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与部门法

"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传统之一.但这仅仅是就体例来说的.如果论及法律体系,中华法系不但有刑法部门和民法部门的分别.而且还形成了一套与封建政治制度和自然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各法律部门(有些尚不能称其为部门法).这当然是一个结论,但更为重要的,本文希望为研究古代法律体系及部门法提供一种分析思路.     

法律的起草风格：模糊抑或繁琐

法律起草风格是一种在立法过程中所遵循的,旨在促使立法臻于科学化的方法和技术。本文比较了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两大法系法律起草风格的差别并进行了成因分析,指出了两种法律起草风格各自的优缺点,最后分析了风格选择上的两难困境,并特别强调法律起草风格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方法问题,它还产生于并体现了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政治法律制度和价值理念,影响着所立之法的民族适宜性、可操作性和科学性。     

网络虚拟物的法律属性和权利归属——服务商和用户分别获得的不同权利

当前关于网络虚拟物法律属性的争论集中在其究竟是物权、债权、还是知识产权上?网络虚拟物的法律属性是一种特殊的债权凭证,而债权凭证上承载着物权与债权双重权利.在网络虚拟物上存在两种财产权法律关系,若区分"载体"和"记载内容",我们就不难发现,虚拟物上既存在物权法律关系,又存在债权法律关系.玩家只能就"记载内容"电磁记录享有债权,其债权的义务主体是服务商;而就"载体"电磁记录而言,服务商成为该电磁记录的物之所有权人.     

法律方法的法本体意义

由于实践中的法律具有"二阶意志"的属性,法律就成为社会可以改造并理性化的存在.法律方法是法律的延伸,是法本体的一部分.法律中包含法律方法是法律作为实践理性的特质决定的.法律方法可以通过立法和司法两个途径改变法本体,司法途径是常态.法律方法浸润法本体的另一途径是以法律意识形态为介质.法律理论在法律方法法律化方面担当着重要角色.可以说,法本体中方法性成分的增加是法律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在当下中国,应当加强法律方法的研究并对法律方法给予必要尊重.     

“变法”模式与政治稳定性——中国经验及其法律经济学含义

本文回顾了中国法律改革的历史过程,并揭示了其背后蕴藏的经济逻辑。在和俄罗斯的“大爆炸式”改革相比较的基础上,本文指出中国法律改革的特点在于,它是在政治秩序稳定的前提下进行的。这种“变法”模式由于充分注意到政治的交易成本,采取了一系列极富特色的改革策略,使中国的经济转型表现为一个平滑的、连续的政治经济过程。中国法律改革的经验已对主流法律经济学的观点构成强有力的挑战。它的法律经济学含义是:政治过程在短期内是影响法律改革绩效的关键变量,治国者要想使转轨成为一个平滑、连续的过程,就必须注意在改革的每一步尽量减少政治交易成本,力求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从这种意义上说,法律改革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平衡的艺术”,而这在主流的法律经济学框架内并没有得到有效说明,法律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应该为这种“变法”的“政治艺术”提供理论基础。为此,本文分别在政治市场和意识形态市场上讨论和反思了传统意义上的科斯定理的局限性。     

扩张解释与限缩解释的反思

我们需对扩张解释与限缩解释展开必要的批判性反思.就其性质而言,与其说扩张解释与限缩解释是制定法解释的方法,毋宁说它们是制定法续造的方法或法律类推的方法.就其操作功能而言,扩张解释与限缩解释尚需依赖其他实质性或权威性论据的支持,因而并不能称其为相对独立的"解释"方法.必须谨防法律适用者打着"解释"的旗号,错误扩张或限缩法律规范的适用范围,扭曲、破坏法律."公鸡啄眼案"和"非法占用农地案"就反映了扩张解释与限缩解释之误用.     

法律背后的经济逻辑——法律的经济分析及其理论表现

法经济学就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主义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学科,是经济学意识形态向法律领域的扩张.在过去五十余年中,法经济学的演进过程一直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意见,表现为各种法经济学派的并存与纷争.但在这场学术运动中,却是始终存在着两条清晰的发展进路:科斯进路与波斯纳进路.波斯纳进路,即法律的经济分析,也就是“以经济学概念和工具去揭示法律中蕴涵的经济逻辑”.本文拟就“法律的经济分析”及其理论表现进行梳理和探析.     

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探析--一种法律经济学的分析进路

本文主要以法律经济学为分析工具来对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予以探讨,以期从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上来为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提供更为深刻和具体的分析路径.本文通过分析公共利益界定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公共利益法律界定的理论、实践意义,以及公共利益法律界定的经济内涵,提出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既是追求社会和谐、协调利益冲突的重要前提,也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福利的基本途径.本文进而从公共利益的定性、定量、实体、程序、静态、动态等多个层面,对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对公共利益法律界定中的几个核心问题予以了探讨.本文认为,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过程实际上是在维护社会共同基本目标下法律对各种冲突利益进行协调和平衡的过程,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不是简单的概念辨析和利益归属判断,而是一个需要多层次、多角度法律界定的系统工程.     

象征性法律及其意义

法律的强制性为人所熟知 ,然而 ,除了强制性法律 ,还存在着象征性法律 ,它广泛在存在于国际法、宪法、一般成文法、地方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中。象征性法律是对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反映与记录 ,它提供一套有关“意义”的话语平台 ,是法律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一种有效的连接方式。如果不能对象征性法律的意义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遮蔽了它的本来面目 ,就抹杀了象征性法律的正面价值与无法替代的法律意义。     

比较法的方法和作用

比较法本质上是比较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法律.过去三十年随着全球经济的迅猛发展,世界日益全球化,比较法的作用也愈加显著.但比较法要获得自己名符其实的地位,还需要学习应用科学家、比较学家、人类学家的技能,重点开发和运用好的研究方法.本文提倡一种四个步骤的研究方法.同时,比较法必须明确自己的使用,承担更大范围的任务.     

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方法

民族经济法学是以民族经济法及其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交叉学科 ,其基本研究方法为经济分析的方法。从历史必然性和逻辑一致性两方面来看 ,经济分析的方法是必要的 ;从其调整对象的经济性、公平世界观和经济世界观的统一性、法律规范的相对稀缺性上看 ,经济分析具有可能性。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是成本———效益分析法以及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论经济人假设在经济研究中的合理性

经济人假设虽然受到许多批评,但却是经济研究应该坚持的正确方法。经济人假设的自利行为与大量事实基本相苻,同时也是完全正当的。针对经济人假设的形式化表达,西蒙的意见与其说是批评,还不如说是补充;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批评本身包含很大的问题。经济人假设的基本思路是降低对人的行为的要求,而提高对制度的要求。     

环黄海经济圈次区域经济合作对山东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环黄海经济圈"是中、日、韩三国学者依托黄海,根据环黄海地区各国和地区在经济上的互补性以及经济战略和政策取向,所提出的一个地方交流层次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体系。环黄海经济圈是中、日、韩主要的经济合作体系,环黄海地区是山东利用外资、开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的主要区域。在目前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尚需时日的情况下,建立环黄海经济合作区,必须依赖于国家政府出面协调,通过协议,制定区域经济合作优惠政策,切实促进环黄海经济圈的合作进入实质性合作阶段。山东作为环黄海经济圈中的重要省份,应积极推动国家政府的运作。     

"经济人"与经济资源稀缺性

在经济资源稀缺的条件下,社会适应原理和社会选择原理对人的强制作用是无处不在的,适应对于个人的命运的决定仍然是某种根本的和绝对的东西并最终决定着人的行为特性。依据这一原理,本文在关于人的生存欲与智能等一些基本假定基础上,通过四个命题的论证表明,在经济资源稀缺的条件下,人在经济活动中普遍具有“经济人”特性是必然的。“经济人”特性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它的普遍存在意味着人们不能完全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制度,而只能选择那些能最有效地使其成为善之源泉的制度。     

经济增长、经济差距与粤琼经济合作

海南自建省以来,粤琼经济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通过建立模拟系统发现,海南经济发展对广东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粤琼经济存在不平等关系,分别处于经济发展的中心与外围。海南要打破这种格局,创建强调自己特色的产品,把海南建成一个中国联系世界、世界联系中国的纽带和窗口,要把海南建成中国乃至世界休闲旅游的中心和旅游消费的乐园。海南实现经济发展本身就是对广东经济的一大贡献,在粤琼经济合作中,海南更重要的是采取措施、实现海南自身经济的长足发展。同时,还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关系,要尽可能缩小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要在引导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的时候,优先考虑促进农业、农村发展、有助于加快城市化建设的项目。     

经济理性、经济运行与经济政策

在从微观经济学通向宏观经济学的道路上存在这样一个命题: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的各个微观单位,包括个人、企业、公用公益事业,乃至政府(在作为微观活动主体时),他们的趋利避害的本能构成微观主体的理性。这种经济理性与客观的经济运行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双向的因果关系,或者说是一种相关关系(不是一种确定的函数关系)。政府在制订经济政策时,考虑更多的往往是经济运行,而更少考虑经济理性。虽然也考虑经济主体的理性,但往往起不到应有的效果,甚至效果完全相反。在美国这样一个市场制度成熟,市场体系健全的国家,主体的经济敏…     

经济文化类型与少数民族经济发展

“阿克塞现象”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和城镇化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 有许多值得我们思索的地方。本文通过制度经济学这一视角对“阿克塞”现象进行分析, 指出“阿克塞”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发展遵循了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路径依赖, 而路径依赖是基于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对民族发展的重要影响给出的合理解释。     

经济转型后期的中国经济改革模式

中国的改革模式是与中国的国情相适应、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以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宗旨的经济转型模式。这一模式的形成,既体现了经济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反映了中国特殊的制度、国情和历史阶段的要求。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了经济转型的后期,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呈现出了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在这一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的经济转型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第一,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仍然是一种处在工业化、市场化过程中的初级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第二,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既要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又要注重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把市场机制的长处和社会主义的优点结合起来。第三,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坚持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积极推进改革开放,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改革与发展的模式。     

构建公共经济制度与转换政府的经济角色──兼论顺德市政府行政改革的启示

在市场化改革进程推进到今天，构建公共经济制度在中国，特别是在广东已经是非常必要的制度建设了。改革初期为使工业化进程加快，在公共财政力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把一些公共投资领域（交通道路、教育等）对社会开放，缓解基础设施瓶颈的同时也带来了公共设施收费点林立，有违公共经济的公共性运行特征，降低了经济运行效率。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公共设施公共化矛盾将通过公共经济制度整合去解决，同时环境保护、公共行政等制度性公共服务也需在规范的公共经济制度中找到合适的位置。     

加快海峡经济区的合作和发展 --兼与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区比较

台湾海峡经济区的形成属于区域经济整合的过程,海峡经济区北接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南连珠江三角洲,是国内最大的经济区的联结点.海峡经济区的积极构建和发展,既可以促进其自身经济的高速发展,推动大中华整体经济的进一步提升,又可以加深互信、互动和互利,最终实现和平统一的民族团结.当前海峡经济区的发展需要注重七个方面的问题,加强闽台产业分工协作,加快闽东南高新技术产业带建设,不断提高两岸的产业水平,促进本区经济高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