傈僳族的跨界迁徙与生计方式变迁

傈僳族是我国西南边疆迁徙活动较为频繁的跨界民族之一。文章运用历史文献和田野考察资料,以在中缅北界地区生活的傈僳族为例,力求在社会变迁的历史和现实中对其生计方式的转换进行讨论,将跨界迁徙和游动与生计方式变迁联系起来,强调族际交往、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对生计方式变迁造成的影响,兼而讨论生计方式变迁与国家管理模式的关联性。     

清代迁鄂侗族的生计变迁与文化适应

湖北侗族是清代从湘、黔、桂三省迁居到鄂西南地区的侗族移民后裔,是湖北省第三大少数民族,二百多年来,其生计已发生重大变迁.迁鄂侗族的生计变迁是其对鄂西南自然环境和当地人文社会环境适应的结果,同时迁鄂侗族的文化又对其生计变迁进行着回应,从这一阐述出发,可以概括和厘清二百多年后散杂居湖北侗族的基本文化特征.     

旅游与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变迁——以湘西芙蓉镇为例

旅游业的兴起,促进了湘西芙蓉镇社会文化变迁,主要表现在:在旅游场景下,人们的经济结构、经营方式发生改变;民族传统文化资源被大量征用;人们的生活态度与价值观念出现多元化;外来文化给当地居民带来的文化震撼增多.但是,民族地区在接受新的“旅游文化”规范的同时,也保持着文化的自主性,以自己的方式实现着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传统的消逝与情怀的眷恋——以鄂伦春传统狩猎文化变迁为例

鄂伦春曾经是以采集、狩猎为主要生计方式的人口较少民族.长期在浩瀚的森林中从事狩猎活动使鄂伦春族在迁徒动荡的游猎生活中形成了独特的狩猎文化.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这种传统的生计方式也发生了改变,而萦绕在人们心头的那种眷恋和情怀却挥之不去.     

中国少数民族生计方式转型与资源配置变迁

中国各民族作为整体性存在的传统生计方式在当代已发生全面转型。它们主要体现为以生存性为指向的生计多样性的持续衰减,以及种植业和获利性新兴生计的先后发展。其转型源于资源要素配置机制的变迁,即从传统的以复合性、平衡性与互惠性为核心,转变为资源的高度集中支配,再到当代以资本为主导原则的市场运作演变。这一历程表明各民族生计的顺利转型,需要充分考量传统配置方式中重视自然生态保护、强调互惠保障等关键方面。     

甘蔗种植与壮族社会文化变迁——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果怕屯为例

20世纪90年代后,甘蔗的大面积种植导致壮族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基于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果怕屯的调查显示,村民的生计方式由种植粮食作物转为种植单一的经济作物,生活方式从依自然而行转变为围着甘蔗转,经济性质也从自给自足转变为商品经济。甘蔗种植既是果怕屯人改变生存状态的经济方式,也是当地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诱因。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持和延续传统文化的活力,是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和把握社会发展方向需要思考的问题。     

论民族生计方式与生存环境的关系

人类生存环境的多样化,从本质上规约了各民族的生计方式很难整齐划一。形形色色的生计方式表明人类对不同资源的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利用。这种差异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正是人类所期待的。生态环境不能产生生计方式,只能稳定生计方式。社会环境对民族生计方式的形成更具影响力,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互动过程。     

族群性与族群生计方式转型:以宁边村四个族群为中心讨论

在民族群体融入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各民族群体面临着生计方式转型的困扰。在此过程中,民族生计方式转型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也受到了社会环境的制约。对于生活于高寒山区缺少发展资源的那些族群而言,族群的生存和发展主要是立足于外部资源,因而生计方式转型不仅受到了本地生态环境的制约,更多的是受到了族群文化特质、族群历史和各族群在区域社会体系中族群关系的影响,本文把后者理解为是族群性制约了族群生计方式转型。本文以生活于同一生态环境中的四个族群,形成了三种各具特色的生计方式为例,讨论当前族群的族群性和生计方式转型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漓江流域地名与民族生态文化探析

漓江流域地名记录了漓江流域生态环境的变迁，如实反映了流域地区山川、动植物、矿产资源和自然现象等地理信息和人民生计方式、生产关系、民俗生态和民族信仰等人文情况，是漓江流域民族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互动生成关系的呈现。在漓江流域行政区划名、自然村寨名的选择和变化中，包含了丰富的生态史信息，集中体现了漓江流域人民的民族生态观和生存智慧。     

峡谷高山间的民族生计模式研究——以燕门、丙中洛、盐井田野调查为例

艽野东南部的碧罗雪山两麓生活着藏、怒、独龙、傈僳、纳西等多个少数民族.因特殊的人文地理因素,这些民族长期保持着传统的生计方式,在民族互动和交融中,形成刀耕火种、采集、渔猎、农耕、牧业、盐业和葡萄种植等多元生计.高山峡谷间生活的民族在不断变迁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利用空间转换、合理安排时间等多种方式发展经济的策略,将不同的生计方式有机结合起来,以保证获得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     

基督教与川康民族地区的农业改良——边疆服务运动中的农业生计事工考察

边疆服务运动是基督教为实践其提倡已久的"社会福音"而展开的改造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状况的实践,推进这一运动的机构是边疆服务部.试图改善边民物质生活的农业生计服务是边疆服务的主要内容之一.边部在川西和西康的彝羌藏地区的农业生计服务工作,为当地培养了一批生计干部,为边胞提供了进修机会,还更新了边民的农耕观念,大大改变了边胞对政府的敌对观念,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对推进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做出过有益的贡献.     

少数民族现代化与赫哲族农户生计转型：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通过对一个赫哲族社区农户生计方式变迁的田野调查发现，由于逐步卷入近代以来特别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现代化浪潮，延续了千百年的赫哲族传统渔猎经济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传统生计方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而与此同时，随着融入现代社会的进程，为这一古老民族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依托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各项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扶持项目，赫哲族农户开启以现代种植业为主的生计转型。     

压力型体制、生计模式与产业扶贫中的目标失灵——以黔西南L村为例

立足于西南民族农村的产业扶贫实践,从基层政府压力型体制下的行为逻辑和少数民族文化特质下型塑的生计模式角度,探讨了产业扶贫政策的运作逻辑及困境成因.指出基层政府面临着精准扶贫考核上的短期性要求与产业扶贫长期性之间的矛盾张力,出现了对政策的变通式执行,优先考虑能否达到贫困户精准脱贫的数据指标,贫困户能否真正脱贫成为次要考量.西南民族农村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嵌入于当地社会文化系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他们追求的是农业生产能服务于家庭生活和社会文化需求,而市场化导向的产业扶贫政策难以与少数民族农户地方性的生计方式相适应,使得产业扶贫政策遭遇到民族农村传统生计模式的排斥.     

社会空间视角下“淘宝村”的生计模式转型研究

通过对江苏省徐州市东风村的田野调查发现,随着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村落社会空间迅速变迁与重构并极具特色,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生活空间的变革,形成前店后厂式的新型居住空间;商业空间的出现与发展;生产空间的扩大,专业工业园区的建立与完善;“网络+实体”的产销模式造就多元的产业空间。究其原因,生计模式的转型是促成乡村社会空间变迁的主要因素。在互联网经济的影响下,新的生计模式呈现出自发性、多元性与科技性的特点。社会空间的变迁与生计模式的转型不是单一的互为因果关系,而是互为关联。一方面,生计模式的转型促进了村落空间的变迁,另一方面,社会空间的变迁也为了适应生计模式的转型而不断做出调整。从现阶段的发展结果来看,村落社会空间为淘宝村实现生计模式的转型提供了可能,同时生计模式的转型促使村落社会空间走向多元发展。     

云南澜沧拉祜西人土地制度与生计变迁

通过对云南澜沧县糯福南段村龙竹棚老寨的调查,分析了拉祜西人土地制度和生计变迁的历史脉络。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权力的渗入,使拉祜族地区的土地制度发生变更,深刻地改变了拉祜西人传统的刀耕火种的生计方式,致使轮歇地减少,轮歇周期缩短,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生计难以为继,却没有找到替代模式。由此看来,改善少数民族的生存状态,必须建立在对当地传统的尊重和合理利用之上。     

四川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经济发展与稳定——以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例

四川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中存在诸方面问题,已成为影响当地发展和稳定和谐的因素.由此,在对四川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中,必须认真践行科学发展观,树立科学的发展理念,创新开发模式,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资源开发的扶持补偿机制,出台符合当地实际的优惠政策,让开发的成果惠及于民,才能实现四川民族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同构发展:回族村落变迁中的政府引导与农民参与——宁夏张村个案研究

本文以宁夏张村为案例点,采取田野调查的方式搜集资料,分析了回族村落农民如何在寻求变迁的同时维系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研究发现,传统回族村落农民通过多元化的生计策略以追求"赶社会"的梦想,他们与政府结成伙伴关系,通过主动调整产业结构、妇女积极投入生产,促成了政府主导的现代农业发展项目的快速发展和持续运行,形成了新的生计模式。农民与政府共享相同的发展价值,共同构建了村庄的变迁与发展,传统和现代不再是完全的对立,而是互相渗透的糅合。     

乡村旅游发展推动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生计转型：动力与阻力

在易地扶贫搬迁和乡村旅游发展的双重影响下,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迎来了生计转型的契机,但生计资本限制、心理阻碍、产业发展瓶颈制约等阻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搬迁农户生计转型的驱动力,影响着生计转型的进程。要克服这些阻力,政府应重塑关键生计资本,提升搬迁农户参与旅游生计活动的能力;加大心理资源供给,激发搬迁农户参与旅游生计活动的意愿;增强产业发展活力,实现旅游生计方式的可持续性。     

城市回族社区社会关系变迁研究——以河南开封顺河回族区清平街道为例

社会关系变迁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最为显见的现象之一.城市民族区社会关系的变迁更深深地印上了时代的痕迹.顺河回族区回族社会关系的变迁主要表现在家庭关系、社会组织关系及民族关系上.为了适应不断变迁的社会关系,当地基层政府在处理问题时一定要注意民族因素和宗教因素,回族同胞更应当尊崇生活理性的选择,重塑其传统社会关系的现代品质.     

甘肃民族地区农村少数民族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探析

甘肃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农牧民人口比重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增加农牧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手段。少数民族群众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宗教意识和传统观念浓厚,生计方式变迁导致的文化适应困难是制约甘肃民族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观因素;甘肃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单一,城市化、市场化程度较低,劳务输出机制不健全等是制约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客观因素。高度重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民族地区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大力推进民族地区市场化、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强劳动技能培训,健全劳动力转移相关配套制度是有效解决甘肃民族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