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礼经之学”到“礼学”——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

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唯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     

经学、 历史与历史书写 ———以郑玄论圆丘礼为例

中国的经史传统, 有着极为复杂的内涵。 以圆丘祭天之礼为例, 在两汉经典中, 只有 《周官· 大司乐》 提及过一次 “圆丘”, 而无论是今文经典, 还是两汉典礼, 在祭天典礼上都只有南郊祭天, 没有圆 丘祭天。 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统合今古文经学, 平衡经典异义, 并以 《周礼》 为基础构建了一套新的礼 学体系。 郑玄将 《周官》 的圆丘纳入祭天典礼, 认为在南郊之外, 还有更为重要的圆丘祭天。 这是郑玄以 经文为本, 统合今古文经学的结果。 经学的改变马上带来制度的革新。 在政治层面, 当 “郑氏家法” 被普 遍接受之后, 魏明帝开始以郑玄经学为基础构建祭天大礼, 首次制定了圆丘祭天之礼, 这表现出经学塑造历 史、 制度的特点。 另外, 郑玄把 《周官》 理解为周公制作的一代大典, 周公又是一个历史人物, 那么, 周 公制作的大典, 便成为周代的历史, 而且因其具有 “经” 的地位, 而成为最可信的历史。 因此, 郑玄的经 学在杜佑 《通典》 等史学著作中, 成为构建周代史的材料。 可以说, 经学不断在塑造制度、 塑造历史, 同 时, 又不断在塑造三代的历史书写。 从郑玄论圆丘礼中, 便可以看出经史关系的多层面相。     

《仪礼》与礼学研究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历代《仪礼》研究,重申《仪礼》作为礼学研究核心经典的学术地位。学术研究应在礼乐文化的视角下关注《仪礼》的整体性特征,以《仪礼》的礼例研究方法作为礼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这将对二者的研究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以“尊卑”代“尊尊”——汉代儒学政制平议

先秦原始儒学本以礼学为核心,《春秋》为礼义之大宗。今文礼学"推士礼以致于天子",诸等级之间虽略有高低,却并不悬隔。古文礼学因此斥责今文礼学不知天子礼,由之将建构超绝性的天子之礼。因此,今古文礼学的差异,不在经书文本的今古文之异。古文礼学只是用古文礼经证明今文《仪礼》十七篇实为残本,但是,古文礼学的天子礼在古文礼经中也没有,而是出自《王史氏记》等传记文献中。传记文献的权威毕竟不够,于是,古文经学便以《春秋》为六经之首,居于礼上,发展出《春秋》稽合于律的学说,在《春秋》学内以《左传》压倒《公羊》《榖梁》,推崇《左传》深于君父之义,实则以秦制律令体系的"尊卑"取代了《春秋》的"尊尊"。刘歆晚年更进而提升《周官》一书的地位,以之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名之为《周礼》,开始了以周公取代孔子的经学重构。郑玄的经学体系就是这样一个以《周礼》为核心重构的体系,这一进程在西晋臻于极致。杜预注《左传》以《春秋》"五十凡"为周公所作,彻底以周公取代了孔子的经学至尊地位。西晋王朝以《周礼》体系撰制《晋律》,杜预为之作注,完成了礼律一体的王朝政教体系。     

对礼学的历史考察

礼学产生，缘起于礼的传统和礼治实践。“周公制礼”的残篇断简，当为后来礼书的蓝本。春秋战国是社会转型期，“礼崩乐坏”，士子忧时而力图拯救之，倡礼言礼议礼，编定礼书，为礼学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孔子编定礼书，标志着礼学的产生。被称为“三礼”的《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礼书之形成，为以后礼学的开展奠定了基本范畴。礼书在传授中形成了经今古文两大系统。郑玄注《三礼》，使礼学走上今古文经融合的道路，《三礼注》成为礼学奠基之作。礼学在发展过程中，随政治制度的更易以及统治者思想意识的变化而沉浮。其中，学官的设置和科举制的推行对礼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清代考据之风大兴，礼学得机重振，出现了一大批带有总结性的鸿篇巨作，虽有思想方法上的及时代的局限性，但将礼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礼学的历史命运取决于它赖以存在的社会根基以及自身义蕴和社会功能的变化，从封建宗法制到民主意识或制度，从治民到教民，从仁义的形式到害人的桎梏，传统礼学走到了尽头。一部礼学史反映了历史的变迁，关涉着众多历史现象和事实，对礼学进行全面的历史考察，有助于在新时代开拓礼学的研究领域     

郑玄《三礼注》中的汉史资料

前言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县)人。生于东汉顺帝永建二年,卒于献帝建安五年(公元127—200年),是汉末著名的大经学家。郑玄遍注群经而尤重《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郑注《三礼》常用“以今况古”的手法释经,即以汉代的典章、制度、文物、风俗、时事、方言、俗语等等,来比况和解释经文,使经义易明。因此,郑玄的《三礼注》中为我们保留了许多有关汉史的珍贵资料。而且其中许多不见于“正史”和其他典籍,还有许多则是郑玄当时据“目验而知之”者,这就更觉其可贵。郑玄《三礼     

齐鲁文化与两汉礼制及礼学

所谓齐鲁文化是指先秦齐国和鲁国以东夷文化和周文化为渊源而发展建构起来的地域文化。齐鲁文化是秦汉以来中国大一统文化的主要源头。两汉时期所实行的礼仪制度与作为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的“礼学”基本上都是承源于齐鲁之学。汉王朝开国伊始 ,鲁人叔孙通就根据儒家学说为统一的大汉帝国制定了一套规范社会政治生活的礼仪制度 ,并编撰《仪品》十六篇与《汉礼器制度》 ,不仅奠定了有汉一代的礼制基础 ,而且为其后约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的礼制确立了基本模式。汉代的“封禅”与“明堂”制度也主要是在齐鲁文化的影响下形成和确立的。此外 ,汉代的《仪礼》之学、二戴《礼记》之学与《周礼》之学也都与齐鲁之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论《仪礼》及其特征

《仪礼》一书大约是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这一百年中,由孔子的弟子、后学陆续撰写的。汉官学初立"五经"博士,三《礼》之《仪礼》占其一也。《仪礼》是三代以来礼之本经吗?《乐记》云:"三王异世,不相袭礼";皮锡瑞曰,三《礼》所载,皆周礼也。显然,《仪礼》不是三代相传固有的礼。《仪礼·聘礼》与《论语·乡党》文义有合,但礼意根本不同;《仪礼》与《诗经》《尚书》《易经》之"礼"亦无"公约数"。《仪礼》有自己之特征,《仪礼》所记乃鲁国地方性风俗习惯,其17篇多是鲁士大夫们生活情趣的写照。     

东汉隆礼之势的形成以及郑玄的重尚礼学

<正>东汉统治阶级重尚礼治;东汉古文经学至郑玄时盛极,郑氏亦以礼学为重,孔颖达云:“《礼》是郑学”。唐晏《两汉三国学案》(下称《学案》)卷7:“然统康成一生著述而论之,《三礼》实为专长。”皮锡瑞《经学通论》“易经”篇“郑学最精者《三礼》。”下面,笔者拟从社会阶级变动的角度,观照上述文化现象。     

郑玄“三礼注”诗乐思想探析

“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礼书的简称。郑玄为“三礼”作注,在训释名物、注解经文的同时,还详细阐发了自己的文艺思想,对诗乐的生成、功效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给后代研究以重要影响。     

论《周官》与西汉河间儒学

《周官》成书众说纷纭,将之成书移至载籍初见的河间则更为科学砥实,众多聚讼亦涣然冰释。《周官》标举周制,实为大汉立法,其封建是大一统封建,其制度是六卿共治的文官制度,一方面尊礼君王,一方面又将王权牢牢地限制在制度秩序中,试图织构一个道德文化的精神秩序与行政法律秩序的二元社会政治结构,这种结构已有君主立宪的原始宪政精神。为强化制度权威,《周官》强调天礼合一,甚至天地都要接受礼的规范。这在河间儒学的《春秋》左氏学、《毛诗》学等方面均有体现。本文称河间儒学这一构建为天礼之学,与时中央儒学,强化皇权地位的天人之学形成了深刻的学术分野。     

《礼纬》、《乐纬》合论

《礼纬》、《乐纬》是纬书中的两种。由于古代乐学是从属于礼学的,因此,《礼纬》、《乐纬》可以放在一起研究。通过对西汉礼学的考察,可以知道《礼纬》、《乐纬》的形成与二戴礼学关系密切。在思想内容上,《礼纬》、《乐纬》主要记载了很多古代的礼乐制度和作用。《礼纬》、《乐纬》认为,礼乐在古代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们的形式而在于它们观得失之效、反人道之正的作用。     

王肃《诗》礼阐发与郑学之异

对于《诗经》中蕴含的礼学内容,王肃多能提出与郑玄相左的学术观点,不乏较郑说更为贴合诗旨者。这些经注除了运用礼制仪文注解诗歌外,还有部分涉及对礼义的认识与理解,它们在不破坏诗境的基础上阐发己意,体现出相对独立的见解。郑玄阐《诗》以《毛传》为依据,王肃则随文赋义,以贯通诗义为基础;郑玄笺《诗》善于以刻板礼制阐《诗》,而王肃在使用礼书或礼学知识阐释《诗经》时也不妨碍诗歌人情气息的表达;郑玄注《诗》以宗毛为主,王肃则以宗毛为前提兼采三家诗说;与郑玄“以礼说诗”相比,王肃对《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往往能够融合诗义与礼义,在释放诗歌情志的同时也注重表现礼的内涵。对于《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郑、王二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形式。郑玄将《诗》看作礼的衍生物,以礼为主、以《诗》为辅,而王肃的礼学精神则展示出一种强烈的“人间属性”,更突出对人情的关怀与对现实政治的实用性。     

“三礼”雅乐的艺术构成

雅乐是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乐制度的建设周期决定了雅乐发展的节奏,雅乐体系的成熟标志着礼乐制度的成熟。“三礼”雅乐体系所对应的是礼乐制度的成熟形态,大概范围当是西周穆王以后至春秋时期。由于礼与诗、乐特殊的渊源关系,《诗》文本的形成过程从某种意义上又和礼乐制度的建设周期同步,《诗》文本形成的历史正好与雅乐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相一致。《诗》、“雅乐”和“礼乐制度”三者之间构成一种同源同构关系。“三礼”雅乐体系不是对雅乐发展动态过程的记录,而是对这种同源同构关系发展到稳定、成熟阶段的历史描述。     

《古学经子》校正一则

近日翻阅王锦民先生《古学经子》（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９月版）,发现该书第１２７页有这样一段： 《仪礼》在三和中实际年代最为久远。《礼记·明堂位》云：“周公摄政六年,制 礼作乐。”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成王幼弱,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但所制 之礼,则《周官》、《仪礼》也。”按这一说法,《周官》、《仪礼》均为周公所作。不过 《周官》虽保存了很多西周到春秋的官制,但其成书实在战国时代。《仪礼》则自 孔子时已经成书,《礼记·檀弓》云：“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 礼于是乎书。”这是《礼记》…     

东汉《论语》训释的礼学意蕴发微

东汉儒者抱持通经致用之旨,在《论语》训释中着重还原礼学的历史传承,推阐礼学的现实功用,透过辨析礼容、考述礼制、发挥礼义等方式展现儒家礼学的丰富意蕴。包咸训释《论语》承继西汉儒者依文衍义的特点,着重阐扬礼学的教化功能。马融对《论语》的诠释则参酌《仪礼》《周礼》,通过经典间的互证以考订礼制,显示出训诂之学对章句之学的逐步取...     

学术史视域下的《仪礼》经文文法研究

《仪礼》的经文文法与《春秋》的"属辞比事"类似,同篇则上下相照,异篇则彼此互文,叙述修辞之中自有尊卑、轻重、详略、隆杀、吉凶、决嫌之义.这是由其内容性质决定的.《仪礼》经文体现了文、事、义三者的完美结合.郑玄的《仪礼》礼义建构的路径之一就是全面建立起《仪礼》经文文法诠释系统.此一点为魏晋南北朝经学诠释所吸收.清末礼学大儒曹元弼继顾炎武、凌廷堪、章学诚、陈澧等人之后,明确提出《仪礼》"经文例"概念,为清代礼学研究做出最后推进.重新审视《仪礼》经文文法,不仅符合礼学研究的学理,而且也是对经学研究固有传统的维护和推进.     

李如圭《仪礼集释》申注特色探析——李如圭礼学研究之解经学考察（二）

在宋代《仪礼》学研究史上,李如圭的《仪礼集释》是一部重要的纂集体著作。该书在全文据录郑玄《仪礼注》的同时,又增设＂释曰＂部分,或是对《仪礼》的某些经文加以阐释,或是对郑玄的某些注语加以笺识,突出反映了李如圭在《仪礼》研究方面的具体创见。通过对这些＂释曰＂申注类释语的剖析,可以发见,无论是在对郑《注》语词的释注方面,还是在郑《注》礼经仪文节度训释的申解补充方面,也无论是在先秦儒家典籍的语料引证申注方面,或者是在郑《注》校勘语料及其语词的释音申注方面,李氏《集释》都形成了自身独到鲜明的申注特色,在整个《仪礼》学史上占据了一定的重要地位。     

礼学第一要籍 孤本天下求偶

正《仪礼经传通解》是朱熹晚年组织门人编纂的礼经学基本资料汇编。朱熹直至弥留之际,仅成《家》、《乡》、《学》、《邦国礼》及《王朝礼》草稿,叮嘱高足黄榦继续完稿。黄榦不负师托,至晚年《丧礼》才完成,《祭礼》仅成草稿而去世。黄榦《丧礼》钻研深刻,胡培翚撰《仪礼正义》,《丧服》部份即以黄榦学说为重要参考。朱熹《正编》及黄榦《丧礼》、《祭礼》有宋版以下多种版本,《四库全书》也收录全书,在元、明、清三代,一直作为礼学、经学最重要的资料渊源。     

清儒孔广林礼学思想探论——以《孔丛伯说经五稿》为中心的考察

孔广林是乾嘉时期圣裔经学家的代表,他继承了孔氏家族“经传诗礼”的家学传统,以研究《周礼》《仪礼》见长,所著《孔丛伯说经五稿》,在校勘三礼的过程中渐次成书,收礼学专著五种,于经文训诂之中颇见新义。受乾嘉时代学术风气的影响,孔广林研礼以郑玄为宗,并运用以经解经等方法,诠释《周礼》《仪礼》,力图还原经礼之本义;又以通俗文学承载礼学精神,通过传奇、曲剧等形式将礼学价值引向社会,以达到以礼为教的淑世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