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王昕之名士风度及其交游考述——从一个侧面看北朝后期士风的变化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进汉化，加之与南方社会交流的频繁与深入，以及一些南方士人入北，玄学风尚逐渐在一些北朝上层士族乃至皇族人物中得以流行，出现了类似于南方社会的一些名士群体。王昕便是这类清流名士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雅好清言，讲究容止，擅长吟咏，言行疏诞，表现出了十足的名士风流。王昕参与贵族及士人的各种交游雅集活动，一度成为这类活动的组织者和中心人物。他们的活动使得北方社会的士风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王昕在北齐被杀，是鲜卑化的北齐统治阶层反对汉化、抵制玄风的表现和结果。     

对当今祭拜活动及祭拜文化的一些认识

祭拜、公祭和敬拜是当今重大祭拜活动中几个常用的概念。祭拜文化随着时空的变化而不断演变,进入新世纪后,一些祭拜活动,规模宏大,特色鲜明,意义深远。对当今祭拜活动进行系统梳理,可以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祭拜文化一些相关问题的认识:我国自古就有祭拜习俗,后演变为一种文化,一直传承至今;祭拜文化是中国各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祭拜在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祭拜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从多角度去理解和阐释;对祭拜文化的价值及意义应予以充分肯定;各地的祭拜对象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祭拜文化随着时空的变化而不断演变;祭拜范围不断扩大;重大祭拜活动多由政府主办,规格逐步提升;多地共祭是值得提倡的事情;规范的成熟的健康的祭拜有益无害,应当鼓励;创新是祭拜文化生生不息的关键;各地的祭拜文化,都应突出特色,提升品位;"政府主导、专家参与、民众支持"是祭拜文化持续发展的理想模式;应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科学态度看待祭拜过程中出现的气象奇观。     

顾瑛与玉山雅集

顾瑛,作为诗人,玉山雅集,作为文学现象,在元代文学、元代历史文化,特别是元诗研究领城,不应低估.元至正年间,与顾瑛交游唱和、参与玉山雅集者,多迭百人,今存诗篇,在5000首以上.顾瑛与玉山雅集研究,对元代吴中文学传承、元代文人群体形成与活动、元人著述的编辑与刊刻、元明诗的衔接与过渡.以及元明易代期间的文人生存状况与文学创作等内容,都有启示意义.     

中国学术规范动态的国际传播数据研究

国际重要学术期刊Nature和Science历来就有发表文章揭露各国学术不端现象的传统，它们对中国的学术规范动态同样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注，有关报道或评论在引起学界兴趣的同时，也为提高两大期刊的影响力做出了贡献。相比之下，作为相关信息源的中国，其学术期刊对有关动态的第一时间报道或评论则常常缺位，因此多处于被曝光和被议论的被动状态。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中国的学术期刊应充分认识到学术不端行为泛滥现象是世界性难题，应在国际化理念指导下，勇敢面对、自信处置本国的学术不端问题，有效利用资源优势，因时因势设置靶向栏目，以非固化的传播模块实时报导我国的学术规范动态，在展现自我评价与纠错能力和信心的同时，吸引国际社会对我国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关注，进而提升中国学术期刊的国际显示度和影响力。     

清代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

自宋即有的宋诗选本是文人对宋代有一定影响力诗人的资料及其诗歌作品的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整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人及后人对宋诗的文学接受。清代宋诗选本不少选取了王安石的诗歌,研究清代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情况,既能对比不同选本所录王诗的篇目,大体还原王安石名诗在清代的形成过程,又能通过一些在清代影响深远的编选者对王诗的评价,了解清人对王诗进行取舍的依据和要求,从而明确清时期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概况。     

略论张为及其《诗人主客图》的文献价值

唐代文献《诗人主客图》是唐末诗人张为所撰,他把部分中晚唐诗人分为六个派系,这种分法引起后世学者颇多非议,因此《诗人主客图》的地位和价值没有得到学者们应有的肯定和重视,其原本的散佚就能证实这一点。现存《诗人主客图》的各种也都是清人所辑,但都已是残本,它的文献价值也因此被学者忽视。迄今为止,还没有关于张为及其《诗人主客图》的文献价值等方面的研究论文,作为一部重要的古代文献实有研究的价值。     

天津查氏水西庄诗人群的文化心态及雅集内涵

天津查氏水西庄诗人群以布衣寒士为主体.在雍乾之际政治牢笼文学、文网钳制思想的特定时空中,他们以荒寒阗寂的内心情状和独立自持的个性精神彼此认同,构成相互交好的“心理场”,形成和谐融洽的雅集氛围.在雅集酬唱中,诗人们一方面以诗酒自娱、淡泊自守的方式调适心灵；另一方面在互诉心声中宣泄情感,展现出雅集圈内自足自乐、与世疏离的文化心态.这种情感氛围与文化心态凸显了水西庄文人间真契相谐、濡沫相依的精神气场,而这也正是文网高张时代雅集文化内涵的体现.     

从葭湄园到九峰园——扬州盐商诗人汪玉枢父子考略

清康乾时扬州南园主人汪玉枢为盐商诗人,南园乃是俗称,早期实为汪玉枢之葭湄园,后期为其子汪长馨所建之九峰园.<扬州画舫录>所记汪玉枢五子的字号、排行等均有错误.汪玉枢为韩江雅集中重要成员,汪长馨与当时著名文人多有交往,并请沈德潜、钱陈群、杭世骏、金兆燕为父亲诗集作序,汪氏父子有四人能诗,皆有澹适安雅之审美情怀.     

描写音乐诗歌的修辞欣赏

近体诗是我国璀璨文学宝库中的文化遗产之一，其中有一些是描写音乐的。诗人们调动各种表达手段来描绘那些久离我们的乐曲，使我们后人能够领略其艺术的魅力。本文主要从修辞的角度，对几首描写音乐的诗歌进行分析，并对其修辞效果进行说明。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并学习诗人们高超的语言表达技巧，同时还能够加深我们对这类诗歌的了解与欣赏。让我们感受到音乐艺术的魅力，受到美的熏陶。     

《草堂雅集》与元代文学总集的编撰

顾瑛所编《草堂雅集》,选录元末文坛一些重要诗人诗作,不仅体现出自己的诗学思想,而且对元季之诗,撷其英华,实有总结之功。放在有元一代编撰文学总集的背景上来看,《草堂雅集》亦有其重要价值,并对清代顾嗣立编选《元诗选》有较大影响。     

从“蓓蕾初放”到“烂漫极矣”——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历程

继两宋以后的词坛再盛始于明万历后期,止于清康熙二十年前后。在此期间,就词的“体格性分”的演进而言,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约自万历后期至崇祯年间,《诗余图谱》《啸余谱·诗余谱》以及其他词谱盛行于词坛,改变了入明后词失“法度”之弊而词学复明,词体体制意识趋向自觉,为词的中兴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石;约自明天启至清顺治年间,词坛开始突破以往唯《草堂》《花间》是从、唯婉约“正声”是尊的单一逼仄的局面,“变调”始行其道,给词坛吹入了一阵清健之风,初步构建了“正”“变”兼尊并举和众体兼备的多元格局;约自顺治末年至康熙二十年前后,这一多元格局得到了充分发展,尤其是各类“变调”得到了发扬光大,形成了强劲的态势,与各类风雅“正声”争奇斗艳,异彩纷呈,呈现出“正”“变”交相辉映的鼎盛景象。     

朝鲜古代诗人对陈师道诗学的接受与选择

朝鲜古代诗学对陈师道的接受，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高丽、李朝前期推崇宋诗，以“苏黄”指称江西诗派，对陈师道也表现出称颂和喜爱；李朝中后期，推崇唐诗反对宋诗，改以“黄陈”指称江西诗派，虽然承认其在宋诗中的地位，但反对其创作风格。朝鲜诗学还在次韵诗、诗人的性情和风格、琢炼等方面高度评价了陈师道，并在接受过程中体现了选择性。     

论山水审美中士人的主体建构与人格完成

山水诗展现了中国人独特的心灵境界。山水审美参与士人主体的内在建构和心灵完善,是对传统政治人格的极大补充。这一参与建构的过程呈现出历史阶段性：晋宋山水突出了个体意识的觉醒,为士人打开了一个相对独立于朝廷、政治的审美境界,为个体人格注入了非功利的审美因素,山水的审美品貌和依托形式也大致确立;唐人山水突出了情理的和谐交融和感性生命的自由舒展,创造出壮阔雄浑的山水兴象和秀逸明净的山水诗境,但中唐的文化转型造成传统人格的萎缩,也使山水境界从荒野林泉转向都市亭园,启迪着宋人的山水新路向;宋人山水突出了对宇宙人生之理的关注,将山水也纳入人文精神的范围,宋学中理学标举的天理本体与苏轼蜀学所提倡的情本体,使士人在山水中定位的理想人格朝不同方向发展,并对明清以后的山水美学与人学产生深刻影响。     

和陶诗流播不广原因初探

和陶诗肇端自苏轼,这种集和韵与拟古为一体的新诗体一经问世,便引得众人纷纷继和,自宋至清,绵延不绝,遂使和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在和陶者中,既有诗坛巨擘如苏轼、刘因,又不乏帝王、名臣如乾隆、李纲等,然而,诸多名家之和陶诗却大都寂寞无闻,未能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究其原因,当与其自身的创作方法、艺术水平及其流传方式等因素有直接之联系.     

冯应榴《苏诗合注》的文献考证

乾嘉学者冯应榴撰有《苏文忠公诗合注》,该书针对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旧注进行了全面的文献考订。首先是删除了冗注、合理地移动了部分注文的顺序、补充了旧注的阙文,并核对原书,订正了引文的错误。其次,冯应榴在查慎行《苏诗补注》的的基础上,依靠宋代至明清的各类文献,进行了辑佚和辨伪工作。此外,冯应榴还对前代的苏轼年谱作了考证,纠正了其中关于苏轼的事迹、苏诗的编年、宋代的时事的错误。因而,《苏诗合注》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范仲淹、苏轼、黄庭坚轶诗辑考--以方志文献为中心

万历《严州府志》、顺治《州志》载范仲淹《送邵炳赴召》《眉寿堂劝农》两首;乾隆《济源县志》载苏轼《题傅钦之草堂》其二、《重阳登灵山》两首,《河南通志》载苏轼《登啸台》一首,道光《吉水县志》载苏轼《龙济寺访友云禅师》、黄庭坚《寄南冈寺惟信大师》两首,《大明一统志》载黄庭坚《龙眠山》一首,嘉靖《长沙府志》载黄庭坚《古云山寺》一首,光绪《湖南通志》载黄庭坚《题灵岩》一首。十首诗皆不见于三人本集及《全宋诗》,可予辑补,并与作者生平相印证。     

毕沅“苏文忠公生日设祀”集会唱和考论

清代诗人集会唱和是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但学术界还很少研究。这里以毕沅辑《苏文忠公生日设祀诗》为主要依据，对他主持的“苏文忠公生日设祀”集会唱和进行专门的考察。     

谈苏轼文学中的幻变异化

近读苏轼,发现苏轼是创造、使用幻变异化故事的大师,幻变异化是构成东坡文学特点和创作方法的重要因素,认识苏轼文学中的幻变异化对认识宋代文学发展的总趋向,如题材的俗化、以文为诗等也不无裨益。苏轼文学中的幻变异化现象在苏轼各期文学和各体文学中有各自的表现和作用,并赋予了苏轼文学特殊的美感和趣味。     

柳永《乐章集》用典说略

苏轼为宋词用典的开创者说由来已久 ,实则乃误。《乐章集》中大量的例证表明 ,柳永才是宋词用典的第一人。柳词用典 ,以事典为主 ,语典次之。其中 ,事典多为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人物与历史故事 ,语典则以化用六朝与唐代诗人的诗句为主。一词数典 ,一典数用 ,形成柳词用典艺术的一道风景线。柳词的大量用典 ,是其由俗变雅的一个重要标志 ,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论两宋之际的四六文

宋体四六自成立之后就形成两个风格不同的流派,分别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两宋之际的汪藻等四六文名家,一方面取法本朝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融汇两派之优长,创作出既典雅工致又明白畅达的四六文,使欧阳修等人变唐体为宋体的骈文革新最终完成;另一方面,远师唐代陆贽之风,融至诚于骈俪之中,变应用公文为经世之文。这些使两宋之际的四六文继北宋中期欧、苏之后,成为宋体四六的又一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