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兄弟情"之哀还是"国民性"之叹?--《伤逝》主题辩

社会上对贬损鲁迅的反击余音未了,又有人搬出了周作人当年的理论来解读<伤逝>,认为"<伤逝>是鲁迅意在通过一对青年男女爱情悲剧写兄弟恩情断绝后内心难言的隐痛".这是否定<伤逝>社会意义的说法.<伤逝>并非写"兄弟情",而是对"五四"时期沉湎爱情、躲避社会斗争的青年群体的典型刻画,是对知识分子"国民性"的反思、喟叹与批判,<伤逝>有其非凡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未到法定婚龄结婚未必是无效婚姻--评新《婚姻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

从<婚姻法>第十条关于未到法定婚龄婚①绝对无效的规定,到<司法解释>第八条关于无效婚姻在法定阻却事由消失后转变为有效婚姻的规定,反映了我国对无效婚姻的态度从侧重于法律的制裁性和严肃性,到侧重于法律的现实性和对当事人利益保护的转变.作者在肯定<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合理性的同时,指出其不足之处,以期进一步完善无效婚姻制度.     

对爱情困境的思考－解讯《伤逝》和《礼拜日》

两性的心灵隔膜源于他们的心魂缺乏交流,由此导致他们在失去爱时也失却自由.鲁迅的<伤逝>和史铁生的<礼拜日>对爱情困境的思考就是对爱与自由这一悖论的思考.     

《小城之春》与《湖畔奏鸣曲》、《廊桥遗梦》的比较——兼谈费穆《小城之春》的世界意义

本文对<小城之春>(中国)与<湖畔奏鸣曲>(前苏联)和<廊桥遗梦>(美国)等电影作品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三部影片在情节框架、人物关系、主题和艺术风格方面基本相似.<湖畔奏鸣曲>和<廊桥遗梦>的创作受到<小城之春>创作的影响,但两片又是具有鲜明艺术个性的生动活泼的电影创作.<小城之春>开启了家庭与婚姻方面感情与责任之关系探索的先河,是爱情题材影片创作的一种深化.它是一部诗电影,是世界诗电影创作进入成熟期的代表性作品.     

1998～2003年《马氏文通》研究综述

1998年是<马氏文通>发表100周年,5年来共有140余篇文章就<马氏文通>的历史贡献、<马氏文通>的语言观和语法思想、<马氏文通>的词类研究、<马氏文通>的句法理论、<马氏文通>的研究方法、<马氏文通>的作者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显著成果.     

试论中国古代的《论语》学

<论语>学是研究<论语>的专门学问.它在中国古代共经历了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形成期,期间,<论语>一书的整理与定型及对<论语>的注解几乎同步进行,<论语>学作为一门学问诞生.第二个时期是发展期,这一时期注解<论语>的专著大增,出现了两本对后世<论语>研究有重大影响的专著<论语集解>和<论语义疏>,这两本书也代表了当时的两种新的注解体例.第三个时期是衰落期,这一时期注解<论语>的专著数量锐减.第四个时期是复盛期,这一时期注解<论语>的专著数量激增.产生了<论语>学史上两部有重要影响的著作<论语注疏>和<论语集注>,注解方式也趋向义理化.第五个时期是总结期,产生了不少以辑佚、考异、辨伪、注释为主的<论语>研究的新成果.     

从楚竹书《诗论》之说"好色"谈《毛诗序》的旧争议

<毛诗序>之作者与大、小序的关系始终是<诗经>研究史上的热点,却由于<诗经>的传授系统在汉代以前缺乏可以论说的可靠材料,争论多停留于推测,聚讼纷纭而无进展.楚竹书<诗论>的问世,提供了先秦儒家的传诗及诗论的可靠材料,可以推动旧问题的新探讨.楚竹书<诗论>以"好色"说<关雎>,反映了孔、孟以人之情性本然为礼乐教化的基础这一重要命题.荀子坚持了这一论点.<毛诗大序>中也有这一思想的表现.但是,<毛诗小序>则完全否定情性而以史说诗,强调政治讽谏之用.因此,据说是传于荀子的<毛诗>,其中应有后人学说的掺入.而考察先秦儒家<诗>学与今传<毛诗>的关系,楚竹书<诗论>是一个重要的参照.     

高校杜科学报编排《规范》执行中的问题与建议

高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的出台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但在执行这个<规范>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有的规定不太切合社科学报的编排实际,普适性、可操作性不强,等等.这说明<规范>本身有待进一步完善,文章对此提出了几点参考性建议.     

《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修改及其贯彻实施

<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改通过,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民族自治地方的幸事.民族法制建设,不仅要求有较为完备的民族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重要的是应认真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应重视相关问题的解决必须充分认识<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重要性和深入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必要性;应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保障措施和实施保障机制;进一步强化执法观念,严格执法制度,维护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深入宣传学习<民族区域自治法>,充分重视<民族区域自治法>在民族工作中的作用;各多民族省应充分行使制定地方法规的权利,制定贯彻<自治法>的地方性法规及有关规章;民族自治地方应充分行使自治权,用足用活和用好自治权尤其是立法自治权.     

《哀希腊》在中国的百年接受

拜伦及其经典诗篇<哀希腊>在中国已经走过了百年的接受历程,特别是<哀希腊>的接受史已成为拜伦研究成就在中国的标志性象征.风云变幻的社会历史背景及随历史潮流而动的大众文化观念和审美趣味是<哀希腊>受到如此礼遇的基本原因.但目前<哀希腊>的研究有存在一些需要澄清的问题和有待拓展的空间.     

从《非诚勿扰》看当代青年婚恋观的物化倾向

江苏卫视的大型婚恋交友类节目《非诚勿扰》展示了当代青年婚恋观的物化倾向。产生这一倾向的原因主要有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环境等因素。尽管如此,爱情依然是当代青年婚恋观的基础。科学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都市中“大龄未婚女性”寻求自我定位的伦理透视

“大龄未婚女性”问题的出现,体现着社会性别制度建构的特征,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性别文化的影响,也是造成“大龄未婚女性”们择偶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之一,而理想的爱情与现实的婚姻的状况也是“大龄未婚女性”们徘徊于婚姻的围城之外的重要因素.“大龄未婚女性”们要摆脱择偶困境,就要以主体的身份来定义自己,建构起真正的自我,在通过婚姻建立的家庭这个伦理实体中达到自我与他人的统一.     

“射背牌”：婚外情的智慧处置

现代婚姻是基于情感、责任、道德之上进行男女择配的制度性安排，是一种社会规范在制度上的体现。而婚外情（ultra—marriage love）违背婚姻制度，对婚姻当事人及其家庭造成伤害，从而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婚外情的主要矛盾是情感与婚姻制度矛盾，对此世界各国试图通过立法来解决婚姻纠纷，然而情与法的冲突是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但在苗族的传统上却成功地解决了婚姻与情感的问题，通过射背牌使有情人各安其份，回归现实的婚姻家庭。这是苗族对婚外情的智慧处置，比起制度性惩罚来得高明。     

元杂剧中的婚姻及时戏

元代爱情题材杂剧中女主角的年龄集中在18~21岁之间,相对于古代女性15—20的适婚年龄来说,她们都可以被称为失婚女。杂剧作家关注的是大龄女子的婚姻问题。在中国文学史上,元杂剧成为大量关注"失时女"的惟一一种艺术形式。父亲没有或者无法尽到使女儿及时出嫁的义务是使婚恋戏中的男女结合"发乎情,止于礼义"的一种叙事策略。因此,以前称为爱情剧的元代婚恋杂剧,实为婚姻及时戏。     

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心理冲突探析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正处于婚恋的黄金年龄,他们的婚恋受到现代化的冲击与现实困境的限制,极易引发心理冲突。从婚恋动机、婚恋方式、婚恋对象、婚恋观念四个方面分析了现代化对新生代农民工婚恋的影响,探讨了职业局限、经济收入少和社会地位低三个现实困境以及由此引发的心理冲突,并提出解决的对策。     

道德与情爱——论清末民初小说中女学生的“自由结婚”

"自由结婚"是清末民初婚姻变革中的醒目现象,也是彼时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多由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学生充任。因为"自由结婚"动辄与传统女性道德相抵触,女学界对这一问题多持保守态度。清末民初的社会小说中,只有当男女情爱提升至"仁民爱物"的高度,"爱情"方与"道德"并行不悖。而言情小说中女学生对一己情爱的大胆追求,往往引向"自由毒"的泛滥。不过,这种文学呈现的结果,主要源自小说家的刻意经营,而不是女性真实生活图景的写照。新女性在文学中的全面突围,有待于两性道德的新变和"五四"新文学的出场。     

关于《面纱》的意蕴解读

《面纱》是英国作家毛姆的经典作品之一。小说名为《面纱》,意蕴非常深刻,借一个看似寻常的爱情故事的讲述,作者运用细腻、冷静的笔触展现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发展变化的轨迹,并巧妙地运用第三人物的评述促使男女主人公彼此重新审视,不仅揭示了社会生活中婚姻、爱情的幻像,更揭示了人性内心深处的面纱。在经历了爱情、背叛与死亡的多重磨砺之后,女主人公最终走上自立的女性精神的觉醒之途。     

未婚女研究生婚恋现状分析与思考

从未婚女研究生的婚恋问题入手,讨论了未婚女研究生的婚恋现状,并从女研究生的自身、传统择偶观念和社会角色定位等方面分析了其遭遇婚恋困境的原因,认为可以通过提升自身魅力,多方面的辅导与帮助,婚恋观和教育观念的调整来解决女研究生的婚恋现状问题。     

溃败与逃离——解读吕乐的《赵先生》

电影《赵先生》不仅仅是婚恋题材的影片，其背后交织着微妙的性别、身份和权力的关系，象征着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     

爱情与艺术人生的思索——狄金森《我的生命——一把上膛的枪》主题论析

以《我的生命——一把上膛的枪》这部狄金森较具争议的诗歌作品的文本为据,从意象分析入手,联系诗人的生活及其创作体验,对该诗多重的思想主题作一评析。指出诗中的核心意象＂枪＂是诗人爱情与艺术人生的隐喻,它折射了狄金森的婚恋观及其对女性包括她本人从事文艺创作之困境的思索。对狄金森而言,爱意味着孤独,而文艺创作则是一种＂殉美＂体验,一种应该远离世俗物质诱惑的精神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