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式-文化论”诗学到广义符号学——赵毅衡教授访谈

赵毅衡教授是国际知名的叙事学与符号学家，曾长期旅居英国，为中外文学关系与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访谈中，他以《远游的诗神》和《对岸的诱惑》为例，分享了诗意化学术写作的缘起与经验。此外，访谈围绕以新批评为代表的形式论在中国兴起和发展的基本脉络，阐明了“形式-文化论”诗学的内涵和指向。并且通过图绘符号泛化的文化语境，介绍“广义符号学”的学科构想及其应用前景，为当下中国文化研究的“符号转向”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路径。     

《公孙龙子·名实论》的现代解读

以现代符号学理论为分析工具 ,对《名实论》作出了新的诠释与分析。认为公孙龙的“名”即事物的名称。他提出的“正名”原则 ,正确地揭示语词符号 (名 )与指称对象之间的确定性 ,而其所论名实关系 ,已不限于语义学方面 ,而且涉及到了语用学问题     

符号学理论“旅行”与“形而下学”的意义

符号学理论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锐利的反思锋芒，既具有思想的深刻性，又具备方法论的可操作性；既强调形式立场，又超越了形式研究的局限，是整个当代文艺批评理论的重要方法论基础。通过对符号学理论研究的学术史考察，可归纳出四个重要的思想来源：一是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符号学”，二是以皮尔斯为代表的“三元模式”符号学，三是以卡西尔为代表的“符号形式哲学”，四是以巴赫金为代表的“文化符号理论”。这些代表性的符号学理论其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在解释譬如敦煌艺术符号、民间视觉符号、当代互联网符号等具有中国意味的研究对象时，有时会显得“力不从心”。因此，试图以“中国方式”重新阐释符号学理论，这种阐释旨在符号学理论的本土化，使符号学理论成为解释“中国问题”更有力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武器。     

历险可能世界:百年符号诗学概论

符号诗学,是以符号学方法建构的文学理论,是关于可能世界的诗学。近百年来,主要由形式论、结构论、模式论和解释论符号诗学构成,大致走过了一条从"符形学"到"符义学"、"符用学",再到试图将"三者整合",深入文化隐蔽机制,全面走向文化符号诗学的道路。     

荀子的正名论与符号学

语言符号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符号学家和语言研究者关心的问题.自古希腊以来,唯名论与唯实论之间的争辩就一直持续不断.与此同时,中国先秦时期的荀子集名实论之大成,也讨论了"名"与"实"的关系问题.作者从符号的价值、系统、约定俗成等几个方面考察了苟子名实论的符号学观点,认为名、实问题的论争包含着中国语言符号学的最初萌芽,它构建了我国最早的应用符号学.     

从空无的符号到新的书写 ——论罗兰·巴特的日本书写

罗兰·巴特作为学者一生有很多面孔,中前期的巴特在结构主义符号学上用力颇深,而中后期的巴特更多地关注书写、身体与欲望等问题.《符号帝国》作为巴特中期的重要文本,承载着巴特由日本文化符号而来的思考,在巴特看来,日本的符号中心空无、意义缺失,每一个符号都有待于被书写,在书写中身体与欲望的维度涌现出来.从符号学的反思到对书写的讨论,《符号帝国》可视为巴特前后期思想转折的过渡与中介.     

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民族服饰文化──杨鵷新著《符号与象征》评价

文章从“物态形式”、“民俗活动”、“清神心态”三个层面较为客观地评价了“符号与象征”《中国少数民族眼饰文化》一书。认为该书的主要特点,是把少数民族服饰纳入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当中,并以此为切入点来探索族群服饰穿着的社会行为和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的科学通则,使服饰因文化的聚焦而鲜活生动了起来,极大拓展了服饰文化的研究领域。     

基于语言学理论的语言符号学研究

根据语言的两种不同属性,基于语言学的语言符号学研究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视角。一是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系统论语言符号学,二是以巴赫金为代表的关系论语言符号学。这两种研究都侧重于语言符号学的横向研究,因此,涵盖纵向和横向研究的历史比较论语言符号学,成为语言符号学研究领域的新课题。     

文化融会与元素接合:《王者荣耀》的符号构建研究

既有的网络游戏研究中主要考察成瘾机制、人机交互、用户使用动机等方面,甚少使用符号学理论来分析网络游戏的人物设计、文化要素、符号化机制等生产端内容.《王者荣耀》在青年群体中接受度极高,尤其适合作为符号学的分析对象,探究该游戏如何利用中国历史文化符号资源来构建自身文化属性与设计游戏人物,并在符号传播中生成了何种话语形式.《王者荣耀》在宏观层面生产"劝服性话语"和"神话"以吸引用户,同时亦在不自觉中表现了意识形态的误区;而在微观层面,《王者荣耀》从造型、皮肤、叙事等方面入手,依照符号学的"编码原则",对既有人物进行符号再造,希冀深化游戏内涵,规避对游戏本身的批评.《王者荣耀》中解析出的主流网络游戏符号输出机制,对于在青少年群体中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启示.     

从先验逻辑到符号形式：卡西尔的认识论转向

卡西尔早期的认识论思想囿于康德哲学和新康德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将“科学事实”作为认识批判的出发点和最终所与。通过对康德“理性批判”建构术的改造和扬弃，卡西尔的认识论思想历经从“发生学”认识论和“符号”认识论的演变。他将神话、语言、科学视为人类活动所创造的不同符号形式，提出一切概念认识都必须基于最原始层次的神话世界，突出表现于自然语言，终点是理论科学。由此，卡西尔不仅将认识论的论域拓展到人文科学诸领域，更重要的是推进了认识反思的层次，并为其寻找到新的基础和起点。这是对自己早期认识论思想进行的修正，也是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与传统的康德和新康德主义最本质的差别。卡西尔认识论的转向是继康德之后哲学认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卡西尔以“符号”整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从人类文化整体观来把握理性，探索人的本性。卡西尔哲学思想所具有的高度包容力和开放性，为现代西方哲学走出理论困境开辟了更为宽广的道路。     

民族文化的想象与再生产——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花腰新娘》与《寻找刘三姐》的文化诉求

《花腰新娘》与《寻找刘三姐》作为近几年来国内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的代表性作品,吸引了电影界的关注。作为体现少数民族民俗景观的视觉消费文本,其鲜明的文化表征和时代特点为批判性地思考民族文化与电影媒介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可能。具体来说：影片凭借视觉消费编码策略,使观众在视觉符号的体验中完成了对少数民族生活的想象性建构;通过各种文化记忆形式的串联,实现了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挖掘、发现和再生产;少数民族区域美学的尝试性建构,也强化了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归属感,为应对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提供了新思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儒家义利观的吸收借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第二个结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经典案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通过对古代儒家义利观的吸收借鉴，从“原则”“标准”“党员个人利益”等方面，论述了正确处理党员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人民利益之间的关系，极大提升了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的透彻性与说服力。《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优良传统。     

西方哲学符号学思想的发展——兼论卡西尔的符号学思想

符号是人类创造出来认识并改造世界的工具,也是人的类标志,符号思想的发展是人类思想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的符号学理论从哲学层面丰富了符号理论,也从符号角度开启了哲学人类学之路,无论在哲学领域还是在符号学、美学和艺术研究领域都另辟蹊径,实现了哲学思维范式的转变。     

《公孙龙子·指物论》疏解

认为《指物论》的思想素材突出于墨,它是针对墨家的指物观而作的,其文体不是客难主答式对辩体,而是立、破相间的驳论体式。在对《指物论》作解的同时,从现代符号学的角度,提出了对于《指物论》的新认识,指出《指物论》乃是一篇论述名物关系的符号学专论     

“空无”的意义：罗兰·巴特符号学思想

意义是符号学研究变奏曲中永恒的主旋律。罗兰·巴特以意义为中心的文化批评具有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背景,并在其后结构主义转向和符号学历险中绵延着“空无”符号这一伏脉。《符号帝国》是对权力与意识形态神话的批判解构。具有断裂特征的语言、作者不在的文本、中心为空的文化等典型“空无”符号的意义,在文化建构的意义欢愉场中瓦解、消亡、狂欢,极具“自由”之义。对意义背后的社会文化剖析,体现了巴特对人之自由的终极关怀。     

汪伪政权“东亚协同论”的形成及其文化实践——以《大楚报》系为中心的考察

《大楚报》是日军占领武汉时期汪伪政权在汉口的机关报，同时受控于日本军方。为了在沦陷区特殊环境下谋求生存，《大楚报》既服务于占领体制的言论需求，又积极发掘报纸的实用信息功能以拓展其影响力。通过社论和发行《新生》杂志等出版物，《大楚报》系成为汪伪政权的重要理论阵地，系统阐发了汪伪政权的核心意识形态“东亚协同论”,并对孙中山“大亚细亚主义”观点进行了曲解阐释。与此同时，报社成员也深入沦陷区文化组织，形成了以报社为中心的政治社会生态网络，此网络与“东亚协同论”构成了密切的呼应关系。     

以东方符号学“DIMT”模式解析电视节目《朗读者》

电视是一个视觉的、听觉的综合媒介。东方高度发达的以形象文字和形象思维为特征的代码模式,在多媒体时期表现出特殊的能力。本研究采用东方符号学"DIMT"模式,对央视《朗读者》第一季的节目进行分析,认为该节目具有艺术性、抚慰性、哲学性等特征。节目通过个人符号与国家符号的运作,增强观众的情感记忆,建构爱国强国的框架和体现坚守中华文化的立场。电视观众的心理需求处于对立循环中,电视节目类型的兴衰受到矛盾原则支配。节目标志性文化符号"朗读亭"成为流动的都市精神地标。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符号系统,建立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思想世界与精神世界,树立和激发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从符号学观点看公孙龙的兼名独立性思想

兼名是指两个以上音节或字符组成的事物名称.公孙龙是先秦兼名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其《白马论》和《通变论》中,较系统地探讨了兼名与构成它的单名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兼名的独立性和不可替代性.这不仅是先秦名学中最具中国特色的符号学思想,也是公孙龙对于符号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接受与研究:洛特曼符号学在中国

洛特曼符号学在中国的接受与研究状况,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标志分为两个阶段.在后一阶段中,中国学者从文艺符号学、文化符号学、与相邻理论的关系、在西方文论史上的意义、俄罗斯本土研究状况以及中国学界对洛特曼理论资源的运用等方面进行介绍和研究,形成对洛特曼理论的立体研究图景.     

动画影片《大鱼海棠》的文化再生产与阐释边界

影片《大鱼海棠》在中国传统文化再生产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通过中国文化元素与神话叙事结合,将文化符号融入影片创作意境,对中国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做了深刻阐释。本文分析《大鱼海棠》的文化再生产在认知、价值和行为三个维度的传播效应,从天人合一的社会认知模式、追求至善的道德价值取向和自觉担当的社会行为范式等角度,探讨了影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方式,以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借鉴。新时代,中国传统文化再生产要坚持“中国文化立场”,创新知识生产方式和途径,强化原创性,增强时代感,把握阐释边界,进一步挖掘中国文化符号的内在意蕴,丰富中国文化内涵,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价值”,增强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