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礼》与礼学研究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历代《仪礼》研究,重申《仪礼》作为礼学研究核心经典的学术地位。学术研究应在礼乐文化的视角下关注《仪礼》的整体性特征,以《仪礼》的礼例研究方法作为礼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这将对二者的研究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从“礼经之学”到“礼学”——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

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唯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     

从“礼经之学”到“礼学”——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

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唯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     

《诗经》的制作、修改和使用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诸侯不能制作自己的礼乐，但可以有条件地使用。天子礼乐制作的顺序原则是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所以礼成一般在乐之后。仪式上运用礼乐时乐与歌舞并不要求同题对应，歌唱和舞蹈也不必同题一致，但要构成的礼乐形态必须符合王道的要求。这样，礼乐就有原礼乐与使用礼乐的区别。原礼乐本身根据要求也可以作出适当调整，但名称不变，如武王、周公翦商后制作的《大武》乐，原有殷商的音乐成分，在洛邑告成的时候制作礼乐《大武》，七成中去掉了不适宜宗庙的部分，将后面三成修订为安民、和众、丰财，而名称仍然叫《大武》乐。所以，礼乐可以根据需要改编，这也是为什么《诗经》会有异文的原因之一。礼乐作品表达不限于《诗经》本身，《诗经》礼乐可以舞韶歌武，和三代以来礼乐作品配合适用。礼崩乐坏以后，又出现诸侯制作的礼乐。流传到现在的《诗经》中的雅颂是西周的礼乐，风诗部分是原来天子赏赐诸侯的礼乐，是礼崩乐坏以后部分诸侯完成的礼乐。孔子删诗时保留了这些作品。     

王褒《洞箫赋》与汉宣帝时期的礼乐建设

汉昭帝时期礼乐衰微,执政的霍光“不学亡术,暗于大理”,礼制建设停滞,同时霍光致力于与民休息,而礼乐之兴为耗资不菲的不急之务,自然不为其所重。于礼乐衰微相应,汉昭帝时期诗赋创作也同步衰落。与昭帝时期不同,汉宣帝致力于兴礼乐,礼乐之盛远胜昭帝时期。汉宣帝兴礼乐主要是出于巩固政权的现实政治需要,有意识地反拨霍光所行政策,以凸显皇权存在,重建旁落二十年的皇帝权威。为推动沉寂多时的辞赋创作,宣帝划分出辞赋大小之别,肯定形式“辩丽可喜”而融入仁义风谕的赋作。在宣帝兴礼乐的历史背景下,王褒《洞箫赋》最初命名为《洞箫颂》,努力发掘洞箫礼乐之器具的内涵,与颂仪、美盛德形容的“颂”义相联系,寓仁义风谕之旨,赋作本身也是宣帝兴雅乐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洞箫赋》注重阐发儒家雅乐内涵,与《礼记·乐记》音乐思想相通,强调竹材之德化、制箫以合礼、瞽朦奏乐、箫音的道德属性、箫乐的教化效果,乱辞部分表达了儒家对雅乐的“德音”定性,强调“从容中道,乐不淫兮”的儒家中和之美。     

先秦礼乐思想的伦理意蕴与现代启示

礼乐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传延久远,礼乐思想丰富博大,意蕴精深,滋润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根脉。中国古代儒学经典《礼记》特别是其中的《乐记》,是中国古代关于礼乐思想的重要著作;战国时期重要思想家荀子的主要著作《荀子》中的《礼论》《乐论》以及《劝学》《修身》《荣辱》等篇章,对礼乐的本质、起源、作用功能和相互关系等,都作了丰富深刻的阐述,它是今天我们探讨古代礼乐思想及其伦理意蕴的重要文献。     

《乐记》袭《易》考 ——《乐记》对《周易》思想的继承

《乐记》之形成受《周易》深刻影响,对这一问题采用文献学方法进行论述、梳理,认为《乐记》或秉承其思想:礼乐法天地的天人感应思想、对立统一思想和变易的辩证思想、简易思想、崇德思想;或用其词句、袭其段落。通过诠释这些沿袭方式,揭示了《乐记》把《周易》自然宇宙之学重构为社会人事之学,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上的重要作用。     

汉代《春秋》学中的朝聘礼之争

礼的分歧是汉代今、古文之争的重要方面。《公羊》与《左传》对《春秋》的诸多不同解释 ,其实即因于不同的礼制观 ,以朝聘礼而论 ,《公羊》与《左传》在时朝年限以及汤沐之邑与朝宿之邑等问题上都有明显的分歧 ,这势必影响到二者对《春秋》经文的不同理解。因此 ,理解汉代的礼学 ,对理解汉代的《春秋》学无疑有很大帮助 ,同样 ,汉代《春秋》学也提供了理解古代礼制的有效素材。礼学与《春秋》学的互动关系 ,说明汉代经学的特征之一就是经典互证法     

《三礼》中的教育思想

《三礼》是儒家重要经典，它不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伦理大纲，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基本教材，对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绵延有重要作用。对《三礼》中“恭俭庄敬礼教也”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乐相错，其成也怿”、“修身至诚，内圣外王”等思想进行分析和提炼，有利于理解中国封建传统教育的实质。     

从《大风歌》看西汉礼乐与文学之关系

汉高祖刘邦从不懂礼乐到重视礼乐 ,主要是因儒生制订礼仪 ,使他明白了礼乐在治国中的作用。《大风歌》成为汉代的宗庙之乐 ,系因尊崇刘邦而起。汉代以《大风歌》为宗庙之乐 ,对汉代文学的走向起着规范作用 ,它所关心的长治久安以“宣汉”的形式出现 ,对其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礼、乐、仁、和”的字形理据及儒家文化阐释

汉字为表意文字,从字形我们就能判断其意义类属,也能推断出与之相关的思想文化内涵。儒家美学思想以“仁”为核心,以“礼”、“乐”为具体的实现途径,在充分肯定文艺的社会功能的时候,将“礼”“乐”作为教化人心的手段,提倡礼乐和谐观。本文从古文字“礼”、“乐”、“仁”、“和”的字形入手,试图通过这几个概念的解析,揭示儒家美学思想的内涵。     

北魏平城时代的佛呗文化

北魏平城时代所开凿的云冈石窟及同时期的墓葬中表现出的乐器元素,反映着北魏平城时代佛呗文化的异域特色,这一风格对隋唐音乐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魏汉津及其雅乐乐律理论

魏汉津为北宋后期雅乐乐律的制订者,根据其雅乐乐律所制作的雅乐当时称之为<大晟乐>,又被以其名字命名为"魏汉津乐",具有极高的地位.其雅乐乐律理论主要有两点,一是"身为度",二是"中正律".其雅乐乐律理论不仅受到当时一些人的批判,也受到后人的批判.     

秦汉之后大射礼的发展与嬗变

大射礼是秦汉之前规格最高的古代射礼,以择士为目的、以容体仪节合于礼乐为标准、以太学为举行场所是其基本特征。秦汉以后,大射礼的这些特征渐为消亡,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属性。在对历代大射礼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分析的基础上,还原了秦汉之后大射礼属性嬗变的历史脉络。研究结果表明,大射礼在秦汉之后与宾射、燕射逐渐融合,虽有“大射”之名,但其本质属性已消失殆尽,更多地呈现出尙武或欢娱的特征。     

春秋纬篇目辨析

春秋纬的篇目以《后汉书.樊英传》中李贤注列举的13篇和有宋均注的《春秋命历序》、《春秋内事》共十五篇为基本篇目。后世在对春秋纬辑佚时由于学术观点以及所见佚文的不同导致春秋纬篇目逐渐增多,今天能见到佚文的春秋纬大致有24篇。在对春秋纬进行研究时,我们应当以前15篇春秋纬的佚文为主要的资料来源,其余作为春秋杂纬以备参考。     

“吟风弄月”还是“得君行道”——周敦颐礼学思想新论

周敦颐被奉为道学宗主,他的礼学思想学术界关注不多。周敦颐的思想既继承了传统儒家积极用世的一面,同时也与北宋中期儒家推明治道的政治主张完全一致。他完整地继承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这也是他对宋代道学发展的贡献。他提出的“礼,理也”虽然还不具备理学天理论意义上的“理”,但他通过对大《易》的思考,将人的存在、人类社会的人伦秩序与宇宙万物的演化看作是一体的,在宋代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开启了礼的形上化思考,指点了后来理学家的运思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周敦颐也是宋代礼学思想的开山。     

重读王维 --从《竹里馆》说开去

本文通过对王维种种"历史问题"的解剖,试图对王维其人其诗有一个更贴切和公允的评价.文章以人类共同的人性人情去贴近千载而上的古人,揭示了王维作品中隐含的丰富而又多彩的情感内容,认为被人们目为"诗佛"、"隐士"的王维,其实终其一生都是深于情的一代"情种",而王维诗歌之所以能在李杜之外名列盛唐诗人之首,其原因正在于其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深挚的情感内涵.     

穷理致之玄微,极思辨之精妙——魏晋论体文艺术风貌论

论体文是我国古代散文之大宗,在魏晋时期达到繁盛,流传至今的作品就达二百多篇。其时,论体文堪称仅次于诗、赋与书信的第四大文体。这些文章思虑深湛,文采精拔,不仅是思想史上珍贵的文献,也是文学史上优秀的作品。魏晋论体文在艺术上呈现出新的风貌,成就斐然。主要表现为：浓厚的主观色彩,强烈的思辨特色,多样的论文形式,鲜明的语言美质。可谓为＂穷理致之玄微,极思辨之精妙＂,独步千古,颇具特色。     

魏晋文学理论发展述略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时,文学意识日趋明确,文学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已取得独立的地位和价值,这时期是文学观念从模糊到比较明确和自觉的时期,也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转型期。而魏晋时期的文学理论,可以说是实现这个转型的过渡阶段。曹丕的《典论·论文》开创了文学批评的新风气;陆机的《文赋》是文学创作理论专著;阮籍的《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音乐理论;挚虞、李充、葛洪等的文学思想也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文艺主张。深入研究这个历史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对认识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具有重要意义。     

尉缭军事思想研究

尉缭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其军事思想内核集中反映在著作《尉缭子》一书中,突出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进步的战争观;灵活多变的"奇正"技术;重视将帅的选拔及民心的向背;赏罚分明,以法治军;以"权"为核心的用兵之道;"兵贵精"思想;加强对部队的训练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