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潘岳的理想人格与现实行为的矛盾构成——兼论西晋文人的心理特点

本文指出潘岳诗赋作品中所表现的情感与其现实行为的矛盾,产生于他那困惑不安的心态。而急功好利的功名心与自在独立的人格向往的矛盾,价值观念的变化所引起的新旧道德的矛盾,是形成这种困惑不安的心态的重要原因。这种心理矛盾在他的诗赋创作中表现出郁积的情感。     

论胎儿的民事主体地位

现有民法规定只有出生后的自然人才是人,但出于保护胎儿权益的合法需要,又在实际操作中承认胎儿也是人.从而导致了胎儿既是人又不是人的逻辑矛盾.这种逻辑矛盾产生的根源在于将人格和权利能力两个概念等同,仅仅只采用人格(权利能力)概念来规定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解决此问题的办法是区别人格和权利能力两个概念,赋予权利能力不同于人格的含义,授予胎儿以民事主体地位,使其拥有人格而成为人;同时规定,胎儿所具有的权利能力与出生后的自然人的权利能力不同.这种制度设计,可以平等和有效地保护胎儿的权益.     

服务型政府建设中行政人权利人格与权力人格冲突及调适

行政人权利与权力的矛盾导致行政人的两种人格维度即权利人格与权力人格的矛盾冲突,具体表现为行政人权利人格与义务人格的冲突、行政人职权与其公民权的冲突。这种冲突会导致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目标相背离,因此必须进行调适。     

世俗化的喜剧形象与国民的隐显人格（下）——《西游记》猪八戒形象新论

《西游记》中猪八戒形象以“贪”和“呆”为其外部特征,以“真”为其形象的实质性内容,是世俗化的喜剧艺术典型。分析了人们对猪八戒形象既喜爱又嘲笑的矛盾审美观感,认为这既和国民性格中的隐性人格和显性人格这种分裂型的双重人格有关,也是人类所共有的个人欲望与社会道德责任感矛盾的产物,同时又与这个形象的喜剧性特征有着重要联系。     

世俗化的喜剧形象与国民的隐显人格（上）——《西游记》猪八戒形象新论

《西游记》中猪八戒形象以“贪”和“呆”为其外部特征,以“真”为其形象的实质性内容,是世俗化的喜剧艺术典型。分析了人们对猪八戒形象既喜爱又嘲笑的矛盾审美观感,认为这既和国民性格中的隐性人格和显性人格这种分裂型的双重人格有关,也是人类所共有的个人欲望与社会道德责任感矛盾的产物,同时又与这个形象的喜剧性特征有着重要联系。     

论《野叟曝言》的创作人格

《野叟曝言》的“文格”与夏敬渠的创作人格有一致性，但存在明显的矛盾。这种矛盾对《野叟曝言》的文本价值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导致夏敬渠“人格”与《野叟曝言》“文格”矛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研究视角不能简单化。     

试论北宋文人的人格矛盾

北宋文人面临济民与忠君、达己与达人、欲与理等矛盾。它们形成主体深刻的人格矛盾,即本我与超我的矛盾。文人平衡这种矛盾的方法是公私分离。公私分离要求先公后私和公显私隐。     

论《花月痕》主人公韦痴珠的悲剧成因

《花月痕》的主人公韦痴珠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是由他时而激昂、时而凄恻的矛盾性格造成的,是一种性格悲剧。而这种矛盾性格实际上是传统儒家文化里理想人格和现实社会之间的矛盾,所以又是一种文化悲剧。而这种文化悲剧在晚清出现,又有时代的必然,所以又是时代悲剧。     

简论中国古代清官的法律人格

清官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法律人,具有明显的法律人格特征。古代清官法律人格的外在表现既体现在司法活动的断案上,又体现在他们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古代清官法律人格的内在精神主要体现在其道德品质、知识结构和价值追求上。清官的法律人格是中国特定的文化塑造出来的,这种人格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但是,清官框扶正义的社会效果非常有限,而且麻痹了平民百姓的抗争行为,对中国的法治建设造成了消极影响。     

从人生忧患到审美升华--王国维境界说的人文探幽

王国维的境界说是中国右代美学向近代美学转型的产物,也是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会通的结晶,其中极为明显地彰显出中国传统的人生与艺术相统一的忧患情结及其观念;王国维将境界的内涵首先理解成人格境界,然后再以人格境界推演到诗学境界这种阐释过程充满着强烈的主观性,真实地展露了他内心世界的矛盾;他将美学问题与改造国民人格问题相结合的人文忧思,是铸就其境界说的内在灵魂.     

回归与奉献──兼论俄狄浦斯王的心理受挫与渴望

因犯了杀父娶母大罪而被迫弄瞎双眼流放而死以解除百姓于灾难之中的俄狄浦斯王，一直作为一个罪人而承受了因果报应式惩罚。但是，随着现代心理学理论在文学批评理论领域的应用，人们才有可能从他受挫的心理出发去研究这一情节的必然性，并因此而对他的人品重新作出评价。在他的三次冒险中，始终贯穿着他强烈追求母爱的潜意识渴望，贯穿着他对人民的兴旺与幸福的无私奉献。因此，他暂时脱离母爱而流放致死只不过是一个楔子──把剧情推向高潮以更加充分地歌颂他的光辉和伟大。     

姜白石的词乐与清雅之韵

姜夔不但能作诗词,而且精研乐理,能创作乐曲。他的乐曲既能反映他独特的人品气质、内心情感,又具有独特的音乐风格,体现出声情韵律的高度统一。品味姜夔的众多词作,都具有清雅之韵,于婉约、豪放之外,自树一派。姜夔的词作在音阶、调式以及词调旋律、字调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音乐风格与其清雅之韵是一致的。此外,姜夔还善于用名贵的古曲、独特的自制曲来表达他一生中经历的情感的高峰体验。     

刘备在白帝城论析

本文梳理出刘备在白帝城十个月的所作所为,揭示其所思所想,探讨了刘备人生的最后时段和托孤的心态、环境。从刘备在白帝城的十项措施可以看出,他在思索战败原因,主动承担战败责任;期盼安宁,纠正失误,结束了蜀、吴交战状态;思念妻室,眷恋子女;安排人事,诏敕后主,临终托孤,以保住基业。本文还对伐吴及其失败的原因、刘备的托孤是英明人主的明智抉择进行了论证阐述。     

戴望舒与道家文化

由于对道家文化的接近与体贴,戴望舒在他一生的处世、为人、诗歌创作、择取西学的路径等方面有鲜明的独异性特征.戴望舒与道家文化的关联很深,老庄哲学、诗学、美学思想对他影响极大,并内化为潜在心理机制,影响着诗人的人生选择与诗艺追求.他在爱情生活中选择逃避、他的悲天悯人的忧郁气质、他钟情于死亡书写、独特的诗歌写作的运思方式、诗歌经典意象的营造等等,都具有鲜明的道家文化特色.     

严复著作中的人文思想

严复在其众多的著作与译著中,阐释了其政治、经济、哲学等各方面的思想。不可否认其著作中同样也渗透着强烈的人文意识,不管是其思想形成的前期还是思想趋于"保守"的后期,其人文意识都没有削弱。就严复的个人经历、著作中人文思想的表现以及人文意识存在的原因作了简要的分析。     

钱澄之“情道”观在散文创作中的体现

钱澄之文以载道的＂情道＂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独创精神。他将国破家亡、妻亡子散的切肤之痛付诸笔端,创作了大量感人至深、＂情道＂一以贯之的散文作品,主要体现在怀念故国、经世致用、悼亡妻孥旧友等作品中,而其中又以悼亡妻儿的散文最具特色。     

倪瓒诗与画的乖违

元人倪瓒在山水画领域,与其在诗歌领域取得的成就存在巨大反差。其诗、画颇存乖忤之处:诗多因袭,画重革新;诗爱“春”色,画喜“秋”景;诗色浓重,画意简净;诗之意象庞杂,画之意象单纯。二者诸多的忤悖,有助于我们认识更为丰满、完整的倪瓒形象。     

陈与义诗词互动之考察

陈与义是两宋之交的杰出诗人。他的诗、词创作在当时都有名气。他的诗、词创作既都具有多元化风格的一面,又有诗多纪实词多言情不同的一面。陈与义诗词互动首先体现在简斋词题材立意的诗化和创作技巧的诗化,这些是诗歌对词的影响和渗透;其次体现在简斋词对简斋诗流丽特点的影响以及简斋诗句化用词句等方面,这些是词对诗歌的影响和渗透。     

时代的文学 文学的时代——芥川龙之介文学创作思想探幽

近代日本文坛新思潮派最为代表的作家——芥川龙之介,其文学作品多为短篇小说,尽管文字不多,情节简单,但其中所蕴涵的主题深刻,艺术水准高超。前期的创作主要是以历史事实为题材,映照现实,观察、解释人生,并以此为根基和载体,将自己的观点、思想及审美渗透到作品之中。后期的创作主要是根据其自身的经历、体会、感悟等,借助文学作品等来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前途的失意与幻灭意识。芥川龙之介文学思想中有着浓厚的传统中国文化情结,他的中国之行与自杀标志着一个时代即日本大正时代文学的结束。     

尤袤文集编刻流传考

尤袤是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文章在当时也很有影响。但其诗文在其身后却散佚太多,以致声名日小,甚至于渐难以匹配"四大诗人"之盛名。其文集流传情况直接关乎他的声名、影响及文学史地位,考察尤袤文集各时期的刻本、抄本和排印本等各种版本形态,对其诗文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