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构初探

环境公益诉讼已成为学界讨论和司法实务的热点问题.从环境公益诉讼的产生基础入手,为保护主体对环境利益的诉求表达,应建构环境利益的诉求表达机制.环境公益诉讼是以环境公共利益的维护为基点,以环境利益诉求关系为标的,以法官裁判为指向的一种利益平衡协调机制.我国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一种法律移植过程.     

祛魅公共利益:基于“价值——工具”法律利益分类范式

何谓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在法律利益体系中的地位、角色和边界如何?是一个极具现实重要性,又兼具理论争议性的法学命题与法律适用问题,中外皆然,历久弥新。在传统主流法理学的利益分类理论中,公共利益常常与个体利益、社会利益及国家利益并列而用。该利益分类理论模式及其制度成果,直接导致公共利益被人为地戴上了一幅普洛透斯(Proteus)面具,使得理论研究者和实务应用者困入了具有迷幻色彩的公共利益"罗生门"。在批判继承传统法律利益分类学说的基础上,尝试借助"价值—工具"两层次法律利益分类范式,透过概念辨析和假设检验等方法,对公共利益及其在法律利益体系中的地位、角色和边界进行再解读。作者认为,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是价值形态的利益存在;个体利益、社会利益以及国家利益等则属于工具形态的利益存在。价值形态利益和工具形态利益之间互相映射,但二者不可化约等列。最后,借助部门法语境中的公共利益及其变种形态,验证了"价值—工具"法律利益分类范式,并进一步揭示了法律利益体系中公共利益的具体表现形式。以期为打开长久困扰人们的公共利益"罗生门",提供一把可能的方法论钥匙。     

利益分析:法律控制的实用主义维度——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入手

庞德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中,经由勾勒文明、社会控制与法律的关系图景,将法律置于包含法律权威获得的本质构成,对利益进行承认、界定和保护的法律目的,以及协调利益冲突的法律价值尺度等内容的社会法学理论体系之中,而"利益"位于这个金字塔框架的顶端。建立在利益分析的基础上,法律亦呈现其清晰的边界和限度;法律在产生威胁效用之外还蕴藏更多体现社会理想的价值目标;而法律评价利益的价值标准能将相互竞争的自我利益诉求引向有序合作,最终实现法律向文明的转化。     

论公共利益的法律保护——以法的价值理论为视角

随着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公共利益纳入其范畴以及因土地征用和城市房屋拆迁而引起的对“公共利益”事件的普遍关注,引发社会各界对公共利益进行法律界定的强烈诉求。因此,分析公共利益的本质及内涵的界定．揭示我国公共利益的立法现状与缺陷,并就公共利益的法律保护进行探讨,很有必要。     

从法学视角探析社会公共利益的研究现状

回顾并阐述了国内外有关社会公共利益研究轨迹及现状;认为法学界至今对社会公共利益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这直接影响了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保障,也使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和保障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提出应从法哲学、部门法的基础理论、以及具体制度设计三个层面进一步加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研究.     

社会公共利益原则的合同法适用

社会公共利益原则是中国法律确立的原则.《合同法》第52条第4项致合同无效的社会公共利益应采狭义说,以区别于社会公德和公共政策,仅限于法律体系内部所提出的确定要求.公共利益具有不可分配性、非现实性、主体不特定性等特征,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不具有同一性.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冲突需要采用原则理论进行价值权衡,且个人权利具有初显优先性,在公共利益不明显或不确定时,应维护合同效力.社会公共利益存在基本权利保护型、国有资产保护型、公共安全保护型和法秩序维护型等四种类型.     

解读庞德的社会控制论

『摘要]社会控制论是庞德社会学法学的思想的核心,以其利益学说为基础,将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并以最小的利益牺牲达到利益的最大化为利益冲突时衡量的标准。社会控制思想的时代背景是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庞德社会控制理论的法制思想对我国现阶段的法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国家应控制人的自我扩张本能和对政府权力进行控制,国家应认识到法律对社会控制的局限性而加强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利益理论都是很好的指引,能最终达成对社会进行法律控制的目的。     

解读庞德的社会控制论

『摘要]社会控制论是庞德社会学法学的思想的核心,以其利益学说为基础,将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并以最小的利益牺牲达到利益的最大化为利益冲突时衡量的标准。社会控制思想的时代背景是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庞德社会控制理论的法制思想对我国现阶段的法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国家应控制人的自我扩张本能和对政府权力进行控制,国家应认识到法律对社会控制的局限性而加强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利益理论都是很好的指引,能最终达成对社会进行法律控制的目的。     

劳动者精神性人格权的法律保护——以雇主对工作场所的电子监控为例

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雇主对工作场所实施电子监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此举也对劳动者的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和隐私权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应当确立利益平衡原则、最小损害原则以及法定限制和意定限制原则,以实现雇主利益、社会公益利益和劳动者精神性人格权法律保护的平衡与协调。     

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思考

行政公益诉讼，是指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针对国家行政机关的行为和不行为提起的诉讼。它对于监督行政权的合法行使，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实现依法治国，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我国应当采取多种措施，支持公民维护社会正义之举，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保护有可靠的法律保障。     

论民生的经济法诉求

民生作为"人民的生计"直观表达,其本身已成为一种基本的法律价值,是法治应有之义。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经济法,产生自国家立法干预自由市场经济时对社会整体利益的考量,是近代法向现代法演进过程的产物,是法律社会化的表征。经济法作为关怀和保护经济行为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各种群体、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基本法律部门,其产生和发展与民生诉求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民生的保障需要经济法理念的发展和经济法制度的支撑,民生对经济法提出诉求指引着经济法部门的发展和完善。     

英烈精神保护中公法与私法的衔接

英烈精神具有的双重公共利益属性,对其保护有私法救济和公法保障两种路径,但均存在局限性,导致公法与私法未能有效衔接,难以实现最佳社会治理效果。由于英烈精神与文化引导的国家义务高度契合,同时《英雄烈士保护法》蕴含公共文化法益,有助于建构公共文化法律秩序,建议在条件成熟时完善《英雄烈士保护法》,增设适合于文化领域的处罚协商履行方式,以达到既追究适当的法律责任、维护公共文化法律秩序,又促进公法效果与私法效果的融合;既达成社会治理目标,又教育侵权行为人,实现预防破坏公共秩序行为的目的。     

论自然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市场经济开始由粗放化向集约化转型,在这期间,生态环境被破坏的不良影响逐渐显现,人们对良好公共生态环境的利益诉求与日俱增。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正式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确立为一项法定制度,这标志着中国对生态环境的法律保护前进了一大步。然而,环境保护的立法进程却始终追赶不上人们对环境保护的理想诉求。中国立法中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仅限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并未涉及自然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都赋予了自然人担当公益诉讼原告的资格。因而,进一步完善自然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就成为环境保护理论探讨的着力点之一。     

论经济法的法益目标

不同的法律部门有不同的法益目标 ,经济法的法益目标应是经济法首先追逐和实现的利益即社会公共利益。这种法益目标 ,以经济基本权为权利外形 ,以实现经济上的“公平”为核心。经济法的法益目标的社会根源 ,是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 ,它是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经济法的法益目标依靠社会整体调节机制的作用而实现     

从妇女权益保护看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

当前，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的整个妇女群体的个体权利保护能力的不足以及相关制度和立法、执法中的障碍，是影响妇女权益保护的主要问题。但对上述问题我国现行的法律援助体系又未能涵盖，因此，在妇女权益保护制度方面引入公益诉讼已成为必要。但由于法律规定的相对滞后，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尚是空缺，已不能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     

论公益经济诉讼的独立

公益经济诉讼的独立与经济法的可诉性密切相关,但其独立的基础在于经济法对整体经济利益的追求。因公益经济诉讼要解决的是因整体经济利益而生的冲突,其目的必然是促使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这与现有诉讼的目的完全不同,因此,公益经济诉讼应当独立。     

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公私法关系建构

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对法律工具性的认识,形成了公法一元化的法律观,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初步奠定了公私法二元化格局。但社会转型仍然带着旧有体制的印记,现阶段我国公私法关系突出表现为活跃的市场因素所引发的私权保护诉求与计划体制下的政府管制思维之间的冲突。为了更好地建立公私法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文章建议通过确立法的回应型模式,即借助于司法部门的能动主义,来增强刚性的法律规范对社会生活的回应能力。     

新兴行业行政规制的正当性与界限——基于打车软件行业的现实主义观察

新兴行业基于社会利益需求而产生,在意思自治的法律空间里成长。由于新兴行业冲击原有的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秩序,由此引发行政规制。从打车软件行业行政规制的过程可知,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规制具有内在正当性,但这种规制不可避免具有负外部性,很可能影响乘客整体利益的实现,阻碍社会新兴行业的创新与发展,因此这种行政规制必须在法治框架内进行。基于行政法治思想,新兴行业行政规制应当遵守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合法性原则要求行政规制必须注重法律依据、执法主体、执法程序和执法手段的合法性,合理性原则要求行政规制必须平衡考量新兴行业中的社会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达成两者平衡,促使新兴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隐私权保护的民法转向与刑法因应

隐私权是重要的人格权,必须立法保护。在我国《民法典》编纂前,已经初步形成以部门法为核心的隐私权保障体系。《民法典》沿用《民法总则》的保护模式,将隐私权从名誉权中脱离出来,与个人信息权并列为独立一节。民法对隐私权保护的转变直接影响到刑法的隐私权保护。在刑法中,隐私权的独立法益地位尚未呈现,涉及隐私权法益的保护采取依托于名誉权、个人信息权等法益的间接保护,可能导致隐私权法益保护的不周延和错位。鉴于民法承认隐私权的独立地位和刑法隐私权间接保护的困境,隐私权的刑法保护应着眼于风险控制。刑法需要探寻隐私权直接保护的新路径,以便构建我国隐私权全面保护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