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口方言能性"得"字研究

洞口方言中“得”的语法功能十分丰富,可以作动词、助动词、助词(包括能性助词、结构助词、完成体助词)、语气词及构词成分。本文只分析洞口方言的能性“得”字,即表可能性的助动词“得”、半自由动词“得”和能性助词“得”的语义、语法结构特征,同时与普通话作比较,并追溯它与汉语史能性“得”的关系。     

北方方言中“VC了”能性动补结构及能性义由来

汉语史中“VC了”构式最早是结果补语式，至迟在清代文献中的未然语境中发展出表能性的用法，此种用法在现代北方方言中普遍存在。基于陕北晋语语料的考察，可以判定陕北晋语中普遍使用的“VC了”(“了”通常写作“叻/嘞”)能性动补结构与其他北方方言的能性动补结构“VC了”具有同一性。北方方言中“VC了”从表结果到表能性是受动补结构“V得C”由表结果到表能性类推作用的结果。其能性义是由整个“VC了”构式来表达，而非构式中的某一个组成要素。     

常宁方言中“得”的能性用法研究

常宁方言中“得”的能性表达主要有助动词和补语标记两种用法.作助动词用时构成“(不)得 V”格式,作补语标记时构成“V(不)得”、“V(不)得O”、“V得OC/VO不C”、“V得/不CO”等格式.“得 V”一般用于疑问句、否定句中,使用范围受限;“V 得(CO)”使用较自由.动词和形容词可以出现在“得 V”中,“V 得”中的 V 只由动词充当.“得 V”一般表主观能力和对客观事件能否实现的主观估测;“V 得”既可表主观能力、推测,又可表客观可能和情理许可.二者分工除部分重叠外,处于互补状态.     

从方言特征的地理分布看汉语 VV 式的来源

汉语短时体、尝试体的语法表现形式以秦岭-淮河线为界，秦淮线以北的方言主要用“VV”式动词重叠兼表短时体和尝试体，秦淮线以南的方言主要用“V （一）下（子）”表短时体，用“V （V/补/宾）看（看）”表尝试体，秦淮线一带的方言可以兼用两套语法形式，过渡性明显。南部壮侗、苗瑶和藏缅语族诸语言的表现与南方汉语一致，与北方汉语相对立。北方话VV式的形成是佛典、禅宗语录的影响与北方汉语阿尔泰化两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     

先秦时期汉语主要愿望动词的发展

愿望动词是能愿动词中的一个语义语法类。从语义上看,它表示说话者或动作者的主观心理愿望;从语法上看,它必须后接动词性结构。“欲”“愿”“要”三个古汉语中的主要愿望动词在先秦汉语当中出现的频率很不均等,其中,“要”虽然多次出现,但尚未发展成为愿望动词。从“欲”和“愿”作愿望动词的用法来看,由它们构成的句法结构和该结构的句法功能呈现出由简单向复杂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说明了能愿结构是汉语中一种很具有表现力的句法结构。     

洞口方言非能性“得”字研究

洞口方言中,"得"的语法功能十分丰富,可以做动词、助动词、助词、语气词及构词成分。文章详细分析了洞口方言的非能性"得"字,即完成体助词"得"、结构助词"得"和语气词"得"的语义、语法结构特征,并与普通话做比较,同时追溯汉语史的"得"在洞口方言这个共时平面中的历史遗留。     

论满语动词o-语法功能

满语中,o-一词使用频率较高,除了具有实义动词的功能,它还有虚义动词的功能,充当联系动词与助动词。当充当联系动词时,可表达连词、语气词与后置词的作用;充当助动词时,可表达能愿助动词与时态助动词的作用,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对满语语法有重要意义与价值。     

也谈能性述补结构"V(O)不得"的来源

语法学界对能性述补结构“V(O)不得”的来源主要有两种观点:1.认为“V(O)不得中的“得”是置于动词之后表示可能的“得”;2.认为“V(O)不得”和“V得(O)”来源相同,都是由“连动式”到“表示达成、实现的述补结构”,再虚化为能性述补结构。这两种观点都有不足之处。经过认真的调查分析和类比,我们认为“V(O)不得”中的“不得”是由否定动作结果的实现再发展到否定动作本身的实现。     

助动词“会”的产生和发展

助动词“会”产生于东汉时期,由“会合”义动词“会”在句法、语义、语用等因素的参与下演化发展而来。这一过程伴随着非元语用法到元语用法的转变,而从情态角度来看,助动词“会”的产生及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主观化逐渐加深的过程。     

《水浒传》中的“V在/到NL”

《水浒传》中“V在/到NL”式所表示的语法意义,主要视动词性质而定。不少动词后能直接带上宾语或补语,显现出“在/到”仍具有一定的动词性。“V在/到NL”式中那些异于现代汉语的特殊用法,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同时也不可忽视方言间的相互影响。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从死亡叙述到演泽活着－余华小说《活着》反映出的新变化

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余华等先锋作家及其作品被称之为“后新潮”,他们对中国文学中的传统人文精神和文化秩序进行绝对地反叛和怀疑,根本否产极价值和意义,常常在恐惧和绝望中进行“死亡叙述”,描述死亡过程,93年余华小说《活着》的问世,表明他已进入“新写实”的行列,他的人生态度,文学观念等都已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是有限的。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     

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

19世纪 5 0年代以后 ,中国军事后勤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传统粮台体制向近代粮台体制的转变是中国军事后勤变革的集中表现。曾国藩在创立近代勇营兵制的同时 ,对传统的粮台体制也进行了相应地改造 ,建立了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体制。本文通过考察近代粮台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兴衰历程 ,试图揭示晚清战时后勤体制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