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关联、广义内部人控制与股市泡沫——我国股市泡沫的制度分析

从我国转轨经济的制度背景出发 ,通过股市制度变迁中时间维度的历时性关联与空间维度的共时性关联机制 ,指出由于我国股市制度变迁中政府的行政性干预 ,股市制度安排出现了以政府为核心的政府、中介、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四个层次的广义内部人控制。股市广义内部人控制导致从投资者→国有企业→内部人的单向利益流动机制 ,这种利益的单向流动机制破坏了股市中正常的聚财、用财、生财的双向利益流动机制 ,从而形成了我国股市潜在的体制性泡沫 ,即股票的市场价格过度上涨 ,股票的内在价值不断下跌。最终根据制度变迁的关联关系提出了深化产权改革、通过市场竞争培育真正的市场主体的制度对策。     

我国股市败德行为的成因分析

从信息传播、制度安排、市场监管、道德意识等方面深入分析我国股市败德行为产生的基本原因.信息不对称,使我国股市难以构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有效资本市场,这为败德行为的滋生提供了机会;制度安排的不合理与市场监管的不力,这是股市败德行为大行其道的客观的、深层的、根本性原因;而道德意识的淡漠,则是诱发股市败德行为的主观原因.     

我国股市伦理缺失的行为分析

我国股市近年来呈现出暴涨暴跌的态势,这与股票市场参与者伦理缺失的行为有关。以2001~2010年中国证监会公布的行政违法行为处罚公告为样本,从行为的方式、主体、市场环节、载体等多个层面进行实证分析,并加以解释;再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分析股市中的各类参与者,包括筹资者、投资者、中介服务结构、金融监管者从事证券违法行为的内在原因,指出导致这些伦理缺失行为的人文根源在于理性经济人的贪婪本性和由此导致的伦理道德的沦丧。     

我国证券监管的适度性分析

中国证券市场产生、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特殊背景，决定了政府在我国证券市场中的主导地位。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不是依靠市场自身的逐步演进，而是更多地依靠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安排来推进的，这使得中国股市呈现出明显的特征。所以我国证券市场政府监管的度的把握就显得尤其重要。     

期货监管中的合规激励：法理阐释与制度完善

缘起于美国的企业合规经历了从监管合规到刑事合规的演变。期货合规肇因于期货市场的双重风险,与刑事合规之旨趣南辕北辙,因此,《期货和衍生品法》的立法者明确提出了监管合规的命题。监管合规以合规激励为核心,是监管者、被监管者乃至第三方共同参与的、针对违法违规行为的矫正和预防机制。现阶段,期货合规激励在实体规范和程序设计两方面都存在不足,实践中也显露出多种问题,亟待通过相关制度的完善来予以回应。我国期货监管模式有必要从压制型监管向回应型监管转化,建立市场友好型、企业合作型及政府回应型的期货监管合规模式。在期货监管合规激励的制度建设方面,应尽快制定合规管理指引,强化合规信息披露,健全行政和解制度。     

中国《食品安全法》的监管权限漏洞研究

监管是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共同服从规则治理的行为,监管权限规范是控制监管权力的法律之笼。从规范与事实两个认定基准出发,根据监管权限规范的不圆满性及被动执法的现状,足以认定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权限规范存在严重漏洞。监管权限漏洞具有五种类型属性、四种具体类型形式。其中,监管时限漏洞为其核心漏洞。填补监管权限漏洞要遵循从立法到司法的方法路径,体现规则的正义,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完善的监管权限规范体系。随着大部制的建立,监管者处在新监管体制与旧监管规范的矛盾和冲突之中。修改我国《食品安全法》,填补监管权限漏洞,已刻不容缓。     

金融集团的法律监管研究

金融业融合化趋势的发展使得同时经营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的金融集团大量涌现 ,传统的金融监管的方式、方法与手段已难以适应对金融集团的监管需要 ,需要从整体衡量金融集团的资本充足性 ,加强管理人员的适宜性监管 ,建立监管者信息分享制度和协调员制度等方面加强监管。从长远看 ,金融业的融合化、集团化应为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目标 ,这需要在依法推行的前提下 ,逐步试点稳妥推进。     

“三鹿奶粉事件”背景下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博弈分析

"三鹿奶粉事件"再一次给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敲响了警钟.运用博弈论的理论对食品安全的监管过程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均衡结果与非均衡结果的经济含义指出在监管过程中"以罚代法"及"免检制"的不科学性;并从理论上对监管工作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提出建议,主要有:综合各种措施降低监管成本;在监管过程中更加强调监管者的作用,同等地加大对违法厂商与渎职监管者的处罚力度;废除非"免检制"以及建立监管工作的长效机制.     

我国创业板市场投资风险监管的路径选择——以英国AIM的保荐制度为借鉴

2009年10月30日,我国创业板市场首批28家企业正式上市交易。创业板市场是高风险的投资市场,投资者面临着非诚信风险和诚信风险。只有加强对诚信风险的监管才能创造出良好的投资环境。保荐制度是创业板风险监管制度体系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我们可以借鉴英国AIM市场保荐制度的成功做法,提出我国创业板保荐制度创建和风险监管的相应对策和举措。     

证券监管的博弈分析

运用博弈论理论,建立了证券监管问题的非合作博弈模型.通过对该模型的纯策略均衡和混合策略均衡的分析,从理论上确立了预防证券违法的思路,并结合实际分析了我国股票市场的监管问题,认为目前我国股票市场中违法操作已成为投资者的占优策略,而监管者则是在有选择的监管.因此,加强证券监管不仅要加大对违法操作投资者的惩罚力度,也要对监管者施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国际间资本市场联动效应的理论解读与实证研究

通过基于投资套利视角的理论模型阐述了资本市场之间产生联动溢出效应的作用机制,利用考虑股市涨跌非对称效应的均值波动模型考察了中美两国股票市场之间的联动效应,包括均值溢出效应、ARCH/GARCH型波动溢出效应和股市涨跌产生的非对称溢出效应。结果显示,中美股票市场在均值层面不存在显著的溢出关系,但在波动层面则具有多重显著的溢出关系。同时,中美两国股票市场上升或下降对中国股票市场的波动性和中美股票市场联动关系也有着不同影响。     

中国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溢出效应研究——基于VAR-GARCH-BEKK模型

在对中国货币市场利率、汇率和股票市场进行总体经验分解的基础上,运用VAR-GARCH-BEKK模型对实证分析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的联动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利率与股市间存在双向溢出效应,汇率和股市、利率和汇率间存在非对称的溢出效应,市场间存在显著的传导性,影响的方向和力度有所差异,从长周期趋势来看,汇率相较利率对股票市场波动溢出影响更具持久性。应密切关注市场波动,避免金融市场风险影响宏观经济运行,在有效监管框架下货币政策应着眼长期趋势,甄别市场波动力度与持久性,适时适度地完成货币政策调控。     

涨跌停机制对上海股市效率和波动的影响

涨跌停机制是对证券的每日最高和最低成交价,或每日最高涨跌幅度进行的限制,旨在降低股市波动,提高市场效率。用带有涨跌停虚拟变量的GARCH(1,1)模型,对上海股市交易最为活跃的30支股票在涨跌停机制影响下的鞅假设和收益波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股市当前10%的涨跌幅价格限制率会降低市场效率,而且不能降低市场的波动。因此,我国应取消或放宽当前的涨跌幅限制。     

交易制度对中国股票市场效率的影响——基于涨跌幅限制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波动溢出假说、价格滞后发现假说和交易阻碍假说的实证分析,可以回答涨跌幅限制究竟是促进了市场的效率,还是降低了市场的效率这样一个问题。实证研究结论表明,涨跌幅限制对市场效率产生了负作用,降低了市场的信息效率。涨跌停限制加剧了股票市场的波动性,推迟了价格的发现,并阻碍了交易的进行。而且,由于我国没有卖空机制的存在,证券市场对涨停限制有过度的反应,在对市场效率的阻碍上,涨停限制比跌停限制产生更大的影响。     

中国股市与债市的信息溢出效应分析

文章将影响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信息冲击分解为6种类型,利用向量移动平均模型考察了中国股市与债市受这些信息冲击的反应特征。研究发现不同信息对两市的收益率、收益波动风险及交易量的冲击具有各自的特征。总体上,这些信息对股票市场的影响要比对债券市场的影响更显著。     

上海股票市场波动实证性研究:2001--从交易方式角度透视

我国股票市场上的交易方式有两种,即集合竞价和连续竞价,交易方式的差异会对股价的波动性产生影响,而市场的波动性对股票市场而言是双刃剑,因此从交易方式角度探求股市的适度波动成为理论工作的一个重心.本文以上海股票市场为研究对象,针对2001年的全部交易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集合竞价形成的开盘价格收益率的方差大于连续竞价形成的收盘价格收益率的方差,其原因在于集合竞价与连续竞价相比,其交易过程的透明度差和交易指令具有不可更改性,据此,从交易制度上提出政策建议.     

信息非对称条件下中国股市波动性日内特性研究

基于指令驱动市场信息模型,从信息不对称角度解释股票市场波动性日内特征的原因。结果 表明,股票市场的非对称信息、公开信息和流动性成本是导致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具有"L "形日内模式的因素。股票市值越大,非对称信息、公共信息对股票价格波动的影响越低。     

中国股市大幅波动期间股指期货对指数现货波动的影响分析

针对股指期货做空机制与做多机制对指数现货的影响有无异同的问题,将2014年7月至2015年8月间中国股市的大幅波动分为上涨期和下跌期,通过沪深300股指期货以及沪深300指数现货每5分钟的数据,利用Garman & Klass波动率度量公式、双变量GARCH模型和EGARCH模型来分析波动中股指期货对指数现货波动的影响。研究认为,在市场处于大幅波动期,股指期货和指数现货两个市场之间存在双向价格引导关系,其中指数现货市场处于主导地位,两个市场之间风险是相互传递的,其中指数现货市场的风险传递更加显著;在中国股市波动的利多阶段,股指期货的负收益会促进指数现货的波动,在利空阶段,股指期货的负收益影响大于正收益影响,股指期货的做空机制对指数现货市场带来的影响大于做多机制带来的影响;股指期货以其本身固有的领先于股指的特性,在应该抑制波动的时候反而加剧了波动,造成了负面影响,中国金融市场应重视其负面影响,并采取有效措施来加强对负面影响的控制。     

市场波动性及市场噪音的定价能力研究——基于沪市的实证分析

利用上证50ETF分笔交易数据,通过基于均方误差最小化的最优采样频率方法估计市场波动性及市场微观结构噪音,并用多因素模型研究这两个因素在上海市场中的定价能力,实证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市场波动性和市场噪音都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与市场整体相反的走势,但是噪音的变化幅度大于波动率的变化;市场噪音并非系统性风险因素,而市场波动性的非预期变化是系统性风险因素,且被显著负定价;但与美国市场不同的是,股票收益对波动性风险的敏感度并未随规模的增大而降低。     

外汇市场冲击与国内资本市场波动的关联机理解析

运用三元VAR-GARCH(1,1)-Asymmetric-BEKK模型,解析了汇市、股市和债市间的关联机制。结果显示,汇市对股市和债市有显著的均值与波动溢出,而股市和债市对汇市仅有波动溢出,且汇市对股市的溢出效应大于对债市的溢出。基于新闻冲击曲面的分析揭示了资本市场对汇市冲击呈明显的非对称性。为此,政府应将金融市场开放度的扩大与资本流动的监管相结合,构建针对资本市场风险的多层次测度与监控体系,并完善资本市场的制度架构,增强信息披露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