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间发展服务贸易的可行性分析

长期以来对于中美贸易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货物贸易失衡进行,而事实上,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已经成为影响双边贸易平衡的重要因素,不合理的对美贸易结构会影响中美贸易的健康发展。就金融危机背景下中美之间开展服务贸易的可行性进行论证,指出两国的产业分工格局和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梯度差异为双边开展服务贸易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服务贸易必将成为未来中美贸易新的增长点。     

知识产权争端与美中双边产业内贸易:经验研究

运用GL指数和二元选择模型研究发现:(1)1995-2006年美国对中国发起的知识产权争端排除令涉案产品中23起产业内贸易指数都比较小,且20起涉案产品美方处于贸易逆差失衡.(2)美国对中国发起知识产权争端的概率将随该产品美中产业内贸易程度下降而增加,这证实了美中知识产权争端不是源于这些涉案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竞争效应而是源于产业内贸易失衡效应.(3)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知识产权争端的概率将随美中知识产权协议效应上升而减少.但是,美中涉案产品的贸易差额变量在统计上不显著.对策是,中国应通过技术引进和产业升级逐步提高美中双边产业内贸易程度;作为知识产权弱势的贸易大国,中国应在美中知识产权争端中力争利用双边协议效应;中国走出贸易中知识产权劣势格局的路径是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坚持自主创新的发展模式,提升竞争优势.     

全球生产网络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围绕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引发的贸易摩擦和贸易冲突不断,而中美贸易失衡背后的利益分配使得中美贸易平衡问题更加复杂。本文在全球生产网络的背景下,构建了双边贸易利益分配的理论模型,选取了要素禀赋状况、技术进步、垂直分工度以及规模经济四个因素作为代表性变量,对1997—2009年中美双边8个制造业部门的贸易利得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全球生产网络分工模式下,不能仅就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表象来理解中美在贸易中的利益,美国处于价值链两端高附加值环节,而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中间的低附加值环节。因此,中国应利用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机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优化本国的要素密集结构,实现国内附加值比重的实际增长,获取更大的贸易利益。     

中美在亚太地区的贸易成本弹性测度与分析——基于改进的超越对数引力模型

本文在Novy(2013)基础上把国内民主化程度作为政治因素引入该模型,以亚太地区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21个国家为观测样本,并利用改进后的模型对中美21大类产品贸易成本弹性分别进行测度与分析。结果显示中美贸易成本弹性均为正,中美平均贸易潜力在亚太国家中居首,进出口弹性差值较小,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可提高双边贸易量,出现贸易严重失衡的可能性较小。     

中美贸易摩擦的认识误区和正解

为了全面理解中美贸易关系,解读中美贸易失衡的本质,从美方特别是特朗普当局如何看待中美贸易失衡入手,通过对中美贸易数据的研判,预测未来中美贸易发展走向。研究发现,特朗普当局认为中国政府对出口企业的补贴以及高关税政策,是中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导致美国制造业丢失了近300万个工作岗位,因此需要打压中国出口,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高关税来扭转贸易逆差,让中国长期处在全球贸易价值链的中低端。研究认为,美国对中美贸易额的统计口径过于简单,减少中国进口不能直接增加美国的就业人数,中国扩大出口能为美国提供“价优物美”产品,中国投资者又把贸易所得投资到美国购买国债,美国是贸易逆差的受益方;中国的大量贸易顺差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得,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中主要是把中间品加工成最终产品,贸易所得很小;此外,中国的关税政策符合WTO规则,美国也会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投资。因此,中国从全球贸易价值链的低端爬到中高端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中美应通过贸易谈判,争取经贸合作,才能够提高双方经贸规模,实现中美贸易朝着合理的方向再平衡。     

中美服务贸易发展比较

中国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双边服务贸易多年来一直处于失衡状态,研究美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对于中国服务贸易具有重要启示。通过丰富翔实的数据,多角度比较分析中美服务贸易发展现状的差异,结果表明中国服务贸易总体发展水平较低,内部结构失衡,国际竞争力较弱。中国需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提升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中美高技术产业贸易模式的测度研究

通过G-L指数、Brüelhart边际产业贸易指数、Thom&McDowell指数,对中美10类高技术产业贸易模式测度显示:中美信息通信技术、光电技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武器和核技术贸易模式为产业间贸易或低水平产业内贸易;生命科学、电子科技、集成制造和高新材料贸易模式为高水平产业内贸易,而以信息通信技术贸易为核心,使2002-2012年中美高技术贸易模式和增量整体表现为产业间贸易,未根本转型为能使中国获得高附加收益的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中国应对不同高技术产业贸易模式采取差异策略分别治理,使其向高层次产业内贸易升级,增加实际贸易利益。     

日韩对华产业转移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

中美贸易差额的形成受多个因素影响,其中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是十分重要的原因。通过形成中美贸易差额的商品构成发现两国贸易不平衡主要源于制造业贸易,中美制造业贸易顺差与中美贸易顺差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同比增长,而这一时期70%的FDI投资于制造业,其中以日本和韩国的投资额居前列。可知中美贸易失衡与中国在这一时期承接日韩两国产业转移具相关性,从制造业角度对产业转移与中美贸易失衡的关系做出解释。     

中美贸易摩擦对区域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

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温,对积极扩大开放的区域经济产生深远影响,通过整理美国宣布的“500+2 000”亿美元关税所涉及的具体产业,探究了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对以成都为中心的区域整体经济情况与相应优势产业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对成都经济与各项产业可能受到的冲击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研判。研究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在于贸易失衡,根本目的在于美国要遏制中国的持续发展,因此贸易摩擦将具有长期性,未来会向中高端产业集中;贸易摩擦对成都的整体经济状况影响有限,对成都部分优势产业短期会造成阵痛,但是长期会成为企业自主创新的外部推力。成都应推动企业逐步推进产品品牌建设,提高贸易产品的质量;应加大科技投入,用创新来推动加工贸易的发展;应优化贸易结构,发展高端制造业;充分利用自贸区的政策优势,提高货物贸易中的服务附加值,支持重点企业开拓新市场。     

国际碎片化生产与中美贸易失衡

中美贸易失衡是理论界和政策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中美贸易失衡与国际碎片化生产尤其是东亚国家(地区)之间通过碎片化生产形成的区域生产网络密切相关.在这种国际分工模式下,中国从日本和韩国等经济体进口中间品经加工组装后出口到美国,导致了中美之间出现日益明显的贸易失衡现象.实证研究表明,中间品进口显著促进了中国对美出口的增长,在信息和通讯行业这一现象尤其显著.因此,中美贸易失衡不仅仅是双边贸易问题,而是一种结构性现象.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也使得日本、韩国等国家(地区),甚至包括美国本身从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