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化”：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青岛模式

20世纪三十年代,青岛乡村建设运动在市政府的主导下,以城市为标准和起点,有意识地培育乡村现代化,缩减城乡差距,“埋头苦干”,促进了乡村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被誉为“都市化”模式。这为乡村建设派认识处于争议中的乡村与都市的关系提供了具体范例,对当今新农村建设亦不无借鉴意义。     

文化视角下的都市与乡村：20世纪30年代的城乡关系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都市去”与“回乡村去”成为背道而驰的两大社会现象,“乡村破产”和“都市膨胀”为知识分子所广泛关注和焦虑。由此,“建设新都市”和“改造旧乡村”成为解决城乡关系危机的两条路径,并在当时形成两股强劲的思潮。是“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还是“发展乡村以救济都市”抑或是“都市与乡村相互调和”,知识分子都进行了深刻的讨论。当今城乡发展须打破“二元对立”格局,建立“文化共同体”,促进城乡关系协调融合发展。     

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实验比较探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许多地区兴起了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晏阳初主持的定县实验和梁漱溟主持的邹平实验。虽然他们进行乡村建设的出发点不尽相同,但在具体的乡村建设过程中仍存在许多共同点,对现阶段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及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梁漱溟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本文对他关于乡村建设的理论构想和实践进行了简要分析和评价。     

双重行为逻辑的张力与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困境——基于“第三方”行动视角的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在2018年的正式开局使得以梁漱溟邹平实验为代表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再次成为学界热点，试图从中汲取有益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启示。然而，梁漱溟的邹平实验在当年便已深陷“依附政权”“乡村不动”的尴尬处境。从“第三方”参与乡村改造的视角分析，“合作”与“赋能”是梁漱溟邹平实验遵循的双重行为逻辑，其中，合作的逻辑要求作为“第三方”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必须在与政府、民众的合作过程中始终保持独立性，实现乡建院改造乡村的理想，但赋能的逻辑主张以农民为主体，充分尊重乡村民众的行为特征及心理意愿。这样的双重逻辑相互牵制，彼此之间难以契合，导致了邹平实验“依附政权”“乡村不动”的困境。当前，各类“第三方”参与乡村改造的行动正方兴未艾，梁漱溟的邹平实验不仅能够为之提供有益的指引，其所遭遇的困境更足以成为“第三方”改造乡村社会的警示。     

乡村建设运动：参与式发展理论的本土来源与贡献

参与式发展理论是一种微观的区域发展理论,与现代化理论的"宏大叙事"不同,它强调尊重差异、平等协商,在"外来者"的协助下,通过当地社区成员的积极、主动的广泛参与,实现其可持续的、成果共享的、有效益的发展。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参与式发展理论被"引入"中国,但它并非完全是舶来品,我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实验者们创造和运用了大量的参与式发展的理论与方法,尤其是作为其两大流派的定县实验和邹平实验更是如此。这是参与式理论的中国本土来源与贡献。     

两种不同的农村发展道路——论乡村建设学派和工业化学派的农村建设思想

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社会学家们在探讨强国富民道路的时候,都认识到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村、农业、农民问题。针对这一问题,乡村建设学派和工业化学派都从各自的立足点出发提出了一定的农村发展之路。一定意义上说,乡村建设学派是一种立足农村通过乡村内部人、组织和文化的改造而进行的“内发型”农村发展之路;工业化学派则是一种“发展实业振兴都市以救济农村”的“外推型”农村发展道路。     

中国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及其历史逻辑——基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角

基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角,将中国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分为清末民初的乡村自治、20世纪20～40年代的乡村建设、1953—1978年“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以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乡村建设、2005年至今的新农村建设五个阶段进行梳理。清末民初的乡村建设,中央权力日益式微,“乡村自治”成为主要路径,并延续了传统的士绅治理模式,但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使传统的以地方精英为中心的社会整合秩序遭到破坏。20世纪20～40年代,国家和社会均弱,主要靠外部资源输入进行乡村建设,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等知识分子领导进行了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农村复兴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乡村建设运动,则被整合进各自的政权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强势推进“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传统的国家、士绅和农民三角关系变成国家和农民的双边关系,由于资源输入城市,乡村建设基本停滞。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村社会自由发展空间增大。为破解“三农”困境,国家在2005年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政府成为乡村建设的主导力量,乡村建设获得大量政府资源。未来乡村建设应正确摆正政府角色和职能,充分发育“乡村社会”以制衡政府扩张;应与文化建设相为表里,进行包括制度改革、人力与物力资源整合、技术创新、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的整体性建设。     

20世纪30年代“独立评论派”的农村教育思想

20世纪30年代，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纷纷把目光转向农村，促使20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不断走向高涨，受此影响，农村教育问题成为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界关注的焦点。聚集在《独立评论》周围的自由派学人，基于对中国乡村社会发展道路的探讨，对当时的乡村建设运动和农村教育思潮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农村教育思想。以《独立评论》为切入点，探讨自由知识分子有关农村教育的思想和主张，不仅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观照30年代我国乡村教育的现状，也可为当前的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帮助。     

华洋义赈会工赈救灾活动析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陷入空前危机.华洋义赈会从改良民生目的出发,在中国第一次大规模介绍防灾思想,并将其付之于实践,这些被证明是二三十年代重要的乡村建设运动.从华洋义赈会工赈实践活动中,可以透视出民国乡村士绅的作用及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博弈.在近代国家衰败情势下,民间力量弥补了官府实际行政能力的不足和国家在民生政策方面缺乏制度性规定的缺陷.     

20世纪30年代"独立评论派"的乡村建设观

20世纪30年代,在农村破产的历史背景下,滥觞于2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迅速走向高涨,聚集在《独立评论》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开始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广大农村,对风行全国的乡村建设运动进行了考察和评议。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场乡建运动,但自由知识分子学术报国的传统,促使他们在详细考察中国农村现状的基础上,对农村破产的原因进行了学理分析,并进而提出了中国乡村建设的措施和建议。以《独立评论》周刊为平台,探讨自由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观,对于把握其政治主张和30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轨迹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日本公司治理模式的变革趋势

20世纪70—80年代日本经济取得令世界瞩目的高速发展，日本公司治理模式也一度成为世界各国追捧的对象。随着日本经济的衰退及长达10年之久的低迷，使得日本公司治理模式也陷入了困境，日本公司治理模式该如何应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给予了剖析，本文从综合的、历史的、演进的视角来研究21世纪日本公司治理模式的走向，认为21世纪日本公司治理必然走“模仿＋改良”的多元化模式之路。     

论卢作孚乡村建设之路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卢作孚在重庆北碚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是民国时期中国众多乡村建设运动中极少数获得较大成就的一个。卢作孚在乡村建设实验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运输为龙头,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将一个穷僻山乡建设成被誉为“现代中国缩影”的模范实验区。这是他“实业救国”、“国家现代化”、“乡村现代化”思想的体现,也是他获得较大成就的原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研究综述

近年来,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的研究,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很大突破,本文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详细综述。最后认为,乡村危机的内容极其丰富,研究空间极其广阔,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有利于我们对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了解,有助于深入对民国史的研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儿童歌舞剧的教育实践：以黎锦晖为论述中心

儿童歌舞剧是儿童戏剧的一种重要类型,它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萌芽,并在此后20年间得到迅速发展。儿童歌舞剧的迅速发展既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儿童文学运动等时代因素的影响,也与以黎锦晖为代表的一大批儿童戏剧创作者们所开展的教育实践有关。本文结合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以黎锦晖为论述中心,探析萌芽时期儿童歌舞剧的创作特点,在此基础上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儿童歌舞剧的教育实践进行分析。     

“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民国时期立国之争的再思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次关于“何以立国”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此次争论包括了耳熟能详的一些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等社会名流,以章士钊为代表的“守旧派”、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建设运动者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董时进为代表的“创新派”坚持“以农立国”,他们的出发点是中国对于农国地位以及农国精神的维护;吴景超、张培刚、孙倬章则是“以工立国”派的重要拥趸,他们主要着眼于现实,提出只有建立强大的工业基础才能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此外“非名流”乃至“草根”阶级也参与到了论战中,与他们相比,“名流”论战者有着更为宏观、全局性和深层次的把握。传统认为“工农之争”的论战以“以工立国”派的胜利而告终,然而从不同的视角看,“以农立国”的观点不无道理,甚至对于现阶段经济的发展仍有指导意义。     

乡村建设运动与新农村建设的历史比较与启示

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多方探索了拯救农村和中国的途径，但由于那场运动在其时代背景、建设起点、指导思想、建设目标、领导力量、建设主体、影响范围等方面，都无法与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比，因此难免失败的命运。但是，从乡村建设运动失败的原因和结果中，我们还是可以获得一些启示，总结历史经验，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和最终胜利是非常有益的。     

论苏雪林《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的独特价值——兼谈其对新世纪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启示

苏雪林先生的学术著作《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全面、充分地体现了20世纪初期新文学的脉络与走向，为后代留下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其从文体出发整合创作现象的研究思路，以作品为凭进行作家评论的研究格局，为当时和当今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体系。《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以苏先生的课堂讲稿为主体编写而成，从训练学生写作能力的角度看，此论著的意义也非同寻常。     

民国媒体与乡村现代化道路探索——20世纪30年代《独立评论》乡村建设文论解读

《独立评论》是民国时期非常有影响的政论性刊物,曾积极参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建设方案的讨论和设计,它提出在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以工业带动农业、以都市救济乡村、发展工商业、节制农村人口等独到见解,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乡村命运的关注,丰富和深化了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理论,也为当代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20世纪30年代都市小说的主题表达

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都市的畸形繁荣,都市文学逐渐兴起。现代都市作家一方面被都市文明所代表的现代性而吸引,另一方面又常常站在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审视和批判具有“异质性”的都市文明,尤其是都市文明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发展的负面效应。因此,这一时期的都市小说在主题表达上,往往呈现出一种与现代西方文学及中国传统文学都迥异的特质,一些极具都市文化特性的异化主题、漂泊主题、性爱主题等,在小说的表达上,都带有明显的现代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纠缠的痕迹。正是在这种纠缠与挣扎中,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现代都市文学的主题表达,具有一种独特的现代性价值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