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赋诗习俗的渊源与流变

《左传》赋诗是由典礼性用诗而来,典礼性用诗是西周时期祭祀礼、朝聘宴享礼、射礼等仪式中的一项重要礼仪活动,《诗》的礼仪性功能非常显著。随着诸侯征伐和“礼崩乐坏”局面的形成,典礼性用诗已不能适应新的政治和外交形势的需要,于是赋诗传承典礼性用诗,用《诗》的文字意义来实现其政治性实用功能。而战国纵横捭阖的政治形势使各国完全撕去了文质彬彬的外衣,赋诗从此销声匿迹。     

“群”与孔子《诗》学之关系

孔子论述《诗》的价值作用,有著名的“兴观群怨”之说,并旁及事父事君和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等.孔子的政治抱负使其《诗》学以“群”为终极指向.孔子试图以《诗》来促进君子人格的生成,使其《诗》学带着强烈和同社会、国家的政治意义.《诗》之可以能“群”是建立在《诗》的文学性基础之上的,其中《周南》、《召南》因其在《诗》中的特殊地位而尤具典范意义.《诗》的隐喻特点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赋《诗》断章奠定了前提条件.孔子以对《诗》的整理、研究、使用,建构了其以文学性为基石的政治《诗》学,为古代绵延不息的“诗学”导夫先路.     

论两汉“诗序”的历时形成

诗序,是对《诗》旨和本事的阐释。汉人在前代文献基础上,围绕诗旨对诗篇本事进行了详尽阐发。《韩诗外传》以事解经,有意识地选取史事杂说阐明诗篇本事,标志"诗序"之初成。《毛诗小序》为《诗》作序,在序言中解说诗篇本事,体例完备统一,明确了"诗序"的形成。《列女传》将简短的本事记录扩充为情节丰富、对话详尽的历史故事,"诗序"臻于成熟。两汉以"诗序"形式对诗篇本事的叙述阐释由此形成。     

参物取象以制人纪：《诗经·桃夭》析义

《诗经·国风·周南》的《桃夭》诗中"桃"之物象,不仅通过《诗经》以及《大学》等经书对其齐家之意的取喻,成为"经"之意义上的经典;亦因其鲜活切著,在文学传统的所谓"桃花诗"中不断流衍,成为"诗"之意义上的经典。细究之下,后世"诗"传统中的观象取义与"经"意义上的观象取义却有耐人寻味的偏离。对此二者进行对比和分析,可以细绎《桃夭》诗参物取象以制人纪的经学意蕴。以此为例,可以深入思考《诗经》在"诗"、"经"会通本源意义上的经典地位。     

读《郑樵诗辨妄辑本》

郑樵《诗辨妄》的主要成就是否定《诗序》为子夏作 ,对《诗序》作伪的方法进行了总结 ,指出 :“作《序》者有可经据 ,则指言其人 ;无可经据 ,则言其意。”及依据谥号来确定美刺。他还从来源、史实、语言、《诗》的命题方法等角度作了辨伪工作。此外 ,郑樵反对以美刺说《诗》 ,从音乐的角度解释风、雅、颂 ,并注意结合诗歌的特点来分析批评《诗序》的美刺说。郑樵的观点得到了朱熹的充分肯定 ,故《诗集传》不录《诗序》。《诗辨妄》动摇了《诗序》的权威地位 ,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诗序》强加于《诗》的封建说教 ,为正确地理解和研究《诗》作出了突出贡献     

朱熹《诗序辨说》试论

朱熹《诗序辨说》在《诗序》作者问题上一方面肯定汉代毛公之前已有很久的流传,一方面又说《诗序》起初出于汉儒之手、乃后人所为,显然自相矛盾。这是因为他既要破除《诗序》的权威,论证其不可信;同时又认为《序》亦不可全废。朱熹虽不一概否定《诗序》,但其疑《序》反《序》的倾向却是十分明显。《诗序辨说》分别从妄生美刺、望文生义、《诗经》的使用场合、《诗序》本身逻辑矛盾以及一些训诂和文字方面的错误等几个方面辩驳了《诗序》之失。同时朱熹的《诗序辨说》又体现出了有破有立的特点,对男女之地位、君臣之关系以及《诗经》中涉及情爱之诗都有很好的论述。     

“诗言志”: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的一个标本

《尚书·尧典》所载诗言志作为原始乐教的一部分,表现为巫史占卜祭祀过程的祷辞告语,指向神明昭告,其源甚古。尽管它只是宗教观念的一部分,却为后来的诗学独立和诗教发生奠定了文化基础。自周公制礼作乐后,诗与世俗政教和文化制度紧密结合。献诗和采诗制度使诗成为表达宗族情绪和沟通政治情感的工具,完成了从神明昭告向天子听政的转变。而进入体制内的诗与乐配合,制度规范和仪式规则赋予诗乐以意义和价值。不过,此时诗并未脱离礼乐而独立,单纯的文学观念也未能产生;诗所陈之志虽指向世俗政治伦理秩序,却仍然受制于乐而服务于礼。春秋时期,诗逐渐摆脱礼乐束缚而获得独立发展,这种发展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一是通过赋诗言志以摆脱乐教的束缚,从而凸显诗的独立言志功能;一是通过礼、仪之辨以摆脱典礼仪式的束缚,从而凸显诗的内在意义价值。二者相辅相成,形成春秋诗教传统,为诗的观念解放和文学观念的形成奠定基础,也使诗进入表达个体情感和培养独立人格的发展新阶段。     

无与士耽——《诗经·卫风·氓》新探

自《诗序》以来,对《诗经·卫风·氓》(以下简称《氓》)思想意义的认识产生了一些分歧意见。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诗序》云:“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或相背弃。” (二)朱熹《诗集传》云:“比(指《氓》)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 (三)当代学者多以为《氓》所写“弃妇”之词。诗中的女主人公是个勤劳的妇女,为负心男子所弃,由是悔恨不已。     

《诗经》"四始"说辩正

《诗经》"四始"说源自于《毛诗大序》,《史记·孔子世家》"四始"说与《诗大序》"四始"说具有相同的含义.《诗经》"四始"的概念,既不是指"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也不是指《关雎》《鹿鸣》《文王》《清庙》四首诗,而是指《诗经》中作为最早的《诗》文本的"正风"、"正小雅"、"正大雅"、"周颂"四部分内容."四始"说和"正变"说有紧密的联系,"正诗"就是指"四始"."四始"概念的提出,在编《诗》者那里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以《诗》说《诗》--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研究系列

朱熹"以《诗》说《诗》"诗经诠释学美学的基本原则正是建立在对"以《序》解《诗》"辩论基础上的。朱熹以为《诗》是"感物道情"之结晶,所谓"以《诗》说《诗》"就应该是从《诗》所"道"之"情"的方面去把握这种《诗》之"情"。《诗集传》突出了《诗经》文本,充分体现了朱熹的说《诗》风格和创新,是"以《诗》说《诗》"原则的集中体现。     

苏轼“词如诗”的原因探析——由宋人的“以诗为词”论谈起

苏轼词是宋代词史乃至于中国古代词史中的集大成者与开创者。由于苏轼自己对词有独特的认识且将之运用到实际创作中,故从宋代开始就有研究者提出苏轼是“以诗为词”,或者干脆说其“词如诗”。究其原因,确与接受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有关,而更深层的则是由苏轼自身的词学观、创作态度、艺术手法以及文学修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所致。     

陶渊明"桃源理想"探析及反思

陶渊明在《桃花源诗并序》中构建的＂桃源理想＂,是他社会理想的集中体现。这一理想的形成反映了陶渊明独特的人生观、独立的人格、鲜明的爱憎、高尚的情志、执着的精神,其精神理想不乏给后人以启迪。     

影响的焦虑与焦虑的影响:对布莱克小诗《飞虻》的三层阐释

互文性批评旨在通过对若干有关联文本的考察,在更深邃、更博大的文化-哲学视野中审视文学问题.本文从重诂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小诗《飞虻》入手,在三层阐释层面上审视作为强者诗人的布莱克表现出的"影响的焦虑",以及他的"焦虑"对后代作家的再度影响,揭示跨文化、跨时空的语境中,以互识、互证为基础的人类思维的相通之处.     

天下第一绝句《静夜思》——兼谈"床前明月光"何以后来居上

李白的《静夜思》是当代中国知名度最高、普及度最广的小诗,堪称天下第一绝句。诗中物象的亲切性、音韵的和美性、思维的单线性、空间的可变性、时间的永恒性、身心的依存性,组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魅力系统。但是,《静夜思》在整个唐代并未受到评论家和诗选家们的青睐。而且"床前明月光"和"举头望明月"两句,也是明代人从李白原句"床前看月光"和"举头望山月"改动而成的。"明月……明月……故乡",不仅大大增强了宇宙间的空明感,强劲延续了望月思乡的诗歌传统,而且大大凸显了明代文人群体的"大明"意识。尤其是明末清初的民族情绪,更使得这两个"明"字别具意味。因为在古典诗文中,"故乡"与"故国"同义。从明清两代开始,中国读者用集体的智慧,小小修改了李白的《静夜思》,大大强化了"作品的绝对独特性",又用集体的热情,一代代人亿万次地持续诵读。时至今日,终于在千淘万汰之后,将"床前明月光……"托上了民族记忆的珠穆朗玛峰。透视一首默默无闻的唐诗演变为天下第一绝句的特殊历程,后人可以在文学创作、作品改编、接受研究等方面获得多向度的启迪。     

《滕王阁序》成文经过考述

王勃的《膝王阁序》到底作于何时?自五代以来有14岁、19岁、22岁、26岁(均以虚岁计)多种说法。从《王子安集注》理出9篇文章1首诗:王勃犯事后回到家乡3篇、南下省父途中6篇1诗。按文中可察年月排列,从中可以清晰地窥见王勃这2年间的心路历程,内疚、自责又渴望“复旧职”;在《滕王阁序》中表述的感情乃至文句,在南下第1、第3、第4文和诗中就已经成型了,所以到滕王阁后能一气呵成。9篇文章可确证:王勃南下省父经过南昌的时间是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时年26岁.从作者原始文本求证毋席置疑.历史的迷雾应该澄清。     

长安为花间词始地探论

西蜀花间词派的形成,是受长安花间词创作影响的结果。长安的花间词创作,以温庭筠、裴等词人为代表,在前后长达约七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花间词派,并对当时与后世词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和影响。同时,这一词派也有着自身的特色和成就,如以情胜理的艺术精神,等等。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

情志产生于人与自然分离的时刻 ,最初天真的歌、乐、舞表达素朴的情志。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 ,情志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表达情志的诗乐的本质也自然随之发生变化。“诗言志”说是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 ,是上古社会诗乐礼三位一体的必然结果。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个体意识和审美意识的觉醒 ,产生了“诗缘情”说。在“言志”说的基础上 ,“缘情”说强调个体审美情志、以情含志。两说相互辉映 ,对中国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简论“道”与“禅”在中国古代山水诗中的体现

中国山水诗较好地体现了中国人与自然山水亲密无间的生活态度。本文以陶渊明、王维的山水诗为例,从美学角度分析了初期山水诗及王维山水诗当中的道气与禅味,并分析了中国语境中诗画融合的问题。     

论元稹江陵诗中的荆楚地域文化特色

元稹贬谪江陵时期,是他诗歌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也是他“元和体”诗形成的关键时期。全面考察元稹的诗歌,其贬谪江陵时期的“长篇排律”和“小碎诗章”都和荆楚地区的文化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诗作既包含了诗人自己和中唐诗风转变的若干信息,还反映了当时荆楚地方的风习和中原人对该区的认识。     

从“新乐府运动”到“格律诗运动”

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是格律诗向自由体的转化 ,而闻一多提倡的“格律诗运动”是从自由体向格律诗的转化 ,二者是逆向而行之 ,但他们的诗歌主张都是适应当时的社会要求的 ,留给后人很大的影响。但二者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把二者的优点结合起来 ,就是诗的完美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