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简《语丛四》“窃钩诛，窃邦侯”与《墨子》之渊源关系

经考察,湖北郭店战国楚墓竹简《语丛四》第八、九简：“窃钩者诛,窃邦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之所存”为先秦流行语,相关言论于先秦传世文献中十一见,涉及墨、道、杂三家。进言之,此流行语源于墨子,十一篇文献《墨子》占其七,且意蕴丰富,例证多样,涵括道、杂二家及《语丛四》之范围。     

《马氏文通》引书分析指瑕五则

本文指出了《马氏文通》中五则引书分析方面的错误。它们是:一、“地”“日”等“假为外动字”并非“《公羊传》之特笔”。二、《公羊传》中“问句煞以‘也’者”,并非“未之见也”。三、《孟子》之后,连词“斯”在结果分句中并非“用之者仅矣”。四、先秦文献中并非没有“为”“所”连用构成的被动句。五、《说文》并非“无无解之字”。     

论《孔丛子》的史料价值

《孔丛子》成书于魏晋时期,作为孔氏家传文献,该书在叙事说理中,引用了大量的先秦两汉时期的文献材料,涉及到《尚书》、《诗经》、《墨子》、《春秋经传》、《吕氏春秋》等传世文献,同时也保留了一些失传的历史文献及相关材料,对于补正上述文献流传中的讹误及佐证、纠正时人的某些研究结论,以及儒学思想史的探索,具有重要的价值。     

郭店楚简<缁衣>引<书>考

对郭店楚简《缁衣》篇的引《书》进行了考证,认为楚简《缁衣》篇所引更接近于原本、原义,“晚书”《君牙》、《君陈》当系后出,《祭公之顾命》原属先秦《尚书》,进而论及以《祭公》等为代表的《逸周书》,并非“仲尼删《书》之余”,而是秦以后新编《尚书》之余;它们许多本来就是先秦《尚书》里的一部分。     

清华简《金縢》与“三监”

清华简所见《金縢》与“三监”等材料,解释了《尚书》学史上与三监之乱有关的若干疑难.周公所谓“我之弗辟”云云,即《孔传》所说“我不以法法三叔,则我无以成周道告我先王”,“三叔”就是管叔、蔡叔、霍叔“三监”.然而,就清华简字面而言,“三监”当为商邑叛民所杀,并非成王或周公东征所辟.清华简《系年》第三章所记东征,并未提及周公,而是以成王为东征之君,这一问题尚有待深入探讨.     

《墨子》“城守各篇”札记五则

《墨子》“城守各篇”与秦墨学之间有密切关系。《迎敌祀》中的“弟之”,《旗帜》篇中的“菌旗”“涂菌”,《号令》篇中的“可行不行”等以往一些不甚明了的概念以及里耶秦简9-1588简的性质，都可以通过《墨子》“城守各篇”与出土秦简牍的参照得到解决。可见《墨子》“城守各篇”很可能就是经过了后人加工的秦代文献。除守城术外，墨家学说对于秦文化的形成是否有更深层次上的影响，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先秦“训”体的生成与演变

“训”是上古政事和话语系统中实际使用到的一种口头表达形式。由《尚书》《逸周书》的相关篇籍结合新出清华简《保训》《命训》篇,我们能大体窥见“训”的基本体式、文化特性和演变脉络。“训”体在先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商代以及更早时代的“训”文有强烈的宗教、巫术仪式特征;西周时期则与大量其他文献和文体一样,乃是神道设教和政治礼仪活动的产物;春秋晚期至战国,“训”体进入第三个阶段,为说理散文,当然也因此丧失了其自身原有的文体特性。“训”体的演变过程生动展示了先秦文学从原生态记录向写本文学,从口传、口诵甚至表演向书面写本的过渡,以及多时代、多作者文化印迹“叠加”的“衍生型”文学文本生成过程,当然也体现了先秦讲求社会效应的文学本质观。     

由清华简《说命》三篇论古书成书与文本形成二三事

  清华简《说命》三篇均有自题篇名,这表明已知《尚书》篇题在很大程度上都不能确定是孔子编书时所拟定,孔子编书应该也不涉及为各篇文字最终命题;同时孔子编辑的文本并非《尚书》的唯一文本,孔子之后可能有更多人做“编书”之事,由此而形成的表现不一的《尚书》文本也会相继出现。目前还不能完全否认简本是与“古文《尚书》”系统有复杂关系的某未知《尚书》文本。在古书成书和文本形成研究中,注意未知文本的作用,将帮助我们在《尚书》成书等重要问题上形成新的想法。简本《说命》三篇的出现对准确认定包括《国语》在内的早期语类文献的形成和史料价值,也有重要帮助。     

仲康日食的文献学研究

本文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系列学术札记之一。文章依据《左传》所引《夏书》与《史记·夏本记》等可靠的传世文献对夏代仲康日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和研究。文章认为《史记·夏本纪》所载仲康日食事当是本于《尚书·胤征》原文；本次日食出现于房宿，食分较大，见食地点应在今洛阳地区。     

关于《尚书》的几个问题——与刘国忠博士商榷

与刘国忠博士《走近清华简》一书中的观点商榷,提出10个问题,并阐述下列看法:《尚书》中的诰、誓、训、命是事前草拟,届时宣读的原始文献,而谟、典是史官记录,后人美化而形成的历史故事;《尚书》小序非孔子所作,是西汉人张霸伪托孔子而作;西汉《今文尚书》28篇非孔子录百篇尚书残本,其中《禹贡》、《尧典》、《皋陶谟》是战国人编写的历史故事;西汉《古文尚书》16篇,是孔安国所献孔子家藏本;梅赜《尚书》不是西汉《古文尚书》,但两者并非毫无联系,是利用了先秦书籍曾引用的尚书篇名及语句,加以自己的阐发而另作;清华简中的两篇商书,命名为《尹至》,《尹诰》均不妥,应改命《汤尹之誓》和《尹谟》,真正的《尹诰》并不存在;《尹谟》非伊尹亲作,《史记.殷本纪》所记《咸有一德》是伊尹亲作,前者记灭夏前事,后者作于灭夏后,所以《尹谟》不是《咸有一德》;梅赜《尚书》中的《咸有一德》是魏晋人编写的伊尹训戒太甲的历史故事,《尹谟》是战国人编写的商汤与伊尹筹划反夏的历史故事,两者之间没有联系,所以文字全然不同;用《伊谟》与梅赜《尚书》中的《咸有一德》对照,而断其为伪作,方法不可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闪耀着思想智慧,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延续中国文脉,朱熹不掩其思想智慧,不忍中断中国文脉,所以不完全否定梅赜《尚书》;对于西汉古文尚书16篇而言,梅赜《尚书》是伪作,但它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延续中国文脉,形成许多格言成语,深刻注塑中国人的观念,是真实存在的书,是价值丰富之书,当代人不可斥其为伪书,应该直称其为梅赜《尚书》。     

汉代的《古文尚书》学

秦始皇焚书时孔氏在屋壁中收藏的《尚书》等古籍,有人说是用"先秦大篆"写成的。这种说法不够准确。孔壁古文的字体结构与先秦大篆不同,而与商周金文相似。汉魏官府所藏《尚书》的各种版本,毁于西晋永嘉之乱。东晋梅赜所献《孔传古文尚书》,已被明清学者认定为伪书。若往前追溯,借《尚书》作伪之事,早在汉代已发其端,当时的古文学家已为辨伪工作开辟了道路。他们对《古文尚书》的研究,考校诸本同异,阐释篇章大义,侧重文字训诂,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王安石《尚书新义》辑补

王安石<尚书新义>为其变法的理论支柱,但久已亡佚,程元敏<三经新义辑考汇评(一)--<尚书>>一书辑录王氏<书>说554条,然遗漏东阳陈大猷<书集传>一书.<书集传>引王安石书说259条,42条同于诸家所引,58条可与诸家所引相互参正,其中159条不为历代<尚书>家引述.     

论《庄子·天下篇》与《汉书·艺文志》之学术分野

先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兴盛阶段,诸子百家的原创思想基本奠定了秦汉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学术格局。《庄子·天下篇》撰成于战国后期,《汉书·艺文志》问世于东汉前期,是现今所见总结评述先秦思想的两篇重要文献。但因二者的历史背景与学术话语的不同,评论诸子的学术视野与思想宗旨不同,故《天下篇》立足于“道术”以品骘诸子,而《艺文志》以“方术”胪列百家,以致形成二者迥然不同的学术分野,对两千多年以来的中国学术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中上古蜀语研究三题

目前已经面世的四川方言的研究成果和资料汇编,均是从近现代四川方言的词汇出发对四川方言进行静态描写,对于唐以前文献中的巴蜀方言没有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明清两代开始形成的现代四川方言是以古代的蜀语和秦汉以后的巴蜀方言作为自己的底层,对蜀语到四川方言的演变轨迹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目前还是开拓性的工作.中上古蜀语研究对四川方言史的研究以及汉语方言史的完善与研究领域的拓宽来说,具有重要的价值.     

古蜀史料辨伪

古蜀史是指公元前316年秦国灭蜀以前西蜀地域的历史。在古蜀史料中关于"蜀之为国,肇自人皇"、"蜀王,黄帝后世也"、"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开明"的记载皆出于战国后期及秦汉时期。从有关这些史料的典籍的时代及所述史事的考辨,可以证实近世所建立的古蜀世系观念是由传说而"层累"地造成的,它仍属传说的性质,并非信史。近年学术界在研究巴蜀文化时存在一种以"信古"的倾向出发而将传说与史实混淆,未能对有关史料进行辨伪,以致难以认识古蜀社会性质的真实。     

先秦“周书”名实考

先秦时期,“周书”屡见称引,此名不能视为对某部著作的专称,不能将其等同于《尚书·周书》或《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七十一篇《周书》。从《左传》《国语》等所载春秋贵族引用,到战国诸子书引用,都可以说是指称一类文献,一般来说指的是周王朝官方训诰誓命等。但在墨子等引用者那里,周诗也被包括进来,因为诗、书皆脱离了贵族官学原有的礼乐情境,官学中学习方式、实践场合的差异不复存在,仅被作为记录前人事、言的文本学习、使用,而文本形式又不足以将两者严格地区分开来。战国晚期,见于《逸周书》中一些篇章的语句较多地被在“周书”名义下称引,应可说明这些文献在受到关注。从公元前四世纪中段到前三世纪中段的这一期间,相当部分在此之前尚未流传于世的一些王室档案文书,因为周的分裂、动乱和最终破灭,流出并得到邻近地区士人的首先关注,在秦国以及后来的秦朝被整理编次,很可能就是《汉志》著录七十一篇《周书》的原型。     

"民"、"氓"语义转换及周代"氓"之身份考察

古代文献中民、氓从最初的族名转变为阶级名再到大多数人的通名,语义不断发生重大的变化。周代文献中的氓最初和民无别,以后逐渐专指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古代从事农业上的氓历来为民的主体,所以秦汉以后的学者训氓为民,是有道理的。     

论《皇极经世书》对夏、商、周三代之建年代的推定

邵雍的《皇极经世书》一向被认为是"推步之书",它对中国历史的一些精到见解因此而被淹没。但是,仔细梳理分析《皇极经世书》对中国历史的记述可以发现,它把中国有纪年可考的历史定位在公元前2327年唐尧甲辰,推断夏朝之建在公元前2166年,这不仅比"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夏朝之建(前2070)提前了近百年,而且其推断都有权威翔实的文献依据,表现出尊重史实和文献的精神。     

兔子山遗址出土《秦二世元年文书》与《史记》纪事抵牾释解

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在9号古井出土的简牍中,有一枚“秦二世元年的文告”。其中的文字涉及到秦二世即位是否具备“正当性”的问题。而且,它与北大竹简《赵政书》的内容,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这两份出土文献的记载,与《史记》的相关记载形成了抵牾之态。对这种抵牾,做出合理的解释,是历史学要正面研究的问题。不能简单化地以新出土的地下文献为据修改传世文献的纪事叙事框架。     

古写本《尚书》与罗振玉的学术贡献

《尚书》文本流传纷乱复杂,素来是经学中的难题。乾嘉名儒段玉裁、阮元于《尚书》文本考订用力甚勤,但受限于材料不足,许多涉及中古时代的《尚书》问题悬而未决,能否获得新材料成为学术突破的关键。清末民初敦煌学家罗振玉独具卓识,发现敦煌隶古定本《尚书》残卷,进而由出土材料实证传世日钞本存古而可信,开辟了《尚书》文本研究的新路径。罗氏捃集四种伯希和所藏写卷和四种日藏《古文尚书传》旧钞,并刊印广布,为现代《尚书》古本汇集和研究奠定了材料基础。依托深厚学养,他运用二重证据法、“东”“西”古本合璧、出土与传世文献互证的学术理念,探寻文字源流,校订异文讹误,勾稽文本联系,考辨文本真伪,取得超迈前贤的成绩,有力推动《尚书》研究方式的近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