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基于经济学角度的再认识

民工荒似有愈演愈烈之势,对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学界一直存有很大分歧。而无论是从经济学意义还是现阶段中国的国情来看,了解民工荒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采取有力措施应对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比判断刘易斯拐点何时出现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本文首先从微观经济学角度剖析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条件,利用修正的二元经济模型解释中国民工荒产生的原因,接着分析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的区别与联系,并从人口红利角度提出刘易斯拐点的具体应对措施,以期对中国现行政策的方向选择有所建树。     

刘易斯拐点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前景

关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刘易斯拐点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等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考察其他国家(地区)在跨越刘易斯拐点时期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表现可以发现,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和韩国在跨越刘易斯拐点后仍享受着人口红利,并没有因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而放缓经济增长,也没有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导致高通货膨胀。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实际,可以判断,中国未来非农劳动力供给仍然丰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和通货膨胀压力的影响等都有限。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需要充分开发、整合和利用现有人口资源,选择有利于产业升级转型以及劳动力市场成功转型的产业政策,通过提升现有人力资本等奠定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     

后红利时代中国人口红利走势的影响因素及特征分析

中国人口红利拐点正在到来.在后红利时代,中国人口红利的影响因素不断发生改变.这些因素直接体现在企业层面、政府层面、市场层面、社会层面和国际层面,影响到人口红利的获得与实现、数量和质量变化、空间和时间分布、国际和国内的分配,这将会对中国未来产业机构的调整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产生重要影响.     

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变迁研究

人口红利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它受到人口结构变化的深刻影响。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和“刘易斯拐点”的临近,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并由此对经济发展的诸多方面产生深刻影响。对此,要客观看待,既要认识到其对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挑战,也要认识到这并不意味着红利的终结。未来应通过提高城镇化质量、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就业匹配度、推进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等方式应对这一变迁。     

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最后突破——中国农地的产权确认

中国的农村土地问题特别是农业用地没有真正融入市场经济,是中国二元经济问题特别突出的根本原因.由于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人口红利即将耗尽,农村生产要素的单方向流出已成为中国内需不足、农村落后和农民贫困的必然结果,对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进行深刻反思和重构,实现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从事权向物权的转化,让中国农民获取土地的资本化收益并形成中产阶级的重要成员,就成为中国在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     

农地流转与产业转移——研究刘易斯转折点问题的一个崭新视角

关于我国人口红利问题的研究,存在着我国是否已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各方争执不下,至今仍无定论。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即以农村土地流转作为切入口,结合区域间的产业转移,研究我国的人口红利以及所谓刘易斯转折点问题。本文研究的基本结论是:一般所认为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判定标准只适用于我国的局部地区,同时,区域间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先后具有时空层次性与梯度性特征。     

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转变

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和人口快速转变之后,我国的人口与经济关系已经发生重大改变,由于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的特殊时序结构,人口经济关系兼具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特征。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刘易斯拐点"的显现、人口红利的过早终结等增加了经济减速的风险。从更长远的时期看,我国将迎来人口减少、老年抚养比大幅提高的局面,这将是一个全新的人口形态,在这样的人口形态中如何避免陷入长期停滞,如何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对于我国而言还是一个全新的议题。     

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不同的人口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态势与变化。中国"未富先老"的现实国情,使2013年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标志性年份与2004年中国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标志性年份这个区间的时间格外地短暂。任何潜在的人口红利,要想得到现实的开发,皆需要通过艰巨的改革,以获得必要的制度条件。未来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富有挑战性的任务是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并创造条件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嬗变的保障——创新人才培养制度

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从一个人口大国向人才强国的转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要因之一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加快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就必须加大对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力度.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不足,深层次原因在于高等学校体制和制度的不完善.本文从商考招生、学生评价、教学、学生培养和学生参与科研活动等方面着手,探索培养创新人才的制度保障.     

人口年龄结构的城乡差异分析——基于人口红利视角

2010年我国人口红利达到巅峰,人口总抚养比降至历史最低水平.2011年人口总抚养比开始增加,传统的人口红利出现拐点.然而,在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人口结构整体变化和其内部变化并不一致,人口红利在人口分布上发生了乡城转移.通过对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中城乡人口年龄结构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农村地区少儿抚养比一直高于城镇地区,农村地区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城镇地区的总抚养比远低于农村地区.导致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差异和人口红利乡城转移的原因在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城乡差别以及城镇化进程中大规模的乡城人口流动,因此在我国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为了获取更有效的人口结构转变收益和城镇化释放的人口结构红利,应该完善就业服务体制,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劳动参与效率,同时通过资金、机构和服务三重保障,提高农村地区社会养老水平.     

劳动力供给与中国经济前景——基于刘易斯拐点研究

2004年以来,中国很多地区出现了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现象,许多研究人员加入中国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的讨论。由于中国近10余年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低劳动力成本,一旦工资快速上涨,将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重大威胁。文章回顾了刘易斯拐点理论,回答了中国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这一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人才红利效应与四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近二十余年来,如同全国一样,人口红利对四川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增长发挥了重要的贡献。尽管现阶段四川的人口红利期尚未完结,但着眼于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需要,必须认真重视"人口红利"效应逐渐衰减乃至枯竭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应当大力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使四川作为一个人口大省的优势得到更加高效的发挥,为四川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人口红利理论与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研究

文章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讨论了人口红利的理论内涵，进一步分析人口红利的性质，以此为基础，实证描述中国人口数量红利和质量红利的现状与未来趋势。研究发现，人口红利是指特定时空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状况可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有利性或机会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实质上就是一个前置条件，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基础和前提。根据对中国目前及将来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供给状况的研判，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和结构性失衡是两大长期的基本矛盾，随着技术进步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这两大基本矛盾将会更加尖锐和更加复杂。因此，未来中国，只有通过深化人事制度、退休制度改革，完善教育机制、产业机制及生育政策等，方能更好地收获人口红利。     

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

随着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持续提高为特征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以及以人口抚养比不再降低为表现的"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经济逐步进入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向新古典增长阶段的转变时期。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开始出现,靠大规模的政府主导型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从经济增长理论、国际经验和中国现实等角度进行的研究发现,中国亟须通过政策调整,形成国内版的"雁阵"模型和"创造性毁灭"的政策环境,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并且从技术进步和体制改善中获得更高效率,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向全要素生产率支撑型模式的转变。     

全球经济再平衡: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竞争力研究

全球经济进入再平衡时代,中国人口红利出现拐点,原有的制造成本优势逐渐丧失。中国能否抓住这次契机保持稳定增长,关键在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而对外经营安全性、融资能力、创新能力等要素均与企业竞争力显著相关,是影响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应充分把握新机遇,应通过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构建国际智慧军团等措施来综合提升企业竞争力。     

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新发展阶段人口转型问题研究

从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转变是新发展阶段人口转型的主要特征.文章回顾总结了中国人口结构转型的历史过程与经验特征,指出人口转型使得中国总体人口形势已由人口红利时期总量过剩、劳动力年轻和充裕与抚养比下降的优势逐步转变为人口负债时期总量减少、劳动力稀缺和老化与抚养比上升的挑战,其主要挑战来自于人口总量负债、人口结构负债、人口性别负债和人力资本负债等四方面.虽然中国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方向转型不可阻挡,但未雨绸缪,通过全面开发质量红利、充分挖掘人才红利/知识红利、持续提高健康红利和挖潜提高老龄化红利等应对策略,就能有效减缓甚至抵消人口负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冲击,实现经济转型与人口转型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

近三十年来,依靠人口红利与结构红利,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本文通过实证验证了人口红利与结构红利在我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不断减小乃至消失,在充分把握人口红利效应的同时,应加强产业结构转型,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全面两孩政策对未来中国人口的影响

全面两孩是生育政策调整完善最关键的一环,其对未来中国人口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全面两孩政策启动实施之后,总人口的规模达到峰值的时间得以推迟,少儿人口规模和比例得到显著提升,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持续减少的趋势将会延缓,人口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但是,最近15年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使得"人口红利"加速消减,未来60年的老年人口规模不会受到影响,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趋势也不会改变,同时,少儿抚养负担加重使得总抚养比增大。     

人口经济效益的另类解释——我国“人口红利”研究述评

人口红利是人口学领域及学科体系的扩展部分,也是人口学界与经济学界接轨而重点研究的领域.人口红利的理论和方法创新研究主要集中在是否存在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持续期长短及其人口红利消失后的隐患等问题的争论与研究上,但对符合中国国情的人口红利的判定方法与模型的适用性研究不够明确.对模型所选用的基础数据的处理和修正交待不明确,对参数选取、结果检验等还需要进一步的标准化.合理的年龄结构、丰沛的劳动力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但它本身并不是人口红利产生的根本原因.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经济成果,还需要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条件.如何抓住"人口红利"结束前的十几年时间调整人口战略,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论扩大内需与人口消费红利

本文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消费效应出发,分析我国当前特定的人口年龄结构对扩大内需的积极影响,明确提出和分析人口消费红利及其现实性,并深入探讨人口消费红利的实现机制,最后提出充分兑现人口消费红利、扩大内需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