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诗美的适度原则和中节控制

王维诗歌的最大贡献,即是他遵循适度原则和中节控制的合度表现,天才地创造出中国诗史上最合乎"温柔敦厚"之理想尺度的诗歌范型.儒家诗教所要恪守的原则,与其说是诗的内容,不如说是诗的表达.因而形成了中国传统诗美具有长言咏叹的委婉含蓄的表现性,向来以比、兴之表现而见长,强调"而不"的适度控制.而王维最看重和追求"曲而达"的表达,微婉善讽、委曲迭情,其诗歌锋芒内敛,情感隐而不露,形成了"文质彬彬"、"文质参半"的美学形态,成为"中和"审美理想在文学上的一种卓绝表现,也强化了中国诗美的适度表现的传统.     

以诗证佛——王维的佛学"莲"诗论略

通过对"莲花"在佛经中的本意及引申义的简略考察,论述了佛教中国化中"莲"的意象.王维的佛理诗和自然山水诗中的"莲"有两种不同的指向,佛理之"莲"指向了王维对法华经等大乘佛家经典理解和认识,而自然之"莲"消解对佛家"法执""我执"的分别,使其山水诗等得证诗佛融通,不见佛迹.也确定了其"诗佛"的地位.     

论《辋川集》中的情感意识与空间意识

《辋川集》是王维与好友裴迪在其辋川别业的唱和之作,前人对王维《辋川集》的研究多集中于佛禅之趣和文本的审美分析上。文论试从情感意识和空间意识两方面来对其进行探讨,首先对王维《辋川集》中蕴含的友情及愁情两方面的情感意识进行分析,进而结合王维"诗画相融"的诗歌创作特点对其诗中意境空间的营造艺术进行探讨,通过分析以求对王维《辋川集》有一个更加深入和多元的认识。     

《全唐诗》王维重出诗篇考辨

王维是盛唐杰出的诗人,以山水诗的突出成就而负盛名。他的诗篇在当时就很有影响,评价也很高。但其作品在流传中羼入他人的诗作,相重的有２０余篇。清代《全唐诗》的编者不一一甄别,编入王维集中,这就使王维的研究者在运用其诗篇时遇到困难。因此,对王维重出诗进行考辨,判其归属,很有必要。本文即是在掌握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对王维重出诗逐一考辨,可谓言必有据,对王维研究有参考价值     

《全唐诗》王维重出诗篇考辨

王维是盛唐杰出的诗人,以山水诗的突出成就而负盛名。他的诗篇在当时就很有影响,评价也很高。但其作品在流传中羼入他人的诗作,相重的有20佘篇。清代《全唐诗》的编者不一一甄别,编入王维集中,这就使王维的研究者在运用其诗篇时遇到困难。因此,对王维重出诗进行考辨,判其归属,很有必要。本文即是在掌握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对王维重出诗逐一考辨,可谓言必有据,对王维研究有参考价值。     

试析王维诗中的色彩词

王维不仅是一代诗匠,还是南宗山水画之祖,自然地把绘画的取物视角、色彩调配、画意渲染等技法用于诗歌。王维诗中大量使用色彩词,并对色彩进行恰当的把握调和,王维诗中色彩词的使用对创造意境、烘托氛围、表现作者情感具有独特的作用。     

论王维诗中的“动”与“静”

对于王维诗歌特别是山水诗的动静问题,文学界已作了大量的探讨.山水诗中"静中有动"是人们普遍给予的审美评价.而本文则试图从诗中所表现人物主体的行为动作这个角度去分析王维诗中的动静相对的艺术美,即"动中有静","以静衬动"的艺术特点,从而揭示"动态性在王维山水诗中只是一种艺术手段,而表现大自然中田园山林的静美境界,才是他的主旨所在".     

王维的应制诗

王维天宝时代的作品,大部分是社交性的宴会、赠答、送别或为人所托的仪式文章、碑文之类,可以说是王维作为官方人士面孔的显现,即使是表面面孔也可以。所谓表面上的面孔是怎样的呢?其特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应制诗,即按照皇帝的敕命制作的诗以及与之相近的宫廷诗,数量很多。另外一个就是送别诗文。送别诗文,特别是诗,成为王维作品的重要方面,所以放在后章里讨论。在这里主要以应制诗为中心就宫廷中诗进行探索。应制诗在唐代前半期是特别发达的宫廷诗的一     

王维生平事迹再探

王维生平事迹,两《唐书》本传只说了个大概,加上其他各书所记,互相矛盾的姑且不说,拿来比照着他的诗歌(这里不涉及其散文部分)进行研究,多数是对不起号的。所以专门为王维集子作笺注的清人赵殿成慨叹说,王维的诗大都不能系年,因为没有时地可资稽考。王维诗两属甚至三属以及“有问题”的作品,赵氏编成一卷(第十五),竟有好几十首之多.有些明显的是王昌龄、孟浩然、卢象的作品,这好辨别。有些说是孙逖、王涯、张仲     

魅力《相思>诗 长盛"红豆"俗--王维《相思>诗与"红豆"风俗结缘、传承、演化研究

唐代大诗人王维的<相思>诗,引发出长盛不衰的"红豆"风俗.本文从多方资料.考证出王维是"红豆"入诗的第一人,并指出相思子(红豆)产地已由岭南扩至长江南岸,探索出唐代是"红豆"风俗盛行的年代,"红豆"亦由入诗延至入词,解析出唐之后的"红豆"风俗,于程、朱理学思想锢制下的艰难传承,追溯出"红豆"风俗里的宗教特色,体现了儒、释、道精神文化境界大一统的中国特色.最后归结出:<相思>诗的魅力正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进,"红豆"风俗已融入经济市场,发挥其推动经济发展的潜在动力.     

“隔”与“不隔”的审美分析——兼论少游美成词直觉审美的差异

王国雏提出的"隔"与"不隔"的问题,其实就是对文学作品欣赏的最初层次上的问题,属于直觉审美的范畴.在欣赏之初,作品能否唤起欣赏主体的审美快感,是隔与不隔的关键所在.而要迅速唤起欣赏主体的审美快感,就须使作品所传达的情绪与欣赏者的情绪快速产生对应交流,故语言易晓、意境空灵、韵律明快流畅的作品能获得这一效果,而艰深晦涩的作品就难有这样的效果.据此,检讨少游美成词风格的差异,正是在此点上见出了优劣之分.     

论王梵志“翻着袜法”

王梵志的“翻着袜法”既是一种写作思维方式,也是一种写作方法,其特征是以逆向思维的方式构思作品,令人耳目一新。这种方法反常合道,使诗产生奇趣,也被许多古代作家所采用。王梵志注重“意新”而忽略“语工”,是其“翻着袜法”的不足之处。     

王昌龄《诗格》写作机缘探略

“诗格”类的诗学著作在唐及五代时期特别繁盛,作者众多,作品繁富。不过,其多集中于初唐、中唐及晚唐五代,盛唐则仅有王昌龄一人写出了《诗格》一书。王昌龄之所以要在青春而浪漫的盛唐时期进行诗歌创作的同时又去写作《诗格》,乃是为了承负起“诗家夫子”的使命和职责,同时也是为了抚补自己任江宁县丞时心灵上的空虚和无奈,消解其难耐的悲怨和痛苦。这也正是王昌龄成为盛唐时期唯一一位写作“诗格”类诗学著作的诗人的原因所在。     

王夫之诗学“声情”论析要

王夫之作为我国古代诗学的一位杰出总结者,充分注意到诗与乐的同一性,极为重视对诗歌音乐美特征及规律的研究,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用“声情”这一概念论诗评诗的诗学理论家,“声情”论是他的“诗道性情”命题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在他看来,“声情美”即诗歌艺术的“穆耳协心”,亦即在“动听”的同时又道“性情”(包括诗人和欣赏者双方的性情).“声情”论体现了王夫之对古代诗歌艺术审美特质和文体特征的精到认识,在其诗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王小波作品中的“自由主义”精神

王小波独特的人生道路以及他一以贯之地汲取诸如罗素等英美经验主义哲学和自由主义思想,酿成了他作品中的“自由主义精神”。王小波的“独创”性更大程度上反映了罗素及其他西方哲人的民主、自由观念。对中国文化传统继承的缺失亦成了王小波文学作品的一个遗憾。     

王安石作品的语言风格

王安石是江西"临川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善于写诗、词、散文等,其文具有独特的语言风格。文章从语言物质材料(语音、词汇、语法)角度分析研究了王安石诗、词、散文的语言风格,以更好地把握王安石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实质。     

“记忆”之书——论吴兴华诗歌的精神内蕴

“记忆之书”既指新近“发现”的诗人吴兴华将可能搅乱读者关于文学历史的记忆，更是对吴兴华的诗歌写作本身所呈现的“记忆”形态的指称。吴兴华诗歌对于时间和记忆特别敏感，记忆主题得到了反复呈现；这使得他的写作最终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某种内核勾连起来，记忆成为一门艺术，拥有强大的诗学力量。但记忆的法则又决定了记忆本身既是窘迫现实之慰藉，也是精神恐惧之来源，在传统和记忆被残酷压制的现代社会，诗人吴兴华的精神世界最终被“恐惧”所占据，他那“纤弱的”诗风，以及他在抗战胜利后逐渐放弃诗歌写作，均导源于此。而这样的诗人将以何种姿势进入新诗史与文学史序列，也就成为了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     

王维诗的禅意

王维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由于社会、家庭的影响和坎坷的人生经历,禅学对他世界观的影响甚深。作家的世界观必然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创作。王维诗歌中处处表现出了作家的“空观”宇宙万物的人生态度和获得“物我两忘”境界的喜悦。禅宗的影响,使王维诗歌形成了空、静、寂独特的艺术境界。王维诗歌和蕴含着禅意,还因为佛教思维与文学思维具有共同的特点:注重体验,注重意象创造。因此,作家可以将对禅理体悟的感受,通过文学作品表现出来,作品也就被赋予了禅意。      

“迷人的抒情”与“泥土的根”——西南联大时期王佐良的诗歌实践

无论是译诗还是论诗，王佐良均表现出一种奇妙的现代敏感与语言才能，他并非一个纯粹的追究义理、考究辞章的学者。事实上，王佐良的语言才能与现代敏感正来自其诗人特性，通现西南联大校园诗歌实践，审察现代诗在20世纪40年代所面临的转型，就不能不注意到：在联大校园诗歌对于新的抒情道路的探寻中，王佐良的现代诗写作具有一种不同于他人的抒情风姿，他以“迷人的抒情”与“泥土的根”的交融展现了别一种抒情形态。     

王安石晚年诗风转变的内在原因

王安石诗歌创作前后期风格变化一直是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部分学者认为王安石前期诗歌中即有精工雅丽、重视技巧的特点,晚期风格为渐次累积所致;也有观点认为王安石晚年诗歌风格变化与他的隐居生活及佛理研习有关。而从王安石自身来说,晚年由政治舞台的主导者而成为隐居田园的出世人,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作者身份的变化,其内在自我定位、创作关注焦点、心态情致均发生了深刻变化,由此导致了晚年诗歌在情感深度、思维方式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虽然晚期诗歌的外在风貌似与早期有相类之处,但其内在韵致已不可同日而语,也非单纯依靠精深纯熟的技巧所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