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实证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行政执法作为城市行政管理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权力的运行,不仅在公共事务管理层面拥有强大的积极能动作用,同时在影响行政相对人的切身利益层面,也具有巨大的消极侵益的内在动能.行政处罚权的相对集中,作为一种正在构建成长中的行政执法模式,在当今强调大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促进依法行政的背景之下,在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提升执法效率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分析相对集中行政处罚的生成背景与制度特点基础上,研究了河南推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工作的成效与存在问题,提出了完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制度的几点建议.     

城管执法工作法治化的基本路径

鉴于现代城市管理具有的特点和难点,城管执法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和谐发展,严格依法行政,实现城管执法工作法治化。为此,要不断改进城管执法的各个制度环节,积极采用灵活有效的新型管理方法,特别是城管执法人员应普遍树立尊重人权、行政权限、行政民主、行政服务、行政公开、政府诚信、程序法治、权力监督、责任约束、权利救济等一系列现代行政法治观念。     

行政综合执法界说

行政综合执法是当前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形式,但对其含义、特征等学界尚存争议。本文认为,行政综合执法,是在原有行政执法体制上嫁接出的一种新型执法制度,是指一个行政主体依法定程序授权,相对集中行使行政检查、行政处罚等职权,在一定范围内实施全面管理的执法行为,具有精简、高效的特征。     

相对集中许可类行政处罚权理论分析与模式选择

<行政许可法>对行政相对人违法从事或未经同意擅自从事行政许可活动规定了法律责任,其中行政责任主要是通过行政处罚实现的.<行政处罚法>第16条规定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而相对集中许可类行政处罚权力既是<行政处罚法>第16条应有之意,在现实中也有实践的必要性和理论意义.从对相关法律条文的解读和行政许可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出发,着力对相对集中许可类行政处罚权进行理论分析,对制度依据与模式选择进行阐述和设想.     

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之研究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是来源于行政执法实践中的一项制度创新,是对现行行政执法体制的重大改革,对于解决行政管理长期存在的多头执法、职权交叉、执法扰民等问题,降低行政执法成本,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和效率都有重大意义.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已经开展了十多年,在这十几年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暴露出诸多弊端.本文将对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进行研究,既进行理论探索,又进行实践分析,并最终提出完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路径.     

从"强制"到"合意":——行政执法方式改进的路径选择

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确立,将对政府法治(包括行政执法)的研究和实践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必须研究基于和谐理念的文明执法问题。传统的行政执法比较强调通过采取单方的、强制的行政管理措施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其实,不同的执法方式,有助于实现不同的法律目的。对执法方式进行改革,寻求公民和执法机构在执法过程中的互相理解、配合,有助于提高执法的效率和效能。所以,注重公民参与和沟通、减少行政摩擦和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的行政合同、行政指导和行政奖励等制度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制度的立法思考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作为来源于行政执法实践的一项制度创新,试点以来,理论界、实务界的许多专家都给予了广泛的关注。目前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法制状况主要集中在行政规范性文件层面,由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本身的设计缺陷,造成与有关单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实施主体的法律冲突及实践层面中的诸多困惑。解决以上问题必须改变各自为政和分散立法的弊端,对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进行统一立法。     

以权力规制为核心的城管和谐执法路径选择——基于城管队员与警察效用函数的对比分析

城市管理和谐执法的预期在于使"城管执法"这一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产物成为一种更容易被接受的行政服务产品,而城管队员的效用函数通过制约城管队员的行为选择间接影响城管执法的制度功效。文章运用法经济学效用函数模型,对比城管队员与警察的效用函数,分析金钱收入、休闲、众望、威望、声誉、当事人提起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的概率等变量对二者行为模式的影响,找出制约城管队员效用函数的制度困境,希望能从一个新视角探讨城管和谐执法的实现路径。     

我国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法理基础及法治建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依法治国理论及治理与善治等是我国城市管理执法的法理基础理论。我国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中存在着执法主体与职责不明、监督行政执法部门制度不完善、城市和管理执法工作的理念滞后等问题。我国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法治建设路径是明确执法主体的法律地位,加强执法人员素质的培养,建立弱势群体救济体制,完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内、外部监督管理制度,转变城市管理执法工作的理念。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行政法治建设——江苏省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13年年会综述

江苏省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13年学术年会以“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行政法治建设研究”为主题，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保障研究、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研究、城市交通与治理法治研究以及行政审判体制改革研究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和交流。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保障，与会代表集中讨论了立法、执法与司法环节中的法律保障，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法律规制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江苏经验等问题。会议还以集体土地征收为切入点，集中讨论了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的相关问题。在行政审判体制改革方面，是否应当设立行政法院是与会代表讨论的焦点问题。此外，代表们对行政诉讼中的具体制度也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本次年会还关注了道路收费、交通违法处理与出租车运营许可等城市交通治理上的热点问题。     

论我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合法性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我国的一项制度创新,但是这一创新存在着是否合法的问题。从我国的试点城市看,这种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在权力来源、权力行使主体和权力范围等方面与法律存在冲突。为此,在制度创新的同时,我们需要制定配套措施,解决合法性问题,以实现我国法制的统一性。     

行政权变迁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影响

行政权是我国确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时考量的重要因素.现代行政民主化、法治化的要求,导致行政权多元化与非专属性的加强,行政权的发展变化导致行政主体多元化,行政主体是行政行为的实施者,其多元化的趋势意味着行政行为的范围的扩大,部分公共行政行为也将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依法治国的重点与难点:依法行政的五大问题

依法治国的重点与难点在于依法行政,依法行政的落实到住有赖于五大认识与实践问题的解决:全体国民、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法制意识必须提高;依法治国重在治吏、而不是治老百姓的行政理念必须凸显:严格依法行政必须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保障依法行政必须制定有关行政程序法律,提供法定的基本行为准则;充分发挥人大的作用是加强依法行政监督检查的关键。     

地方立法的主要问题及其反思——以湖北省为例

地方立法在我国法治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权力机关缺乏必要权威、政治生活中的行政主导模式以及公众缺乏参与政治生活的政治自觉等因素,地方立法存在僭越中央专属立法权、地方立法权限范围模糊、地方立法主体之间立法权限不明、地方权力机关立法主导丧失等问题。在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这些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并应最终加以解决。     

经济分析方法在合理行政处罚中的运用--以处罚幅度和种类选择分析为核心

行政主体在进行行政处罚过程中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特别是在决定实施行政处罚后对处罚种类和幅度的选择上,因为法律法规往往把怎样处罚留待行政主体自己裁量,同时又没有给出裁量的具体标准,因此导致实践中行政主体按照自己的喜好任意处罚的情况,这有违法治原则.针对这种情形,本文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量)进行分析,提出在处罚时应以效益为核心价值,为行政主体作出处罚时提供一个较客观的标准,从而使行政处罚减少任意性.     

试论现代法治背景下行政法的类型

法治是一种法律和政治上的愿望,在现代法治背景下,行政法的类型可以概括为三类：秩序法治、行政法治和回应型法治。秩序法治是以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为目的、以管制为特征,主导国家社会生活的一种法律秩序形态;行政法治是以控制行政权力为使命,政府行政行为受到正义之法约束的法治状态;回应型法治是以对当代行政法特征和规律的重新认识为基点．它是一种合作型的、积极的、动态的、自省的、“生态型”的行政,是一种全覆盖的法治状态。     

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德治"与"法治"的同构

从依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治国方略的确立,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必然,是法律与道德功能互补的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二者作为治国的方略并举提供了可能与保障.     

论法治视野下我国行政执法体制之重构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是我国十一.五时期的重要任务。当前,行政执法的权力型、运动型、趋利型特点与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不相适应。公共行政由执行转向执法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行政执法已成为现代行政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这将会引起我国行政管理方式的重大变革。重构我国行政执法的基础、运行方式、管理模式、保障机制是促进行政管理的民主化、法治化,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必由之路。     

自由型法治抑或效能型法治？——中国变法时代的法治选择

法治并非只能与自由主义相结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阶段的目的来看,中国的法治类型是一种效能型法治,其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增强国家能力以实现民族复兴. 这一目的从隐到显地体现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要文件之中. 从清末民初,即中国变法时代的开始,就已预示了未来中国在变法运动中的法治之路不是自由型法治,而是效能型法治. 这是因为中国的变法运动对国家能力的需要远远大于对个人自由的需要. 当实现富强中国的目标之后,中国特色法治文明的未来发展则应当走效能与自由相结合的道路.     

人治与法治:两种治国方式的比较

人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式。人治是指以人格化权威为国家的支点,把治理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人格化权威的圣明与贤能上。人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威神化;法律权威弱化;约束机制软化;权力竞争恶化。法治是指主要依靠良好完备的法律来治理国家,把国家的长治久安维系于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上,认为法律和制度比领导人的素质更靠得住。法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威俗化;法律权威强化;约束机制硬化;权力竞争优化。从人治与法治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法治是更为进步、更为合理的一种治国方式。中国共产党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党的基本治国方略,是在深刻总结治国经验基础上做出的正确抉择,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