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士人社会交往的失范及其评述

"纵适游讨"与"狂狷自现"实则是晚明士人社会交往失范的两种方式.前者是指士人通过攀援阿附来获取声名利禄的一种自我离异式的社会交往形式;后者则是士人通过超越常轨的个性的极度抒发,来体现自身价值的一种异他式的社会交往方式.就其本质而言,两者都是士人在晚明士林社会交往关系异化的影响下,藉以摆脱交往困惑的一种手段与方式.但"纵适游讨"所导致的士人社会交往质量的下降,不仅未能使士人真正摆脱困惑,相反倒导致困惑的进一步深化;而"狂狷自现"则是以背离的形式对社会交往理性内涵的一种追求,多少为士人更为理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从阮籍到李白:游侠类诗歌传统的定型

游侠是战国到汉初社会动荡的产物.游侠诗则是传统诗歌的重要类型之一.建安时期士人普遍具有强烈的建功立业愿望,以曹植为代表的游侠类诗歌应运而生.曹植的游侠诗将少年任侠、追求个体自由的模式与忠君爱国思想结合起来,深刻影响了后世游侠诗歌的创作.阮籍此类诗歌中表现了对游侠建立功名之梦的清醒认识,主张退而在文学作品中彰显理想人格和精神自由.李白游侠诗作开创了"功成身退"模式,是对以上两种传统的继承及融合.     

略论中唐诗人与乐人——兼析唐诗与音乐之关系

唐代诗人对乐人的广泛关注是在中唐,而不是在音乐处于鼎盛的盛唐,用音乐的繁荣来解释唐代诗坛这一现象显得过于笼统且不准确,其主要原因乃是中唐诗人从乐人身上挖掘出更多的文化元素,将之与国家兴衰、士人命运、生命感叹等诗歌传统主题联系起来。中唐诗人对乐人的关注不但使得唐代诗歌内容更为丰富,而且使诗歌与音乐结合更为紧密。     

南渡士人的佛教因缘与文学创作

宋室南渡以后,禅悦之风较北宋更为盛行.从达官宰执到一般朝野士人,皆对佛教持支持信仰之态度.与北宋士人相比,南渡士人的礼佛参禅在内容与形式上有所变化.如同是援佛入儒,北宋士人是"尽用其学而不自知",一方面吸收佛学的精华,一方面又公开攘斥佛老;而南渡士人不仅援佛入儒,以佛学作为儒学的参照系,而且还身体力行,佛教对其浸染甚深.禅悦之风在士林的盛行,不仅对南宋政府的佛教政策有所影响,而且也因此影响了士林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以禅喻诗"是南渡士人对文学作出的新诠释,而"援禅入诗"、"援禅入词",则是他们在创作上呈现出的一大特色.就佛教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来说,尽管参诗之说始自北宋,但真正将参禅与作诗结合起来并提出重要的诗学概念与范畴的,则是南渡诗人.并且就时间来说,禅诗相通,至南渡以后,方为诗人所共识,这是最值得注意的现象.禅悦之风在南宋初期的盛行,有历史、政治及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就士人来说,他们信奉佛教,除去学术与个人遭际等因素以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南渡政府安置南渡士人的特殊政策增加了士人与佛教接触的机会,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士人对佛教的了解.     

郭象玄学与东晋诗歌的审美追求

"独化于玄冥之境"是郭象玄学的中心命题,它强调以超功利的心态对待天地万物,进而达到与自然冥合为一的精神境界.这一观点对东晋士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普遍具有一种超功利的审美态度,追求内心宁静闲适的境界.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东晋诗歌呈现出与以前迥然不同的审美风格.     

论北朝诗歌的特点

对于南北朝诗歌,历来论者大多重南轻北.通过北朝社会历史、北方自然环境以及北朝士人的生活习惯三方面来分析北朝诗歌的勇武豪放、朴野真率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原因.而北朝诗歌这种独特的气质也为后来唐诗的繁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应制诗:妥协策略下的政治文本——以梁及唐访寺应制诗中佛教因素的消长为观照点

梁和唐是访寺应制诗创作的繁荣期,梁访寺诗的结尾多弘阐佛理,表达对佛法的解会、赞叹和皈依之情,而唐诗的结尾则无一例外为颂圣,并且以"大风"、"湛露"、"南薰"等有儒家意味的典故入诗.梁帝王多笃信佛教,且躬自修持,唐诸帝王虽尊崇佛教,然其目的在于利用佛教,援佛助儒.以为治国之纲.应制诗人考虑到身为"裁判"的帝王对佛教的态度,对自己诗歌的内容作出了微调,甚至不惜隐藏自己对佛法的怀疑或信仰,从而使梁和唐访寺应制诗出现了微妙的区别.这种情况反映出应制诗作为一种优质"文化资本"所具有的政治性、功利性以及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掩蔽"性,而对信仰的"隐藏"则表现出应制诗所具有的工具性.这些都使应制诗成为一种政治文本,反映出士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采取的妥协策略及其与王权"博弈"中的焦虑和无奈.     

《古诗十九首》意象特点分析

被誉为"一字千金"和"五言冠冕"的《古诗十九首》以情真、景真、事真、意真的风格抒写了东汉后期士人们最真实的情感,诗歌中所运用的意象代表了作者深沉的思想感情和人生感悟,在此将从意象这个角度来探讨诗中所用意象的特点,从而去把握诗歌中蕴涵的情感表现。     

从"抒情"到"书写"--杨亚杰的诗歌

湖南女诗人杨亚杰20余年来一直默默坚守着诗歌圣坛,先后出版了诗集《赶路人》、《折扇》和《三只眼的歌》.她最近出版的《三只眼的歌》标示出她诗歌内容的深化和风格的转变,体现了一种可贵的独创性.其诗歌逐渐融入诗人生命的本真状态,成为一种朴素而带有诗性的生活方式,于是就有了从有意而为之的刻意"抒情"到自然而然的随意"书写",从匆匆"赶路"的激情奔涌到俯仰宇宙的从容表达.     

兰亭雅集与隐逸诗的唱和探析

中古时期,隐逸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即注重对隐逸精神的追求,其隐逸的外在形式也有所变化,随着隐逸之风的大兴,士人积极营造隐居的生活环境———园林。因此,在园林集会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兰亭集会上,士人共同创制了大量的隐逸诗来表达自我的隐逸思想,改变了隐逸诗个性创制的特征,其诗歌又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建国六十载“党政关系”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发展经历了从"党指挥政"到"以党代政"再到"以党领政"的发展历程.党政关系的发展最终使中国行政权力从党权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逐渐扩张的趋势.     

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历史经验：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和行政机构;三是灵活、适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     

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消费者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可追溯鸡蛋为例

为了探究消费者的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购买农产品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390份辽宁省消费者购买可追溯鸡蛋行为的调研数据,通过二元Probit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法,验证消费信心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信息追溯标签有较高信任度,其对可追溯鸡蛋的消费信心也相应提高,进而更...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略论明代的律、令、诰、例

明代法律多样,律始终占据法源主导地位,令、诰、例在明代不同的时期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与律相辅相成,弥补律之缺位,强化律之功能。明代并不具备产生判例法的充分条件,明例的修定与判例法也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成文法的制定。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贾府世仆赖家的兴盛谫论

贾府由盛而衰 ,大厦倾倒。与其相反的是 :赖家虽为贾府的世仆 ,因其在贾府管家时间长 ,权势重 ,善于拍马逢迎主子 ,钻了贾府管理混乱的孔子 ,渐次发迹 ,超越常人 ,最后连主子也要向其乞借遭冷遇。这一主仆贫富易位的典型事例给世人留下颇值得深思回味的人生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