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宝琛与“前清流”

晚清清流作为权力争斗的调节器和社会矛盾的平衡器，具有准集团化倾向。他们追求“内圣外王”之道，议论朝政、针贬时弊，以张民意忠君上自居。陈宝琛在其一生的“立言”阶段，作为清流健将与张之洞、张佩伦关系最为密切。他既有不媚时俗、不畏权贵、敢于直谏等清流人物共有的风骨，更有学西学、新内政的鲜明个性。他主张以知外情教育皇上，改总理衙门为“通商院”。他熟悉边疆形势，在外交上善于从全局出发思考问题。在中法战争中他与清流同仁力主抗战，并积极参与南洋事务。但清流作为“言官”，手中既无实权，自身又长于言而短于实践，一当权力争斗调节器作用消失，清流党的消失也就不言而喻了。     

儒教文明的危机意识与保守主题的展开

晚清士大夫阶层对于儒教文明的危机意识到甲午战败达到了一个高峰,康有为将之概括为"保国、保种、保教",获得了广泛的共鸣。比较一下张之洞、康有为和严复的保守方案,会发现三者在具体理解和具体主张上各有侧重,各有异同。具体来说,张之洞的保守方案重心在保国,严复的保守方案重心在保种,康有为的保守方案重心在保教。"保国、保种、保教"的主题也规定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基本方向,是晚清思想界留给我们的一笔极其重要的精神遗产。     

章太炎对德国哲学的批判与吸收

章太炎借助日译西学,以“旁征博引”的方式对德国哲学进行了批判与吸收。他分别以“无神论”、“自我”自由和“俱分进化论”对“神”(上帝)、“强权”和两种进化路线加以批判,却对康德的“物自体”、叔本华等人的个体意志自由和哈特曼的善恶论等概念、范畴有所吸收。而且,当时他的俱分进化论与严复等人的观点并非针锋相对,却多吻合。     

严复军政思想述要——以严氏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三场战争的观察与思考为中心的考察

严复对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十分关注,在战争期间就对之进行考察分析,并结合战争的特点对中国的军政建设进行思考。严复认为,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主要是因为没有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变革营规兵制,而是仍以"治匪之术"抵抗列强侵略;中国要富强,就必须变旧法、学西学。对于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严复认为是由其内政腐败导致的,而"内政腐败,军声未有克扬于外者"。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严复认为,它以民族—国家集团为组织形式,规模空前;以科学发明为武器,伤亡巨大;财政经济等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严复认为,公理必胜,强权必败,中国应主动加入协约国作战,对内则要反思西方文明和政治体制的弊端,建设"对外能强对内能治"的新政权。严复的这些认识,超越了洋务派以"坚船利炮"为中心的军事思想,把近代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到以政统军、以学治军的新阶段。     

严复对袁世凯新权威主义统治的矛盾态度与困惑

严复的新权威主义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的中央集权强权统治,在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但是,当他用这种思想来理解和观察具有明显新权威主义特征的袁世凯过渡性强权统治时,却表现出一种犹豫不决、忸怩暧昧、前后矛盾、迷茫彷徨的态度。这充分说明在清末民初复杂而诡秘的政治形势下,严复始终没有找到恰当的新权威主义权威象征符号和理想的政治强人,但给新权威主义的后继者提供了重要启示。     

文武两端:关于张之洞和袁世凯的再评价

"清流"若是八股之下士人内心扭曲的亢奋,"洋务"则为夕阳中当权者妥协的变通,做为清末"士大夫"楷范的张之洞,以"清流"入仕,兴"洋务"畅仕,然"臣民"的自身定位,使他始终无法从配角转化为主角,只能被动的择世而行;袁世凯小站练兵,拉开"北洋系"指点江山的序幕,但武人长于施威,乏于布德;遇乱世若一味持强,则如饮鸩止渴,饱则即亡。张之洞和袁世凯一文一武,于南北间刚柔相济,但面对错综复杂的时局,困顿中求生的民族,也于彷徨间两难。     

张之洞薨逝后之时评——以《申报》为中心

张之洞病逝后,《申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了全国各界的悼念活动及其对他一生的评价.既有为政之评价,也有人格声望之评价,还包括与袁世凯的为政比较.在为政上,肯定了他兴办实业、兴学育才以及政治主张和措施,但也认为他用财浩繁和后期保守;在人格声望上,张之洞为官清正廉洁、不事聚敛,其声望当时无人能及;在待人处事上,张之洞与袁世凯在行事风格、政治主张和宦海经历等方面虽相似,但希望张之洞死后,袁世凯“他日行事之异”.这些评价充分彰显了张之洞作为晚清重臣的历史地位及其对社会的深刻影响.     

从庚子议和看张之洞的儒臣个性

义和团事件是清王朝垮台之前所处理的一件最重要的政治突发事件。慈禧太后及其满族亲贵、李鸿章、张之洞成为担待这次历史事件的主要责任人。三方之中,张之洞无疑居于核心地位。不幸的是,张之洞的个性与信念之中存在着不可挽救的缺陷,使他临大任而不能有大作为。通过庚子议和一事,我们看到张之洞形象的另一面：一个虚张声势好为大言、投机取巧不负责任的张之洞;一个长于务虚、短于务实,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张之洞。在关键的历史时刻,张之洞做出的是一种自保、谗佞的选择,既不敢对外抗争,也不敢对内力争,这不可避免地导致近代中国无可奈何地进一步沉沦。清政府最后虽然度过了这次政治危机,但也耗尽了它自身的力量和人们对它的信任。随着清王朝的垮台,张之洞个人的事业和抱负也完全付之东流。     

张之洞与晚清铁路

张之洞由清流健将,转变为洋务派后期首领,顺应了时代潮流,对晚清铁路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业绩体现于促使清政府定修铁路为国策、推动铁路建设及民族制轨业的发展、在借款修铁路中力求少失路权、奠定中国早期铁路教育事业基础等方面.张之洞在铁路生涯中亦有过失,但瑕不掩瑜,不可因之而漠视其在晚清铁路业中的应有地位.     

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兴起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开始采用西法编练新军,与此同时,各类军事学堂在南北各省纷纷建立,军事教育勃然兴起。其主要倡导者和开拓者就是张之洞。 一 张之洞军事教育活动的思想基础是对军事人才的重视,而对军事人才的重视又与他在中法、中日战争中对外情的了解不断加深和对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担忧有关。 1884年7月8日——清政府对法宣战前夕,张之洞从腹地山西抵达战云密布的广州就任两广总督。他上任后亟筹战守准备,起用老将冯子材,为谅山——镇南关大捷作出了重要贡献。事隔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张之洞又奉旨到靠近战区的江宁权篆两江总督。在江宁,他不分畛域,调兵遣将,筹固大局,主张对日本的侵略进行坚决的抵抗。     

宋人对柳宗元诗歌的评述

宋人对柳宗元诗歌的认识和评述 ,随着宋诗自身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北宋诗文革新作家欧阳修、梅尧臣充分肯定了柳诗刻画山水、摅写忧愤的特点 ,苏轼则对柳诗“简古”、“淡泊”的艺术特征 ,作了深刻的揭示和精辟的论述。北宋后期以后的诗坛上 ,“江西诗派”盛行 ,他们一方面坚持柳诗学陶、质朴简至的看法 ,另一方面则从字法、句法、章法等形式技巧上探讨柳诗。南宋后期 ,严羽、刘克庄也对柳诗发表了许多见解 ,其要旨是从艺术特征以及柳宗元其人其诗的关系上进行论述。总之 ,宋人对柳诗的评述大体上揭示了柳宗元诗歌的基本特征     

刘师培的赋学思想

刘师培无赋学专论,赋学观点散见于他的各种学术论著中。其以经学语境、史学规范和小学基础为根基的诸多赋学观点和思想,对我们探究赋体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有很大的价值。与多数赋论家倾向对具体作者、作品的诠释与评价不同,刘师培注重在更为广阔的文学视野中探讨“赋”这一文体的性质、变迁和功用。系统研究他的赋学思想,可以对赋有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正直端方的刘春霖

刘春霖是晚清时期一位政绩卓著的官员。他在云南为官30年,从候补知府做到云南布政使,在安边攘外方面建立项功,得到云南民众的拥戴。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在勘定滇越边界问题上毫不退让,体现出一身浩然正气。他具有丰富的军事知识,善于用兵,在边患频仍的情况下,能使边境安定,展示出卓越的军事才华和政治才能。在官场中,他遵循正直官吏立身处事的原则,颇有清正廉明的官声。     

柳宗元与刘禹锡接受屈赋管窥

柳宗元与刘禹锡是中唐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由于有着与屈原类似的资质才能、时代境况、理想追求及政治遭遇，故他们对屈赋皆有着不同程度的接受。考察柳、刘赋作，他们在承继屈赋关心时政之忧世情怀、嫉恶刺邪之批判理念、九死未悔之斗争精神及志端行直之高尚人格等方面有着相同的一面。然在赋体形式、创作方法、内涵特质、赋作精神和赋体发展等诸多层面，他们的认识又有着明显的不同。     

《刘衍论著集》评述

刘衍先生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知名学者,以李贺、姚舍为代表的唐诗研究和以唐宋散文史为代表的古代散文研究为其突出成就。在对先生研究成果的归纳分类上,在学术界对先生成果评价的基础上,对其学术成就作了客观评述。     

浅谈清代柳条边

清初,为了确保"龙兴之地",在东北修筑了柳条边,它的修筑达到了保护特产,以界"内外",保持满族旧俗的目的,但是柳条边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东北经济的开发和发展。最终,使这一块"净土"成为清朝以后的内忧外患之地,而不得不废弃。     

浙江江山刘氏与清末民初词学

浙江江山刘氏是清末民初两浙词坛一个重要的词学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刘履芬、刘观藻与“吴中词派”后期成员有直接交往,他们的词学观念有兼融浙、常两派思想的倾向。清末民初,随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兴起和繁盛,现代分科教育的大力推行,词曲之学也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大学讲堂,成为中国文学学科的主流课程,词学研究格局开始出现新变的迹象。刘毓盘在承继父辈思想的基础上对传统词学进行了系统化的改造,由过去偏重于家庭、师长、朋辈的创作指导转向以知识传授为主,这是中国词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表征。     

刘文淇《左传》研究思想探析

仪征刘氏家族是清代扬州学派的重要代表,其学术研究以《左传》名家。从刘文淇开始,历经三代,共同编著《春秋左传旧注疏证》。该书蕴含着作者非常丰富的《左传》研究思想,集中体现其研究特点,是清儒《左传》注疏研究的整理和总结之作。在分析该书内容的基础上,概括其《左传》研究思想为三个方面,即“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公羊》、《毂梁》之义理不能尽信,《左传》之褒贬存于贾逵旧注。     

永州与柳宗元的辞赋创作

柳宗元的辞赋作品,大多作于贬谪地湖南永州。永州富有地域特色的自然景观及富含悲怨意蕴的文化传统,带给柳宗元崭新的视觉上和精神上的体验,从而生发了柳宗元的辞赋创作。永州的山水风物生动地展现在柳宗元的笔下;以屈原及其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浸润着柳宗元的创作;永州的民风民俗为其创作提供直接的素材。在异域文化的熏陶下,柳宗元的辞赋创作别开生面。     

从托孤看诸葛亮集权治蜀

刘备托孤之言实际上是对诸葛亮的放权与扩权的表现,是授予诸葛亮比李严更大的权力。作为托孤大臣之一的李严淡出政局,有其主客观方面的因素。刘禅即位后,诸葛亮开府治事且领益州牧,整合蜀汉政权多方政治力量,团结、协调政权内部结构关系,凝聚物质力量和精神意志全力兴师北伐,是其集权治蜀的需要和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