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信史”的文学——重读《范爱农》

重读《范爱农》是为了重新认识有计划的个人史写作,如何处理作为背景或事件的社会政治史。“信史”这一晚清至民国重要的学术思想问题深深扭结在鲁迅文学作品中,《范爱农》所呈现的记忆与遗忘、纪实与虚构是鲁迅对于这一问题的独特回应。《范爱农》内容涉及范爱农的个人史、辛亥革命史实以及晚清革命会党光复会的历史。其中,对历史背景,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中如何择取和改写,体现了鲁迅对历史的价值提炼和认识历史的方法。重读《范爱农》不仅为了呈现文本的丰富性,而且是对深嵌在中国近代知识转型中的、自身包含着复杂张力的鲁迅文学的一次回溯与再认。     

朝鲜诗人李尚迪与晚清文人交流的历史价值

李尚迪是i9世纪中朝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具有两国文化交流“史”的价值。李尚迪与晚清文人的交流,延续和拓展了两国文人的情感空间,促进和加强了两国在朴学、金石学、书法和绘画等方面的交流,提升和扩大了朝鲜汉诗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并为两国诗歌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作为晚清时期中朝文化交流的传播者,李尚迪是晚清中朝文人交流的历史缩影,同时,在他与晚清文人进行的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既彰显了“他者”的存在,也确证了“自我”的价值。     

怨恨·颓废·回瞥——对魏秀仁《花月痕》中现代性体验的解读

“晚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难以定位的“乱世”,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渡时期。晚清小说折射了晚清一代中国人的想象和认同,对历史的体认及对自我的理解。文章从现代性体验的角度来重新切入《花月痕》这部被人遗忘的晚清重要小说,考察这部“乱世飘零文本”中所蕴涵的怨恨、颓废、回瞥等现代性因子,并以此作为晚清传统向现代过渡时期的文学“表征”,烛照晚清中国人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及其排遣的历史方式。     

湘军与晚清社会转型研究

湘军肇兴以宗法关系为身份依据,成为解读晚清社会转型的一个初始密码和历史样本。晚清社会结构的军功阶层由社会边缘进入中心、地方绅权扩张、渐进式制度博弈、满汉认同中的满蒙特权与汉族意识成为湘军体系背景下晚清社会转型的历史镜像。由此,传统的宗法“自然共同体”开始被政治利益共同体所取代,成为左右晚清政治变化的重要变量。     

《蒙学报》现代性探索的路径与反思

晚清社会变革中,《蒙学报》以“反传统”为旗帜。以叶瀚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心怀教育救国之志,通过近代传媒,尝试对传统蒙学读物进行多方面的改造。其引介国外文本,采编民间文本,重述历史故事,将语言口语化、故事图像化,使受众分级化,针对儿童教育需要,发出了儿童文学的先声。而囿于教育政策与政治形势,《蒙学报》在创新的同时处处受制于传统,不自觉地落入传统的窠臼中。它在“延续传统”和“反传统”的过程中,纠缠着文人阶层与民众阶层的对话、官方引导与民间诉求的博弈、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新旧力量的对峙。它改造传统意图与遵循传统实践之间的落差,凸显了晚清知识分子的文学现代化努力。在此过程中,儿童文学意识的逐渐觉醒,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晚清"科学小说翻译热"与日本的影响——以梁启超和鲁讯的中译本为例

晚清,在西方科学小说的东渐史上,大量经由日本输入的科学小说如何被移植是中日近代翻译史研究中不应回避的问题.从影响研究的视角,通过对凡尔纳作品的日汉译本对比,考察科学小说在日本明治及中国晚清时期的接受背景及接受态度,分析日本在晚清中国接受西方文学过程中起到的中介作用.并通过考察中文译文的取舍特点,找出中日不同文本内含的多元特征以及各个"文本"的文学性差异,探索凡尔纳在明治的晚清的传播、影响轨迹.     

晚清“科学小说翻译热”与日本的影响—以梁启超和鲁迅的中译本为例

晚清,在西方科学小说的东渐史上,大量经由日本输入的科学小说如何被移植是中日近代翻译史研究中不应回避的问题。从影响研究的视角,通过对凡尔纳作品的日汉译本对比,考察科学小说在日本明治及中国晚清时期的接受背景及接受态度,分析日本在晚清中国接受西方文学过程中起到的中介作用。并通过考察中文译本的取舍特点,找出中日不同文本内含的多元特征以及各个“文本”的文学性差异,探索凡尔纳在明治和晚清的传播、影响轨迹。     

口述史是通过大脑记忆进行的当代公众历史研究

口述史是通过口述的方式将当代公众历史记录下来的历史研究模式。其基本特征有四:个人本位原则，双向互动的建构，参与人员的低门槛性，当代历史记录性。采访人的历史意识与文本习惯，这是产生口述史的基础。口述史是历史记忆代代传承的产物，其发展阶段是历史记忆的几种外化方式。口述史的性质经历了由组织本位到人为本位两大阶段。在公众史学的“人为本位”原则下，口述史是主体建构，就是让人民说话，参与历史的建构。口述史征集到的是普通人的历史记忆与历史认知，所以口述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普通人的历史记忆与历史认知。对大脑历史记忆的怀疑必须有限度，不能泛化成没有底线的全面怀疑。口述史提供的是第一手信息，须等待别人来进一步考订，成为更精确的科学历史知识。当下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要保持平衡，可提供两个不同的版本，历史版本要全面保真，当下传播的版本可以有所节略。     

“历史”小释

“历史”在中国古代不叫历史,只叫一个单字“史”。“史”者,记事者也,即史官的意思,也就是《周礼》和《左传》中提到的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南史等。“史”字甲骨文写作“■”(高亨著《文字形义学概论》第157页)。“史”字上半部份“■”象竹简,“|”象笔;下半部份“又”,手也。整个字的意思是手拿笔往竹筒上写。写什么     

晚清"商战"思潮的兴起及其社会效应刍议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在商业贸易危机的冲击下,催生了以“商战”思潮为核心的重商主义的复兴。影响所及,引发了近代中国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和制度变迁,诸如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晚清政府的所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以及制度重构等等,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论"新史学"视域下的中国教育史研究

本文从史学观、史学方法论、史料观三个角度对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的内涵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它们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主要影响,旨在揭示在“新史学”视域下中国教育史呈现的状态。     

论"重写文学史"书写困境的形成

"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受到了社会的关注与肯定,其理论前提是将"启蒙"与"现代化"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主题。但其后,反观"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与其初衷不尽相符。反差的形成,理论上是缘于"启蒙"与"现代化"思维,并不具备足够的能量和容量说明历史与时代,反而陷入了另一种意识形态思维的迷惘中。同时,"重写"所秉持的"审美与艺术"先行的估价尺度,使得"重写"的考察视阈受到限制、遮蔽;审美的偏执,相应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历史隔膜,这造成了"重写"不能按照其理论预设的"宏大叙事"顺利展开。文学史的重写虽存在困境,但以往文学史的写作模式,必然要有所创新,坚持以文学为主题,以史识为主体是其应取之道。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与哲学视角下的“全球化”范畴

论文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理论来源,本质内涵和方法论意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挖掘,并以此为指导,在对时下中外学界全球化话语中的主要流派和基本观点进行简要梳理的基础上,从哲学视角对全球化现象的历史源起、内在本质和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了界定.     

杨慎的“诗史”论

"诗史"说在中国古代诗文评中有着极其广泛的运用。杨慎从诗歌主情的本质论、诗贵含蓄的审美论以及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等方面对"诗史"说进行了剖析,该论在"诗史"论的流变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从“重写文学史”到“古代散文史研究的反思”

文学史应该写什么在理论上并无分歧,还原历史与解释历史都在于说明文学史的基本规律。但在实践中,对文学史运行规律的探索仍然没有解决。古代散文史的研究亦然。除了习见的朴学、历史、美学或说逻辑、实证的研究之外,我们需要比较的研究,以在作家、作品、流派、风格等的纵向或横向的联系中看到文学同异的形态,以助对文学规律的理解。     

论原始儒家的"圣人" 理想

“圣人”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范畴。儒家的“圣人”观念与巫文化时期的“巫”存在着渊源关系 :圣人由巫演化而来 ;先秦儒家诸子的政治实践 ,直接促成了这一转变演化 ,也就是说 ,儒家诸子的政治实践过程也就是他们对“圣人”政治理想的构建过程 ;巫之所以能演化为“圣”和“圣人” ,有深刻的理论根源、社会历史原因和独特的社会经济根源     

20世纪50年代美国“正统派”外交史学述评

20世纪50年代，“正统派”占据了美国外交史学的主导地位。“正统派”是对“国家主义学派”、“宫廷史学家”以及“现实主义学派”三大学派的笼统称呼。这些外交史学家对美国外交史及现行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或极力美化辩护，或予以激励批评，但无一例外，都从对美国外交政策目标以及他们自我定义的美国国家利益的高度认同这一立场出发的。同时，他们的方法论也存在着视野狭隘、系统化解释模式不足，以及史料运用上对官方档案的迷恋等缺陷。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与历史两阶段理论

在历史哲学的层面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包含着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一种两阶段划分形式.以交往从有限的地域性交往发展为普遍的世界性交往为标志,人类历史进入了"世界历史".在经验上,"世界历史"开始于十五世纪.相比较而言,前"世界历史"时代和"世界历史"时代各有其不同的特征,在诸如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范围和变迁、文化的民族特性、人的存在与发展状态等方面,表现出两大历史阶段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