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公共管理研究进展及其启示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区域公共管理活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是当前学界关注的前沿问题之一。对国内外区域公共管理研究进展状况进行系统梳理,指出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中得到一些重要启示,认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区域公共管理有助于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现代社会公共体育科学发展路径选择

如何确立公共体育发展的路径,涉及管理和参与主体以及多元影响要素,不能简单归结为一道决策论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和体育文化需求明显渐增的新形势下,公共体育发展特征明显,其公共性、服务型、均等化、市场化特性,反映出自身存在方式和实践特点。日益暴露的发展瓶颈亦表明,我国公共体育管理滞后、市场缺失、区域失衡、城乡差距拉大,对公共体育多元化选择产生严重影响。公共体育与经济、社会、政府、公众之间的内在关系,应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基调,确立构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基本路向。     

中国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主体研究

中国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主体是一个多元系统,内含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政府以及非政府公共组织四个层面。其中,人民群众是基础主体、共产党是关键主体、政府是核心主体、非政府公共组织是新兴主体。中国公共管理制度创新是多元主体间互动与合作的产物,是各主体“合力”作用的结果。     

香港公共文化服务模式的特点与启示

近年来,香港公共文化服务发展迅速,服务模式日趋完善,呈现出政府合理主导、社会多元参与、伙伴关系多维构建以及关注特殊群体等特点。通过对香港公共文化服务模式主要特点的梳理、分析,与内地模式进行对比并加以反思,可得出一些有益于内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发展的启示,如重新理解“政府主导”,完善社会参与模式,注重统筹协调和伙伴关系构建,关注特殊群体,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建设等。     

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空传的生成及其消解——公众参与的视角

政策实施中缺少公众参与通常意味着政府与社会的有机互动不足，政策目标不易达成而产生“空传”现象，由此，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空传何以形成、如何经由公众参与消解政策空传就成为重要的研究问题。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采用公众参与视角构建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空传的生成及其消解理论模型，分析发现由环境因素、实施条件、主体认知、主体行为构成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执行“四要素”是导致政策空传的主要原因，其中环境因素和实施条件是外部原因，主体认知是内部原因，而主体行为是衡量政策空传与否的关键变量。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空传通常表现为非持续性、供需错位和形式主义。其消解机制实质上是地方政府在完成核心任务过程中所达成的意外后果。     

职业教育质量治理:公共之“道”与理性之“路”

职业教育质量治理是一个关涉多元主体参与、多维利益博弈的“公共性”复杂系统。“个域共同体”因个体理性的有限性限制，在质量管理上易引发“由外至内”“自上而下”和“从出到入”的混沌逻辑。公共理性指引下的职业教育质量治理之“道”，即在思维逻辑层面确立一种“公共”思维意识，通过遵照普遍的公共意志，建立在质量治理上的公共理性思维；在实践逻辑层面，须寻求在“理性”指引下的共治之“路”，以助推最广泛公共领域发展的共生与共赢。     

区域公共管理“泛行政化”现象初探

目前政府主导的区域公共管理模式导致了"泛行政化"现象的出现,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科学化进程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就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去行政化"已成当务之急.因此,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泛行政化"现象的表现、产生的影响及其成因进行深入分析,着力采取转变执政理念并培养区域意识,转变政府职能并合理定位政府区域公共管理角色,扶持第三部门发展并创造主体有效参与区域公共管理的条件,健全相关法规体系并保证各主体有序参与区域公共管理,创新区域公共管理模式等一系列举措,防止"泛行政化"现象进一步扩散.     

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跨界公共危机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其有效治理需要构建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性框架。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的多元行动主体具有不同的角色定位：政府是责任终极承担者，军队是巨灾应对中的突击者，企业是应急产品提供者，社会组织是重要补充者，公民是关键支持者等。同时，多元行动主体在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又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政府为职责驱动与政绩追求，军队为军地平行关系下的合作驱动，企业为逐利导向下的社会责任担当，社会组织为公共价值驱动的自组织机制，公民为“经济人”理性与公共精神。多元行动主体不同的行动逻辑产生了不同的互动关系，主要涉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主体和公民等。遵循行动者网络构建的一般规律，从转译的不同阶段提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构建的具体策略：在问题呈现阶段确立共同目标，在利益赋予阶段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在征召和动员阶段形成责任共同体。     

中国公共管理体系中的非政府公共组织——以共青团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探索为例

在全球性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转变的行政改革运动中，非政府公共组织成为公共管理的新兴主体。在中国，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公共管理的多元治理模式正在形成，非政府公共组织在社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非政府公共组织参与社会公共管理的范例，共青团组织在不断拓展社会职能中探索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机制，逐步实现自身角色的转型，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中国公共管理本土化实践提供了经验。     

“条块治理”:军民融合发展中的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是区域军民融合治理的主体。聚焦地方政府,从组织特征、组织环境和利益目标3个方面建立一个框架,分析地方政府如何影响区域军民融合发展,提出地方政府存在3个利益目标:提升区域经济,争取中央转移支付和承接军事需求在区域层面的落地实施。在“多头+层级”的军民融合治理体系下,各个参与主体在军民融合的“模糊共识”下集体行动,利益多元,并与地方政府的利益目标存在冲突,造成区域军民融合治理的一系列问题:地方政府治理负荷沉重、省级军民融合领导机构协调功能受限、“诸侯经济”下重复建设和“隐性”抵触并存,军事需求与区域军民融合发展对接不足。认为:一是要建设省级军民融合领导机构与中央军委以及军工央企的工作协商对接机制;二是建立决策权与事权相分离的政府内部政策过程机制;三是建立跨区域协调机制,在区域军民融合发展中有效嵌入军事需求;四是建立军民融合发展项目申报制度和临时跨部门工作小组。     

我国跨区划公共经济管理机制形成探索——借鉴日本广域行政的经验

市场经济的利益多元化,转轨经济的复杂性,科学发展观要求地区间的协调、和谐．民生的改进需要地方政府间的共同努力,这些都离不开政府公共经济管理职能的有效发挥,因而地区间的政府通力合作就显得非常重要。当代社会经济的众多跨域治理模式中,日本广域行政颇具特色,且其政府主导下的公共经济管理模式与我国有些相似。文章从日本广域行政视角,分析我国现实跨区划政府间合作中的问题,提出“跨区划公共经济管理”理论,并初步探讨构建这种管理机制的关键因素及其战略举措。     

论区域公共管理的制度创新

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浪潮滚滚而至,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我国区域性公共问题急剧滋生起来,由此引发新型的治理形态--区域公共管理。区域公共管理要求政府打破行政区划的刚性桎梏,摒弃狭隘的行政区行政的种种制度缺失,建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视野下区域公共管理的制度基础和政策框架。因此,文章分析了区域公共问题的滋生及其成因,剖析了我国区域公共管理中存在的制度缺失,并探讨了创新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的政策建议。     

区域公共问题治理与地方政府协作机制构建

当前,区域公共问题的频繁发生凸显了传统科层制内向型行政和单边行政的治理模式与区域公共问题外部性特点之间的矛盾。这要求加强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治理。然而实践证明,现有的地方政府合作机制由于存在效率低下,缺乏制度和法律上的保障,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区域公共问题。因而,构建超越地方政府合作基础之上的地方政府协作机制,加强地方政府协作的制度化建设,法律保障机制建设,责任分担与惩处机制和多中心治理机制建设就成为治理区域公共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跨界公共物品的数量激增而且供给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而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目的在于解决此问题。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不仅有利于打破目前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瓶颈,促进地方政府合作的扩展和深入,还可以有效地回应跨界公共需求。按照产生根源将跨界公共物品划分为行政边界性公共物品、跨界再分配性公共物品与跨界规制性公共物品,理清3种类型跨界公共物品的基本内涵与特征,进而比较行政边界性公共物品、跨界再分配性公共物品与跨界规制性公共物品产生的治理目标、治理主体间关系及治理工具。由此总结归纳出跨界公共物品分类治理模式的内在规律,即治理目标为应对区域市场的内在缺陷,治理主体为中央政府引导下的多元化中心,治理工具为中央绩效考核政策引导下的创新性区域公共政策。     

长三角区域性社会突发事件治理中的地方政府协作机制分析

利益主体多元、行政区分割、绩效评估价值与区域性社会一体化的悖论以及多中心体制与合作协调的悖论等使得长三角地区的地方政府竞争呈现出较明显的无序状态,由此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而形成行政区个体,区域性社会突发事件治理资源得不到最优配置。文章分析了长三角区域公共合作关系、区域公共政策协调、区域公共治理合作主体、区域性社会安全构建的社会基础和可行性策略,指出,社会性突发事件治理中长三角地方政府协作机制关键在于区域性社会一体化,区域内的利益冲突应该让位于区域性社会发展大局。     

公共经济主体的多元化与政府治理结构的改革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和西方公共经济学开始兴起。公共经济主体日益多元化,西方国家的政府治理结构出现了放任市场的转型。私人部门、第三部门、社区、国际组织纷纷成为公共经济的主体,甚至黑社会组织也为资产阶级提供公共产品。而对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劳动者组织和公有制经济部门才是政府部门之外的最主要的公共经济主体。只要西方国家的政府还是资产阶级的政府,那么,无论其治理结构如何转型,都阻止不了政治经济危机的发生,相比之下,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依靠人民群众来实现政府治理结构的改革,使国家的职能只限于几项符合普遍性、全国性目的的职能。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实现政企分开,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成建制地从各级政府划归同级人大管辖。     

环渤海地区行政协议的法学思考

环渤海地区,行政协议已成为实现合作和解决争端最为重要的区域法治协调机制之一。面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实要求,尽管在个别行政领域必要的统一也许是合理的,但总体上并不能以统一为基本的模式进行选择,而应当是地方政府间的积极协作;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政府间的协作应当是一种制度化合作,主要是行政协议。     

非物质文化遗产公法与私法保护的契合

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属性。文化属性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公共文化资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属性,其决定了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公法）保护的必不可少。而经济属性的实现带来的是经济利益,经济利益的驱动对行为人会产生激励作用,这种激励对于以维护公共利益而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政府来说,不发生作用或者作用极其有限,相反对于靠市场吃饭的具有“经济理性”的私主体则发挥着巨大的驱动作用。经济属性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有人可以获得经济利益,使私权的赋予具有了必要性,进而决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经济属性的开发有利于提升文化属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公法与私法的保护方式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的,二者的契合实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     

有效供给公共物品的理论分析

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已成为制约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传统的供给机制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市场机制提供公共物品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文章认为市场提供公共物品的理论基础就是公共物品提供的经济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