在“城乡转变”过程中呈现出分利制度异化、农民利益外显、基层治理弱化等具体表征。其中治理主体、治理对象在“国家 市场 社会”场域耦合中形塑出的治理取向,揭示出国家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多元面向。     

农业上市公司治理的生态控制

良好的公司治理生态有利于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对农业上市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文幸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从正式制度设计和非正式制度约束两方面分析了农业上市公司治理生态失衡的根源,并提出了相关控制策略.隶属于正式制度的内部治理结构、外部监督管理等,应从制度的完善和执行力上进行校正;隶属于非正式制度的社会生态、精神文化层面等,应从制度的正规化和约束力强化上进行控制,以此为农业上市公司治理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     

公司治理制度与文化关系探讨

公司治理作为公司治理文化的基础，是一种创生秩序，主要调节人的自然属性，治理完备契约。而公司治理文化作为公司治理制度的升华，是一种自生秩序，更注重调节人的社会属性，治理非完备契约。公司治理制度与文化两者之间是既互补又替代的关系，因此在治理企业时，要把治理制度的设计与治理文化的构建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奏效。     

统合治理”模式下的高廉政风险及其制约监督研究

“统合治理”是指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利用公司化平台进行经营性运作的治理模式,其典型的组织化治理工具是“管委会-公司”架构的政府项目平台。“统合治理”模式具有较高的治理绩效,但随之而来的是公权力“遁入私法”现象,从而导致廉政风险不断增加。公权力“遁入私法”在一定程度上绕过了一统体制下自上而下的制度约束,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自主性,并使其经济权力得以扩张;但同时由于制约与监督制度未能有效构建,导致权力失控危险增加,集中体现在公权力可以在政府与企业的双重身份中切换,使公权力能够借由“遁入私法”的方式摆脱传统的控权制度。“统合治理”模式能否避免高廉政风险并继续保持较高的治理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现有制约监督机制的重构。     

组织治理结构合法性与绩效机制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于治理结构与绩效的研究一般从股权结构、组织形式和治理效率来分析。本研究从制度视角分析组织治理结构与其所处环境特征关系,搭建以合法性为驱动的治理结构研究框架。我们认为,组织治理结构受环境带来的合法性目标影响,获取和塑造组织合法性目的会影响组织战略制定与选择。本文从组织社会学制度理论合法性视角提出组织不仅是生产要素和协调机制的产物,也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企业只有获得合法性才能够生存与持续发展。     

大学治理效能提升的制度变迁逻辑——兼评《法理与学理——大学学术不端行为问责研究》

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是中国大学达至良治与良序的基本遵循。大学治理效能因制度设计的合法性危机、制度发展的路径依赖以及制度实践的结构功能失衡掣肘而大打折扣。修复大学治理生态、提升治理效能,应当通过利益主体角色的精准定位和认知图式的科学重塑复归大学学术组织属性;应当通过建立健全符合法律法规、体现自身特色的制度体系践行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理性逻辑和法治逻辑;应当通过顶层设计和效益激励整合“强致性”与“诱致性”制度变迁。     

机构投资者与智力资本信息披露 ——来自中国A股高科技公司的经验证据

机构投资者如何影响被投资企业的智力资本信息披露行为,是公司金融与智力资本领域间交叉研究新议题。以中国2010—2015年间A股高科技公司为样本,利用采集的智力资本信息披露大样本数据,实证检验机构投资者持股与智力资本信息披露水平间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在不同的内外部情境中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智力资本信息披露水平显著负相关; 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对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与交易型机构投资者相比,稳定型机构投资者对企业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的抑制效应更显著; 较之处于较低不确定程度环境中的企业,机构投资者对高度不确定性环境中的企业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的抑制效应更强。研究还发现,在成长期、成熟期企业中,机构投资者对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的抑制效应较在衰退期企业中更显著; 与民营企业相比,机构投资者对国有控股企业的智力资本信息披露存在更强的抑制效应; 机构投资者对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的抑制效应存在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低环境中,但不存在于激烈竞争环境中。因此,相关部门应加快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引导、督促机构投资者发挥积极治理的负责任的大股东作用,上市公司也应注重资本市场的信息需求,积极主动地增加智力资本信息供给。     

高校协同治理的路径探索

高校是一种合作活动起着主导作用的组织,需要协同治理。高校协同治理中,要关注目标导向、共同创造、着眼利益和制度保障。目标导向,要认识高校目标确立的特殊重要性、艰难性,治理紧紧围绕目标来展开。共同创造,要建立科学的决策支持系统,鼓励师生参与创造并形成良好的氛围。着眼利益,要关眼高制度执行力,加强制度文化建设。制度保障,要形成制度体系,提高制度执行力,加强制度文化建设。     

高等学校法人内部的困惑与矛盾分析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实施法人治理,协调处理好高等学校法人的内外部关系。高等学校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现行法律法规框架下,其内部各利益主体间的关系中存在着党政领导制度"预设"的矛盾、学术权利与行政权力的冲突以及学校权力与教师权利、学生权力(利)的内部矛盾。高等学校法人内部的困惑与矛盾成因有制度性因素,也有科层制模式下内部权力结构与运行上的问题。正确认识和分析高等学校法人内部的困惑与矛盾,实施法人治理是现代大学建设必然的路径选择。     

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探讨

随着改革的推进,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框架随之深化,但仍不完善,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本文结合农信社工作实际,通过对农信社法人治理结构现状及形成原因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就如何深化、细化农信社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优化股权结构,提高社员参与意识,真正做到所有者到位;逐步淡化政府“行政干预”,完善农信社市场主体地位;省联社明确自身定位,让权于基层农信社;设置科学的激励约束契约,消除和限制各级经营者的“逆向选择”;完善农信社内外信息披露制度。     

礼法秩序与“国王的两个身体”：论对中国古代皇权正当性的传统论证方式

以何种角度才能妥切地思考中国历史上皇帝与文官集团两者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问题,而该问题其实又紧密联系着皇权的正当性来源问题。中国古代皇权的正当性来源是指皇权的所有者如何能够有效正当化自身对皇权的获得与维持这一事实,而在一般状况下这可以被诉诸一种规范性,这种规范性可以被归纳为礼法秩序。当遇到争议时,礼法就会失序,在这个过程中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以及文官集团内部不同派系之间）就会围绕礼法秩序的解释权产生冲突。如何将这种失序调整过来就涉及皇权与文官集团之间,以及文官集团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了。以宋孝宗、光宗、宁宗之际皇权承继争议为对象展开对礼法秩序的考察,有助于我们以一种新的视角去看待中国古代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的关系。此外,以欧洲中世纪关于“国王的两个身体”的讨论作为对勘,可以更好地理解该问题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