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腐败成本:加大惩治腐败力度的理性选择

腐败成本低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提高腐败成本是加大惩治腐败力度的理性选择。要建立职业资格的限制和剥夺制度,提高腐败的政治成本;要加大经济处罚力度,提升腐败的法律成本;要建立廉政保证金制度,提高腐败的经济成本;要建立社会舆论谴责制度,加大腐败的道德成本。     

论腐败成本

本文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等综合性学科,从多角度、多视野来认识腐败产生的动因,通过对"腐败成本"深入的探讨,对腐败成本和腐败利润作了分析、揭示和总结,从利益比较中对我国腐败成因提出了新见解.针对目前我国腐败高发多发现象,文章指出,必须建立起有效的反腐败利益机制,提高腐败成本,完善党纪国法,加大惩处力度,真正实现反腐败的标本兼治.     

体制转轨国家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社会正处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刻 ,转轨本身产生出过多的任意处置权 ,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很低 ,造成了腐败在转轨国家滋生蔓延。转轨国家要保证反腐败的有效性 ,就必须有效降低反腐败的成本 ,增大腐败的成本 ,今后反腐败措施是 :1.要加快市场化改革进程 ,减少任意决策权 ,缩小政府规模 ;2 .要对政府官员进行有效激励 ,实行“养廉工资” ,以期加大革职的代价 ;3.要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 ,对政府官员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 ,以增加腐败的现实成本。     

腐败成本论——加强反腐败力度的新视角

人类求利的动机是导致腐败行为发生的根源性动力,而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是导致腐败行为发生的直接驱动力。根据我国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确定腐败成本必须遵循两条原则,一是罚当偿罪,二是以儆效尤。提高腐败成本的方式,一方面是逐步提高公职人员的经济待遇,另一方面是加大惩治力度,从法律、纪律、经济、行政、道德等方面进行制裁。高俸养廉使人们不想贪,严刑重罚使人们不敢贪,完备法制使人们不能贪。     

成本、风险对腐败发生率的影响与教育对策探究

教育、制度、监督是建立腐败惩治预防体系的三大支点,教育是标本兼治的基础,防腐教育体系的建立首推腐败成本与风险教育。腐败成本由领导干部的机会成本——正常收益、政治成本、道德精神名誉成本构成;腐败风险指腐败行为被立案侦查的概率,通常用腐败风险系数表示。成本、风险对腐败发生率的影响就是通过与领导干部算账,厘清腐败价值与腐败收益、成本之间的函数关系,分析腐败风险系数对腐败发生率的影响,运用决策树法分析领导干部在廉洁与腐败之间做出价值选择时的心路过程。建立"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猛药去疴"、"零容忍"的反腐高压态势与提高机会成本的有机构成,有针对性地对领导干部实施腐败成本、风险教育,进而促使领导干部算清腐败成本、风险账,自觉抵制腐败。     

经济学透视下的腐败源头--兼论治理腐败必须"釜底抽薪"

反腐败要从源头上管好人、管好权、管好钱.为此,要狠抓教育,使人对腐败不愿为;制度创新,使欲腐者不能为;依法严惩,加大"腐败成本",使欲腐者不敢为.     

新形势下腐败对高校的冲击

教育事业的特殊性决定了人们对高校腐败的特别关注和忧虑。主要阐述了新形势下高校腐败的特点、成因 ,并提出了预防高校腐败的相应对策 :建立效率制度 ,推行校务公开 ,从源头上防止腐败 ;进行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制度改革 ,依靠制度遏制学术腐败 ,深化财务管理 ,强化对易发生腐败部门的监督 ;加大惩罚力度 ,提高腐败成本 ,遏制腐败     

论腐败发生的机理与对策

腐败的本质是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或公共资源，为了谋取个人或小集团私制，而侵犯公众利益，腐蚀，破坏社会有机体即现存在的社会关系的行为，腐败最大量的表现在经济领域，最严重的危害在政治领域，反腐败是严重的政治斗争，任何腐败行为均是腐败主体，腐败对象和腐败机会三大基本素的结合，其中腐败主体是主观人为因素，腐败对象和腐败机会是客观因素，腐败机会是关键因素。惩戒腐败，要根据腐败发生的机理，对症下药，综合治理，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科学机制。     

腐败的经济解释--基于张二江案例的分析

本文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出发,应用博弈论剖析张二江的案例,探讨其走向腐败的经济道理.文章指出,政治市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造成了腐败的收益(π)和监督的成本(C)很高,而对腐败的惩罚(F)却偏小.因此,根治腐败的根本在于改善政治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状况和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     

腐败收益成本比较分析

腐败的实质和核心是政府官员为了谋求个人私利而滥用公共权力。通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腐败现象的收益成本问题进行分析,认为无论是宏观层面的腐败还是微观层面的腐败,成本均大于收益,因而在微观上建立惩戒腐败和廉政激励机制、在宏观上完善制度便势在必行。     

论腐败的制度根源

近年来,随着中央巡视工作的展开以及纪委查处力度的加大,全国各地的腐败“大案、窝案”不断暴露,多地出现“塌方式”腐败,治理腐败已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腐败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其危害既深且广,故深入挖掘我国现阶段腐败滋生的制度根源极为必要。腐败的制度根源主要包括：过度型政府干预诱发腐败寻租、配置型反腐制度缺乏适应性效率、缺陷型监管制度纵容腐败。当前应该采取规制政府行为、推进反腐制度由“配置性”向“适应性”转变、协调公私利益矛盾、完善腐败预警机制、提高腐败成本等措施,铲除腐败的制度根源。     

知识产权领域腐败问题实证分析及防治对策

立足知识产权领域腐败问题现实表现，分析其“传统腐败”“隐形腐败”“灰色腐败”类型特征，研究其在损害公权力廉洁性、悖离激励创新导向、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侵害主体合法权益、影响我国国际形象等方面的社会危害。研究发现：知识产权领域腐败现象表现出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形式多样、螺旋式反复发展、具有一定起伏性等趋势特征。知识产权领域腐败诱因包括知识产权与公权力之间存在天然纽带关系、审批机制和保障制度制约规范不够、腐败成本收益比例严重失衡等。从完善“审批”保障制度、“权利”保障制度、“监督”保障制度、“惩治”保障制度方面入手，可有效防治知识产权领域腐败问题。     

惩治腐败的定量化研究

如何通过惩治手段使腐败决策者理性地放弃腐败 ,是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本文分析了风险中立型的决策者的腐败决策过程 ,认为提高腐败查处概率和增加腐败遭惩罚所带来的损失 (以下简称腐败惩罚损失 ) ,可以有效地制约其腐败行为选择。当提高腐败查处概率到 0 .5以上时 ,高薪才能养廉 ,同样条件下 ,无论腐败租金金额多大 ,也会失去诱发腐败的效力。腐败惩罚损失的大小是根据腐败租金来设定的。当腐败租金增大时 ,加大腐败惩罚损失使之超过前者的增加速度 ,或在前者不变时提高后者 ,能够起到制约决策者腐败的作用。     

腐败行为的经济诱因研究

本文基于腐败的经济学涵义,从经济人假设和权利基础两方面剖析了腐败产生的必要诱因(潜在可能性因素);通过对腐败的成本——收益分析,阐释了腐败产生的充分诱因。基于腐败的诱因,提出了遏制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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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共经济学意义上来说,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官员,在拥有公共权力和寻租空间的情况下,只要从事腐败活动的收益大于成本,腐败的产生就不可避免。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刻,转轨本身产生出过多的任意处置权和寻租空间。由于任意处置权这种公共权力的存在和寻租空间的扩大,导致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很低,这就造成了日益猖獗的腐败行为。对腐败的治理,需要从各个可能方面阻止腐败产生条件的发生,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其产生的根源,从而最大限度地杜绝腐败。     

腐败根源的公共经济学分析

从公共经济学意义上来说,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官员,在拥有公共权力和寻租空间的情况下,只要从事腐败活动的收益大于成本,腐败的产生就不可避免。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刻,转轨本身产生出过多的任意处置权和寻租空间。由于任意处置权这种公共权力的存在和寻租空间的扩大,导致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很低,这就造成了日益猖獗的腐败行为。对腐败的治理,需要从各个可能方面阻止腐败产生条件的发生,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其产生的根源,从而最大限度地杜绝腐败。     

对腐败“零容忍”的困境与对策

对腐败"零容忍",就是对任何腐败行为都不能容忍的态度。当前,纵容腐败的封建统治影响、对腐败认同的社会心理影响以及"倒金字塔"式的腐败影响,造成腐败现象日趋严重,反腐斗争面临困境,反腐败的任务十分艰巨。要对腐败"零容忍",实现政治清明的社会环境,就必须要构建科学的干部评价体系,以"零容忍"为基础构建廉政文化,抑制腐败认同心理,自上而下不折不扣加大廉政制度执行力。     

腐败现象的经济学诠释

腐败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腐败行为是有成本的。在经济学家看来．腐败行为是腐败官员作为“经济人”角色的一种“自觉”活动，但由于腐败破坏了经济系统既定的帕累托状态，损害了效率和公平，因而腐败被经济学认为是可“理解”但不可“容忍”的。现行的反腐措施法律约束和道德约束的实施也是有成本的，这或许不是最优选择，经济学家更希望找到一种制度能够“经济学”地“内化”腐败，使腐败成本最小。     

"一把手"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文章首先对"一把手"腐败问题从委托代理角度进行分析,指出在现行官员体制下,一把手上下级之间是特殊的代理链,代理链往上看时是单线的,往下看时则是放射状的,代理的效率关键取决于一把手.接着,本文建立了一个上下级官员之间的博弈模型,对腐败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应对官员选择适当的工资水平而不是高薪养廉,对上级监督腐败进行激励和约束,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惩罚,降低监督成本,完善市场竞争机制.     

浅探新时期防治腐败机制的构建

基于新时期国内外长期反腐斗争的实践和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构建“三不”防治腐败的机制：加强新时期防治腐败的法律和制度建设，构建使广大干部不能腐败的机制；提高公务员的待遇同时加大惩处腐败的力度．构建使广大干部不愿腐败的机制；强化防治腐败教育，净化社会环境，构建使广大干部不想腐败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