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与《圆圆曲》

吴梅村《圆圆曲》,作于明清易代期间。历来论者,皆以“冲冠一怒为红颜”为讥刺吴三桂,虽然不误,却不免失之皮相。结合明清之际史实读《圆圆曲》,互相参证,诗人创作之幽怀孤抱乃得昭然：盖借圆圆之遭际,抒兴亡之悲恨,于当日民族之劫难作沉痛之反思,表层刺吴讽陈,深层刺清,于崇祯帝自杀弃国之不智,深致惋惜,矛责及李白成军之“荒宴”,故不能承担内安外攘之历史责任。诗人的立场是民族的立场,而非仅明朝遗民的立场。     

“冲冠来必为红颜”——兼论吴三桂“降清”问题

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梅村)所作《圆圆曲》以其脍炙人口而流传百世。并被史学家称之为信史。陆次云谓:“梅村效《琵琶》、《长恨》体作《圆圆曲》,以刺三桂,曰‘冲冠一怒为红颜’,盖实录也”。刘健云:“惟吴梅村《圆圆曲》,为得其真。特别是《圆圆曲》中:“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一句,被一些史学家作为吴三桂降清的重     

《圆圆曲》“真实”辨

在近几年关于《圆圆曲》的讨论中,该诗的历史真实性成为最热门的话题。姚雪垠撰文认为,《圆圆曲)纯属虚构,作者是“有意采取不合理的传闻”,“有意不按照他所知道的史实写”,以鞭挞吴三桂,宣泄其亡国之愤。姚文的出现,打破了吴梅村研究长期以来的沉寂局面,引起了大家对吴氏作品诸多问题的注意和探讨,应     

《圆圆曲》的艺术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吴伟业的《圆圆曲》是一曲前所未有的爱情赞歌，也是一曲人生的悲歌。它既写 了吴三桂与陈圆圆之间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也表现了他们的悲剧命运。从诗中的吴三桂身上， 显示了个人在环境逼拶下的痛苦。把环境对个人的压迫力量写得沉重而不可抗拒是从吴伟业开 始的，这也是《圆圆曲》能打动人的原因所在。     

元明清山东曲论摭谈

元明清三代,山东不仅是我国传统戏曲创作与演出的繁盛地区,而且在戏曲理论上也多有建树和影响。与钟嗣成比肩的贾仲明,不仅对《录鬼簿》进行了"拾其遗、补其缺"的增补工作,而且还对元末明初的戏曲作家进行了编续,对中原音韵和南方曲家也多有评述;李开先的《词谑》开戏曲创作与表演艺术理论的先河;丁耀亢在戏曲创作研究等方面也建树颇多。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代表作家的举隅,方见山东古代曲论发展兴盛的概况及对后世戏曲艺术所产生的影响。     

《马赛曲》、《国际歌》及其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纪念《马赛曲》创作215周年、《国际歌》发表120周年

在法国历史发生的两次震撼世界的大革命中,诞生了两首著名的歌曲———《马赛曲》与《国际歌》。本文全面回顾、总结了这两首歌曲的创作背景、歌词内容、深远影响以及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情况。     

古代文学作品解读指瑕辨正四则

某些教材与鉴赏辞典对名篇如归有光《项脊轩志》、吴伟业《圆圆曲》、朱彝尊《解佩令.自题词集》、纳兰性德《蝶恋花》存在误释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解读方法的失误。文学作品的解读是一项建立在知人论世基础上,充分调动各种文学素养进行庖丁解牛式文本内部分析的思维活动,慎之又慎方不致失误。     

《圆圆曲》的美刺主题——兼与《长恨歌》比较

在反映重大历史题材的长篇叙事诗中,清代诗人吴伟业的《圆圆曲》和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有颇多的相似之处.其中最显著的一点是:两诗都将男女爱情纠葛与国家命运相联系,“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两诗的艺术性又均属上乘,成为诗歌史上脍炙人口的姊妹篇,先后辉映,堪称双璧.然而,建国以来的学术论著却基本上是扬《长》贬《圆》,众口一词,几成定论.     

论鼓吹曲辞与中古时代音乐舞蹈史诗的创作

魏晋迄唐的乐舞史诗主要保存在《宋书·乐志》、《隋书·音乐志》及《乐府诗集·鼓吹曲辞》中,为沿用《汉铙歌十八曲》曲调而创作的新题乐府,表现历代王朝开国承家的诗性历史。乐舞史诗作为独具民族特色的史诗范型,与中古时代战争频仍、改朝换代频繁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体现了音乐制度、民族艺术等方面的广泛影响。     

《玉燕堂四种曲》的舞台艺术

清代戏曲家张坚创作的《玉燕堂四种曲》在康乾年间颇有声名,其在舞台艺术方面独具特色。在清中叶文人传奇案头化、文章化的形势下,《玉燕堂四种曲》以搬演场上为出发点,追求场上效果,尤为难能可贵。《玉燕堂四种曲》的舞台艺术主要体现在结构紧凑,中心情节突出;排场新奇变幻;重视宾白科介,舞台表现力强等三个方面。张坚注重搬演效果的创作倾向使《玉燕堂四种曲》凭借出色的舞台艺术获得梨园青睐。     

明代宋史学者的多元化史料观

明代学者从事宋史撰述的取材范围,业已打破仅凭主流文献——《宋史》等主要文献的单一格局,开始自觉适应宋史史料的发展趋势,扩充史料的利用范围。不但广泛搜集传统史料,其中涉及编年、纪传、政书、野史笔记、方志、传记、诏令奏议、类书、史评、文集等各类史料;而且扩充新史料,开拓以往学者不太注意的碑铭、志文、语录、策问、诗丈、题咏等史料群,挖掘各类史料的特有价值,立足研究重点,择取所需,也关注宋史研究的新动态,借鉴吸收本朝人的最新成果,充分显示了其多元化史料观。明代宋史学者开阔的史料学理念保证了宋史著述的质量,为我国宋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论苏诗赵次公注的诗学阐释

宋代学者赵次公文学修养较高,他释苏诗之意,偏重于写作分析,通过分析苏诗的比喻、用典、借代、夸张等修辞方法,并分析苏诗的篇章结构,从而解释诗意。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苏诗在对偶、取材立意、表现技巧等方面的诗学成就,还附带了诗歌鉴赏;甚至赵次公的历史阐释,也不注重史实的考证,而是建立在创作心理分析的基础上,成为诗学阐释的一部分。赵次公的苏诗注,是寓诗歌批评于注释中的典范。     

奉先源清对日交流与天台教籍复归中土

北宋初年,中国天台宗山外派代表人物奉先源清曾向日本天台宗致信通好,赠求著作,受到日本方面的极大关注与积极回应,所赠五部著作得到日本天台宗名僧源信、觉运等人的研读评破,所求六部天台教籍得以部分回传。通过对日本所存双方往来书信的解读,澄清了牵涉此事件的相关史实,进而指出五代宋初天台教籍复归中土在时空上是一个“持续多源”的过程,源清的积极贡献不应被忽视。     

杨慎反宋人“诗史”说的阐释探幽——明人对宋代诗学话语的突破口

宋代文人确立了杜甫诗＂诗史＂的地位,但这种说法到明代中叶遇到责难。名儒杨慎首先提出了反对意见,并引起明代文人的争论。杨慎反＂诗史＂之说,其论固偏,然其阐释意向却值得重视,他并非质疑＂诗史＂说本身,他的真实目的在于突破宋人诗学的限制。它造成了明代诗学的两大突破,一是对＂诗史＂的全新理解诠释,二是不再以＂诗史＂作为杜诗的最高评价。其说间接推进了明代诗学的自立,这表现在对宋人释杜的否定评价,乃至对整个宋人诗学否定。     

重庆得名原始

重庆因何得名?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重庆"得名于它在地理位置上位于顺庆府和绍庆府"二庆"之间,故谓之"重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宋光宗在同一年的时间内先封王,后称帝,取"双重喜庆"之义,故将其潜藩之地恭州升格为重庆府。"二庆之间"说只满足了空间坐标,却有悖于时间坐标,与史实不符。"双重喜庆"说既符合历史事实,是宋代潜藩升府制度的必然,又与潜藩升府的地名命名方式和类型相一致。取名"重庆",满足了皇帝的心理需求,彰显了宋人给府命名时选用汉字的极端偏好。     

“帝师”与“佐命”：张良形象与南北朝初期的政治实践

西汉以后，张良的形象不断发生演变，从佐汉的谋谟之臣变成集天命与神仙于一身的历史偶像。晋宋之际的天师道建构张良与张道陵的血缘关系以契合刘裕的汉室苗裔身份，为刘宋“与道结缘”制造祥瑞，以达成便于传道与影响政治的双重目的。北魏的寇谦之则利用崔浩“自比张良”的行为，制造了一套“符箓受命”的理论并付诸实践，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汉代以来张良“授命”说的改造。天师道利用已非历史原型的张良形象，涉入南北朝的政治活动，也塑造了刘宋、北魏政权中长期存在而又沉浮不定的共同文化意识，并推动南北分裂的政权向着共同的文化目标前行。     

“秦七黄九”补说

宋代陈师道提出"秦七黄九"的说法后,直至清代才有明确的质疑之声。"秦七黄九"之说诞生的历史语境与文本语境究竟如何?本文在邓子勉先生《解读"秦七黄九"》一文的基础上,通过对既有材料的深入理解,试做补说:于作词并称"秦七黄九",盖陈师道一家之言,在视词为小道末技的宋人眼中并无争论之必要,故得流于后世;《后山诗话》所述,乃针对秦、黄词作皆"合乐可歌"而言,并非总论二人词作成就。     

论史容《山谷外集诗注》的当代史阐释

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延续了宋人注宋诗的优良传统,在当代史的视野下,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解释黄庭坚诗.史容将《山谷外集》由分体改为编年,在利用黄庭坚《山谷年谱》编年成果的基础上,对黄庭坚的编年加以考证,纠正了不少编年错误,利于读者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理解黄庭坚诗.史容又利用各种宋代史料,考证了黄庭坚诗的创作背景,点明了题旨,并重点解释了与时事相关的诗句,特别是使用典故与比兴的诗句.     

芳名遗踪:宋代女性人名用字探考

在两宋历史中,相较于男子而言,留下名字的女子实在太少。就目前已搜寻到的宋代女子名字中,大致呈现出或带女性称谓,或多叠字,或有显现女子品行、智慧之词,或与佛、道信仰有关等特点。透过这些命名的特点或可窥见,在宋代,女子留名者多具有大致相同的职业或社会阶层;女子是否已婚,也在女子命名或称谓中显现出来。这表明,男尊女卑的现象一直贯穿于中国帝制时代,女性的地位日益下滑,即便在文化昌明和经济发达的两宋社会,仍然如此。     

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的嬗变

为研究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地嬗变,运用文献分析法,对唐宋诗歌中关中及秦岭文化意象地变迁进行系统研究。研究认为,唐宋时期的关中地区经历了从帝都到“故都”的巨大政治变迁,唐宋诗歌中的关中地理意象也表露出迥然不同的文化感知:唐都长安既是帝国的国都所在,又是无数文人士子实现政治梦想的目标之地,因此有唐一代题咏长安的诗歌俯拾皆是,长安、关中题材的诗歌占有相当份量,以讴歌长安及关中平原“帝王州”恢弘气象、寄托举子科举入仕的政治梦想居多;宋代国都东迁,长安关中失去了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关中平原周秦汉唐时代的大量历史遗迹每每触发宋代士人伤时感世的心灵,宋代的长安访古诗,总有麦秀黍离的历史沧桑感。研究还认为,在唐宋诗中,秦岭在唐代是士大夫政治顺达或困顿的分水岭,在北宋是隐士文化的象征,到了南宋,则成为爱国人士北伐抗战、恢复中原的地理象征。分析,对于认识一个具有重要政治地理意义的传统政治中心地区历史地位与文化意义的嬗变无疑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