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学术场域之型构及其侨易格局——以20世纪前期的南北学术与留美学人为线索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虽然可以追溯到19世纪以降,但若论及一种兼及制度、社会与思想的整体形变,仍当属共和肇兴之后的新文化时代。随着政治制度的变化而引起的文化变迁,自有其内部规律可循。以学衡解体与吴宓北上作为象征符号,则可引出作为南北学术调和地的清华大学,进而得以呈现中国现代学术型构的若干二元关系面相,诸如北大—清华双峰汇源的北方学统作为中国现代学术之主流、中央研究院与中央大学作为中国现代学术之伏流、学术庙堂与知识江湖的对立作为中国现代学术之潜流等,对于理解现代中国学术(文化)场域里的结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而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现代学术(兼及文化与思想)场域所呈现出的侨易格局,既具有一定的继往开来的知识独立诉求之气象,也展示了某种值得总结的客观性学术规律,其核心特征表现为三：侨中有序、变度渐常、由象见道。     

侨易学之思考对海外华人研究的启示

一、因侨而易：侨易学之新视角
　　侨易学是最近几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叶隽博士综合中、西方哲学思想所提出的一套学术观念②。一直以来，叶隽博士都专注于西方与东方在文化、学术、哲学等方面的接触及融合等课题③。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他总结出侨易学这样一种治学的思路。侨易学的基本理念就是因“侨”致“易”，其中包括物质位移、精神漫游所造成的个体思想观念的形成与创生。其思路则在于如何通过一种有效的观念、理论、方法的整体形成，通过实证性的可操作性，来考察具有关键性的文化、思想、精神的具体形成问题(尤其是创生)①。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学术研究都以“中国”为中心，将问题的中心点定位于“中国”。然而，仅以此作为理论探讨的出发点，未免局限了一国学术的气象。中国现代学术之规模确立与范式成型，必须以世界为胸怀，不分畛域，将世界文明史的整体进程作为自身治学的客观对象②。很多学者也开始关注到这一问题，开始将自身研究放于世界范围，用变创的角度来思考，而侨易学正是其中的一种研究趋向。     

新道统论法哲学与现代中国法学的兴起

现代中国的知识场域正在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其深刻性之根本要义在于,我们正在迎来一个以法学为新的知识轴心时代。从中国思想的长程历史视角来看,这个法学时代将是继子学时代(先秦)、经学时代(秦汉至两宋)、理学时代(两宋至晚清)之后的第四个知识轴心时代。现代中国法学知识的创建,虽然当下在很大程度上要以西方为借镜,但是从根本上说,又必将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统为依归。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建立在道论的基本观念之上的,因此现代中国法学的建构必然在充分吸收西方法学的营养的同时回归到道论的基础之上,从而在新的知识背景下展示中国文化传统的巨大创造力。新道论法哲学正是为这样一个伟大的法学知识时代的到来进行奠基的思想系统。     

大学学术不端行为及其治理

学术不端行为作为一种学术投机行为,是学术活动中的权力变性与异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目标与社会制度间错位导致的一种紧张状态。在这种场域空间内,学术文化失去了固有的内在价值与气质,学术理性无法再为整个学术学术场域提供充足的学术责任伦理标准。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行为合理化理论旨要,将学术不端行为以“学术研究—学术评价—学术管理”为标准进行划分,有利于明晰学术人的学术责任。回顾大学学术场域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治理,存在技术手段治理无奈、现有制度执行真空以及道德约束孱弱之积弊,未能燃起学术人的学术责任伦理之心。基于此,根治大学学术场域这一久治不愈的顽疾需要转换思路,以角色—责任—问责为轴心,培育学术人形成内生于学术本质中的一种约定俗成的学术伦理契约精神。     

高等教育组织与高深知识的环境:学术场域——读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科学的社会用途》

基于《科学的社会用途》介绍布尔迪厄的科学场域(学术场域)理论,探讨高等教育组织与高深知识的环境——学术场域的特点。认为布尔迪厄的学术场域理论对高等教育组织与高深知识的运作机制及特征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认识意义。     

从“普通知识”到“高深知识”的范式转型及其制度依托

世俗知识、普通知识、高等知识对应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三人，呈现出现代中国的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学术架构的知识范式转型线索，和中国现代大学与学术制度建立的宏观语境。从“普通知识”到“高深知识”的范式转型，一方面展示出个体知识人纵横勾连出的知识谱系立体交叉结构，另一方面展示出知识转型在全球化语境中的若干复杂面相，这至少包括：知识生产制度、历史生成语境、作为载体的语言、作为主体的学人、学科规训的出现、公共领域的交错等，即在个体侨易背后是更高层次的范式侨易。     

百年中国美学:知识背景及其他——关于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特性的思考

从知识背景构成及其历史演变来考察 2 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构造和知识增长规律 ,是我们从学术史层面进行价值反省的重要课题。百年中 ,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存在一种具有知识生成意义的“两脉整合”过程 ,其中对于中西方美学的知识性传承和认同 ,与整个 2 0世纪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的要求和把握联系在一起。而西方美学作为一个特定知识存在形态 ,在理论形态和方法层面上直接影响着中国美学的现代学术方向     

百年中国美学:知识背景及其他——关于于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特性的思考

从知识背景构成及其历史演变来考察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构造和知识增长规律,是我们从学术史层面进行价值反省的重要课题.百年中,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存在一种具有知识生成意义的"两脉整合"过程,其中对于中西方美学的知识性传承和认同,与整个20世纪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的要求和把握联系在一起.而西方美学作为一个特定知识存在形态,在理论形态和方法层面上直接影响着中国美学的现代学术方向.     

论教育史学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

学术话语体系乃是一个时代学术面貌及其走向的真实映照,也是事关学术生存发展命运的核心问题。基于教育史学科理论自觉、理论自信和学科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以及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提升中国教育文化软实力的现实需要,应该从中国教育史学科中固有的学术取向、知识系统、理论范畴、学术词语等方面入手,坚持立足时代场域关注教育现实、立足中国实践着眼学科未来、立足本土资源放开学术胸襟、联合两岸四地共建学术家园等基本路径,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史学术话语体系。     

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的理论谱系与价值重估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美学热"绝非仅仅是文学和美学层面的话题,其生成机制、话语内涵和思想脉络,都与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变革密切相关。在"手稿热"、"译介热"、实践美学与文艺美学的表征呈现中,凸显的是从美学自律到社会启蒙、从知识场域伦理和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拮抗关系。"美学热"的理论谱系也并非仅仅指向学科自身,而是指向新时期的知识生产机制和知识分子的公共话语权。知识"大生产"与"有限生产"双方此消彼长、人学取向的西学资源与马克思主义框架体系相互规约,共同促进了知识的现代化转型。此种理论探索并没有伴随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分化与美学边缘化而停止,相反,它所确立的场域伦理、现代视野和人学启蒙思路将继续长久而深刻地影响历史,以文化研究的视角重新以"共通感"的形式渗透进中国现代转型的公共性批判与建设之中,为主体的自由和解放而不断努力。     

以和合思想发展中国设计文化

和合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具有融突和合、化解矛盾、张扬个性、创造新生之特征。因此以和合思想发展中国设计文化符合中国设计文化的发展背景、新发展观和发展规律。和合思想可以作为发展中国设计文化的方法论,以和合的时空结构思想来指导中国设计文化的发展,化解中国传统设计文化与现代设计文化、中国本土设计文化与全球设计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可以实现中西设计文化差异的协调与传统设计文化的现代转换,为中国设计文化的发展作出最优化的选择。     

中国古代学术话语的历史变迁及其品格

语言不仅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文化的深层原因。对于学术来说,具体的观点和思想深深受制于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不同可以从语言的角度得到深刻的说明。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的根本区别不在于现象、观念不同,而在于这些现象和观念背后的话语体系不同。与古代汉语体系和现代汉语体系相对应,中国学术话语大致可以分为中国古代学术话语和中国现代学术话语两种类型。中国古代学术话语又大致可以划分为从先秦至秦汉、从魏晋到明中叶、从明中叶到晚清三个阶段。中国近代学术话语的主体还是传统方式,但增加了异质的东西,这种异质并没有动摇中国传统话语的根基,异质只是作为因素而存在。     

儒学知识化与现代学术

近年来,中文学术界不时出现一种声音,批判现代儒学知识化的趋势。不少人强调:传统儒学是一套关于生命的学问,而不只是一套知识系统;它是一套整体的学问,无法被纳入现代的学科分类之中。他们忧虑:在现代西方的学术体制中,传统儒学会被割裂,因而丧失其主体性与生命力。在有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正当性)之争论中,也不时冒出这类的声音。这种忧虑自有其道理,但亦有其盲点。因为传统学术的专业化不仅是中国传统,也是西方传统(如西方神学)所要面对的问题。现代学术体制的形成有其历史背景,它固然有所遮蔽,亦有所开显。将传统儒学纳入现代学术体制而知识化,固然有所失,但亦有所得,因为这可以开启儒学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功能。     

王国维的学术观

王国维的学术现可以概括为三方面：（1）学无中西,（2）学无古今,（3）“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他率先破除了自来限制学术发展的古今、中西以及新旧的珍域,自觉地引进、吸收外来学术思想,融会古今新旧,兼来诸家之长。他强调学术本身的价值,认为学术无有用无用之分别,学术不应成为达致社会政治功利的手段;他不遗余力地追求学术独立,为学术独立、思想自由这一现代学术理念在中国学术思想界的确立作出了不可忽视的努力。     

世纪末反思:中国现代学术文化与新文学命运

现代学术文化所具有的科学性、真理性、开放性和实践性的特征与功能,对新文学创造者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文学观念及行为模式的现代化进行调整、驱动和制导,能把“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现代学统内化为文学创造者的文化人格,这是中国文学向现代转型与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深层机制。现代学术文化兴盛,中国现代文学就繁荣,现代学术文化衰微,中国现代文学就不景气,故现代学术文化兴衰与新文学历史命运休戚相关已是不争的事实,也是重要的历史经验。     

高校学术不端的缄默向度及治理

学术不端不单是个体为了学术名利而实施的违反学术准则、违背学术诚信的行为。从缄默层面看,学术不端更是群体性层面的学术失范,是现代性社会、传统文化思想以及人性特征等社会文化基因在高校学术场域中的外在显现。高校要根除学术不端,除完善优化学术评价制度外,更为关键的是要摈弃表层化治理,澄清“学术不端”的缄默层面,唤醒高校学术人的社会良知,激活学术主体的学术旨趣。     

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综述

知识分子作为思想启蒙的承载者,对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变迁、经济发展、文化重建和社会转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巨大推动作用.2007年底在武汉举行的"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从"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政治"、"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文化与教育"、"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野"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皖派”与清代学术（主持语）

清代考据学是继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之后,对中国传统学术和思想文化加以整理和总结的集大成之学。“皖派”学术是乾嘉考据学的主体,也是清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与外延并非指安徽一地之人和一地之学,它是以江永和戴震为代表的汉学研究群体,以徽州为发祥地,逐步向江浙湖广及燕冀等地扩散延伸。随着弟子或私淑的与日俱增,及至《四库全书》开馆,皖派已蔚成规模,由乡野而登庙堂,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及近代以来的学术风气。这一特殊现象的出现,既符合儒学自身内在发展的要求,也与明清徽州地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更多的是与朝廷文化政策同步契合的结果。     

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综述

知识分子作为思想启蒙的承载者，对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变迁、经济发展、文化重建和社会转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巨大推动作用。2007年底在武汉举行的“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从“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政治”、“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文化与教育”、“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野”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科学、人文的紧张与冲突——20世纪20年代初"科玄论战"的文化与教育省察

"科玄论战"是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文化事件,"科玄论战"的背后隐藏着科、玄两派对现代化过程中理性与价值效用认识的分歧.在论战中,科学派高扬科学的大旗,促进了科学意识的普及和科学教育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启蒙作用,但科学派将科学奉若神明.显现出"科学万能"的意愿.玄学派对于科学的价值缺乏足够的认识,但他们对全盘西化的警醒、对科学、理性、知识应用于人生之域有限性的强调以及对人文价值的重视对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教育发展无疑同样具有启蒙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