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规范的地方政府行为框架

地方政府行为问题实际上是市场与政府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一个具体体现。由于历史、制度等方面的原因,我国各级地方政府的行为比较混乱。改革之初,地方政府确实为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兴起做出了具有创造性的贡献,然而现在,地方政府代替市场配置资源、代替中央调节经济的种种行为已经成为了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道路上的绊脚石。可以这样说,改革进行到今天,要改的正是政府自身。因此,构建一个规范的地方政府行为框架是本文的主旨,这也是一个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基本构想

如何处理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一直是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的难题。分税制财政体制是处理好政府间财政资源配置的一种有效地机制,。本文从两级政府间财政资源优化配置的标准、实现机制出发,提出重构中央税体系、完善地方税体系、提倡税基分享代替税收分成的分配办法,进一步推进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并提出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做好政府职能转换;加强预算管理制度建设、硬化预算约束;优化政府官员选拔机制,改变现有的激励结构;适当赋予地方税权、合并国税地税局等配套措施,以进一步完善我国财政资源配置体制,实现政府间财政资源的合理配置。     

浅论我国分税制改革

分税制是将税收方面的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等税收权力在中央及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分配,以求实现事权与财权相统一。完善我国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必须要完善我国的税收立法,健全税制,依法治税。在立法原则上、在法制体系上进行完善,在两种重要的税制制度上的完善,在中央和地方权力分配上的完善,重视地方权力分配。本文将从我国财政体制的发展、分税制改革的成效和问题以及分税制改革的完善等几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中央—地方—个体的互动与共演

制度变迁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本文初步构建一个"中央—地方—个体"三者互动与共演的动态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分析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的实践。研究表明:(1)动态制度变迁过程可划分为3个阶段:"发展战略:中央政策制定"、"中间扩散:地方实施创新"以及"基层变迁:个体需求反馈";其中,中央政策制定的可行集取决于变迁要素(主观意识、社会需求和国内外经验)、要素权重以及政策制定者知识,三者共同决定了可选政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2)中央集权制下的一项政府主导的改革成功有两个关键:一是强制性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且方向一致,中央能够积极回应个体和地方的制度需求,提供制度供给,降低改革阻力;中央甄别引导→个体与地方探索创新→中央择优并固化为正式规则,这一互动过程使得改革能够及时调整,适应不断变化的系统和外部环境;二是制度矩阵中制度互补而非挤出的改革更易成功,相关制度之间相互补充,从不同方面达成同一政策目标,增强了政策效果。(3)上述观点得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实践的证明:前30年的艰难探索中,中央政策可行集设定存在一定偏差,缺少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制度缺乏适应性;后40年的成功(特别是使用权改革)主要原因在于,中央政策可行集得到调整,进行了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充分利用了制度的互补性,实施渐进且广泛的改革,制度具备较强的适应性。     

新中国70年农业经营体制的历史变迁与政策启示

农业经营体制是农村政策的基石,是历来农业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梳理了新中国70年农业经营体制的5个发展阶段,运用农业生产"统分结合"与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框架,从理论上阐释了我国农业经营体制的变化规律,形成如下研究结论:第一,市场与政府共同决定着农业经营体制的变迁,政府的"有意"越位与"无意"缺位是统分关系长期失衡的制度性原因,形成了农业经营体制强制调整与自我调节的两类变迁路径。第二,生产关系调整能否适应生产力发展是决定制度变迁能否持续的前提,也是检验农业经营体制生命力的试金石。第三,政府主导的农业经营体制强制性变迁易陷入"统"的过多或"分"的过细的不协调状态。最四,70年来农业经营体制呈现出从家庭经营走向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变化轨迹,再次表达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天然合理性。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完善我国农业经营体制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我国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关系的重要制度,对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是与财政体制改革交织在一起的,它既要努力实现财政均等化,又要照顾在原体制下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这两者之间是矛盾的。这也就决定了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必然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必须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深入推进地方大部门制改革的对策研究

地方大部门制改革是响应中央的号召而采取的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整合政府部门的一系列行动。虽然地方大部门体制是依据我国法律法规和相关报告的规定来设置的,但是在设置和整合的过程中依旧存在不少问题。本文重点研究深入推进地方大部门制改革的对策与建议,意义在于使地方大部门制改革能够跟上中央的步伐,中央与地方能够协调一致,完善我国政府组织体制。     

浅谈当前我国土地市场的问题及其对策

中国土地市场的发展是打破计划手段而以市场方式配置资源的过程,表现为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演进路径。近几年虽然土地的市场化进程发展较快,但原有体制的惯性、土地市场的二元性、政府参与土地经营等方面的因素,使我国的土地市场发育仍不是很完善。     

对进一步完善土地垂直管理体制的思考

为理顺国土部门与地方政府关系,落实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保护耕地,2004年我国实行省以下土地垂直管理。但是由于制度本身的缺陷和不能解决中央与地方目标异化的特点,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违法多、耕地保护难的问题。本文分析了省级以下土地垂直管理的实行背景、意义、存在的问题难点及完善建议,希望对完善相关体制有所借鉴。     

基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下地方政府执行力问题分析

地方政府执行力是将政策转化为实际成效的保障,但当前很多地方政府的执行力不足,这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存在的职能转换不到位、法律制度不完善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而如何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下提升地方政府的执行力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本文将介绍行政管理体制和地方政府执行力的概念,分析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执行力存在的问题,并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下如何提升地方政府执行力提供建议。     

中国市场化进程报告:现状分析与未来预测

本文通过对市场化进程的分析 ,指出当前中国总体市场化、行业市场化与地区市场化离目标市场化还有多远 ,并通过问卷调查及计量分析 ,对未来5～10年的市场化进程进行了预测。文章认为 ,未来市场化的最主要障碍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法制建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中国未来改革的中心任务将是政府职能转换。而想真正做到对政府行为的约束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就需有制度监督与保障 ,即法律制度环境的完善     

连锁董事、区域企业间连锁董事网与区域经济发展——对上海和广东两地2001年上市公司的实证考察

本文描述了上海与广东企业 ,因连锁董事的企业间联系而构成的区域企业网络的形态。研究发现 ,上海企业镶嵌于一个具有整体的、广泛的企业连锁网络之中 ,而广东企业镶嵌于一个离散的、小型的企业连锁格局之中。结合西方关于企业间连锁董事网络形成的理论和本研究的实证结果 ,本文得出以下可能的推论:(1)从网络形成的角度讲 ,地区企业网络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具体的讲 ,上海企业连锁董事网的形成很大程度上镶嵌于广泛而紧密的社会、经济关系之中。而广东企业间离散的、小型的连锁格局很大程度上与其依据于市场的经济运作模式相关。由于广东的企业更多地依赖市场实现企业的相关战略 ,企业间的非经济关系诸如企业间的连锁董事网相对简单和缺省。 (2)从企业间的连锁董事网对企业行为及地区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讲 ,上海企业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多多少少地受其特有的企业间连锁董事网形态的影响———其有可能促进企业成功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有利于政府对企业以及企业间的协调与控制、以及有利于企业对资源的获取。但同时 ,广泛而紧密的企业间连锁也可能促进企业层面或管理者阶层的共谋 ,破环经济秩序与效率。虽然广东企业主要依赖发达的市场来获得快捷而足够的信息 ,其并不能完全替代企业?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来自省、市政府工作报告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实际经济增长分解为政府直接调控的"经济增长目标"和主要受市场因素影响但同时也受到政府间接干预的"计划外增长"两项,通过多层级政府框架的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分析发现,财政分权在实际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目标和计划外增长方面的效应并不同步,而且还呈现地区差异性。在此基础上,系统搜集中国省、市两级政府2000~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里的GDP计划增长目标并进行系统GMM估计。实证结果表明:整体而言,财政分权对省、市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皆显著为正,但对其两个分解指标存在非对称性影响:从全国范围来看,财政分权对实际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为对经济增长目标的拉动作用,而对计划外增长影响较弱且不甚显著;分地区回归发现,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实际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更多地体现为对计划外经济增长的驱动,而西部地区则主要是通过影响由政府直接调控的经济增长目标来实现的。机制分析显示,财政分权通过不同程度地推动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以及工业化进程,促进了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进而推动实际经济增长。     

中国失业问题与财政政策研究

失业是市场经济运行中各国以及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一大难题。促进就业、控制失业率是各国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之一和不可推卸的责任。本报告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入研究失业与宏观调控及财政政策的关系,揭示当前我国政府及财政促进就业政策的成效和问题,并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近期我国缓解失业压力、建立促进就业长效机制的宏观对策思路和财政政策取向。     

基本养老保险系统集成度的演化博弈分析及仿真研究

我国现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面临提升统筹层次、提高待遇充足性等问题，而现阶段养老保险体系改革困境的制度根源正是由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三方的竞争、制衡。论文针对这一问题，运用改进的捕食者-猎物R-M模型，刻画这三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动态博弈，设计实验分析基本养老保险系统的保费博弈。理论分析发现：提高养老保险统筹层次、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高基金管理效率，多样化退休收入，不仅能提高养老保险待遇充足性，还能促进经济增长，但集成速度过快也会超出市场承载力而导致政策失效。实验结果与理论相符，此外，通过适度提升系统集成度来提高统筹层次能够降低最终保费，且使保费博弈更快达到稳定。     

激励机制与资本结构:理论与中国实证

在现代公司运行中 ,资本结构与激励机制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和微妙。本文首先对公司股东或债权人是如何通过融资渠道 (尤其是债务融资 )的选择来约束经理层的自利行为的资本结构理论做了一个综述。以此为基础 ,我们对中国市场导向 (民营 )与行政导向 (国有控股 )两种高管激励模式之于资本结构的影响提出四个理论假说 ,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 ,理论假说与来自实践的结论是截然相反的。我们认为这种理论和实践的背离暗示了在中国资本市场中 ,特殊的市场环境决定了高管激励机制并没有成为能够显著影响资本结构的一个制度性因素。因此 ,如果市场环境没有根本性变革的背景下 ,单纯地强调高管激励模式的市场化改革 (包括年薪制、股权激励、经理期权等等 )本身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经营目标及其行为     

地方政府对集聚租征税了吗?——基于中国地级市企业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利用1999~2007年中国地级市工业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城市集聚经济和产业集聚经济与企业税收负担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中国的地方政府并没有对集聚经济创造的集聚租征税,向下的税收竞争仍然是地方政府之间策略性反应的常态。这意味着通过集聚经济创造的集聚租来引导地方政府实现自发的税收协调机制在中国并不存在。中国式分权与以GDP为主的官员绩效考核机制相捆绑的制度安排形成了地方政府之间为增长而竞争、地方保护主义和国内市场分割、中国城市集聚经济不足、不稳定与趋同以及依靠"政策租"而形成的虚假产业集聚可能是阻碍这种自发协调机制运行的原因。我们认为,通过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安排,这种自发的协调机制理应成为中央政府通过地区间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进行协调之外的一种有益补充。     

土地制度的供求冲突与其改革的框架性安排

中国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向城市社会和工商业经济转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及可持续发展和西部大开发,对土地制度的供给及其功能提出了特殊的需求。就目前来看,两种公有、高度集中和行政色彩较浓的土地所有和配置制度与结构转型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特别是土地集体所有的虚无性衍生出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据此,本文提出了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框架性安排:土地的两种公有制并轨,国家拥有所有土地的终极所有权,分解国家所有的占有、使用、处置等权力,实行较长的使用年期财产权制度,农民和一部分国有企业的土地使用年期财产与社会保障挂钩,发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管理主要用来弥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缺陷。     

股权分割、公司业绩与投资者保护

本文首先回顾了股权分割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文献 ,发现并没有一致的实证依据证明股权分割损害了上市公司的业绩。在此基础上 ,我们构建了一个更为广泛的上市公司1995～2001年的面板数据样本 ,对上市公司股权分割与公司业绩的关系以及公司上市后的业绩变迁进行了实证的研究 ,结果发现:(1)公司的业绩与非流通股 (国家股、法人股 )比例呈显著的U形关系 ,非流通股独大或独小并没有对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相反适度混合的股权结构对公司业绩是最不利的;(2)上市公司在上市后的经营业绩整体呈逐年加速下滑趋势 ,而股权分割的差异对该趋势无显著的影响。我们认为 ,把股权分割当成是中国股市问题的核心是具有误导性的 ,私有产权和全流通并不能消除股票市场的委托代理问题。我国股票市场问题的关键在于缺乏有效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无法对政府、大股东和管理层的剥削行为进行约束 ,导致市场诚信的丧失。在制度性缺失的环境中 ,不同性质的公司控制者的行为方式不会有本质上的差异。我们认为股权问题的解决必须以投资者保护为基础 ,在我国大陆法系的架构下 ,当务之急是推动立法保护私有产权的合法权益 ,并通过引入“集体诉讼”和“辩方举证”机制加强投资者保护的效率     

晋升激励、地域偏爱与企业环境表现: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晋升激励和地域偏爱是影响地方政府官员决策行为的关键因素。本文以2009-2015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探讨官员更替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影响，并分别从晋升激励和地域偏爱两个角度切入分析这种影响背后的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换届后，若继任官员来自本地调任，则当地企业的环境表现将得到改善；而若继任官员来自异地调任，则当地企业的环境表现将发生恶化。这一研究结论在解决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改变度量指标、考虑滞后反应、进行安慰剂测试、调整样本及控制其他可能的遗漏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异地调任的继任官员出于晋升激励的动机而倾向于降低地方环境治理水平；而本地调任官员出于对曾经任职地区的地域偏爱而更重视当地环境治理。本文创新性地从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和地域偏爱视角探讨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为理解地方官员的决策模式和企业环境责任行为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