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角色转换的制约因素分析

农民工的市民角色转换受到他们的先赋角色、主客观角色认同、角色扮演能力和我国城市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明确农民工角色转换的制约因素,能为促进农民工角色转换、使之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提供新的思路和有价值的理论参考。     

西安市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语言选择关系研究

多种因素的影响使西安市农民工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产生了分化。"尔即尔所言",语言表达身份。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和观察发现,身份认同的多元化促使农民工的语言选择出现多样化,不同的语言选择体现了他们不同的群体归属感:认同自己农民身份的人多使用家乡话;认为自己是市民的人用西安话的几率高于其他身份认同的人,认同自己非农民身份的人多根据交流情景在家乡话和普通话之间进行语码转换,但在农民工眼中,普通话还不是西安市民身份的标志。西安市农民工语言选择的多样化反过来又强化了他们身份认同的多元化,并且有着和其他城市农民工一样的语言选择。     

电视传媒与农民工的素质养成

电视传媒是当代影响力巨大的第一强势媒体,也是农民工接触和使用的"第一媒介",但是目前电视媒体不仅对农民工的关注度严重不够,而且不无偏颇地把农民工的形象构建为刻板的、无力无助的弱势群体。这种媒介呈现扩大了城乡二元对立的矛盾,阻碍了农民工融入城市文化的步伐,电视媒体应该肩负社会责任和体现人文关怀,开辟更多的农民工频道或栏目,全方位地服务于农民工群体;而且政府有关部门应组织社会力量,注重对农民工电视媒介素养的培养,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电视媒介文化实践,以促进其综合素质的养成,帮助他们完成角色转换、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入。     

社会网络、身份认同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危机

通过对福建、湖南与贵州三省173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抽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滋生自杀意念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危机的重要表现,而先赋性社会网络与自致性社会网络能有效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中面临的“扭力”,为其遏制自杀意念进而防止自杀行为提供双重保护;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滞后性”与对市民身份认同的“超前性”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对其自杀意念施加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身份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与自杀意念之间的负向影响起着路径截然相反的调节作用。因此,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实现社会网络结构从“先赋性社会网络”到“自致性社会网络”的转换,并通过加快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与其市民身份认同的“同步性”,消除两者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是有效遏制其滋生自杀意念的重要途径。     

交往与态度:城市居民眼中的农民工——对广州市民的问卷调查

依据对广州市民的问卷调查,文章发现:农民工成了市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大部分市民可以接受农民工成为自己的同事、邻居、朋友乃至老板,但难以接受他们成为家庭成员;市民高度认同"农民工干了城里人不愿干的脏活、重活、危险活"的说法,但他们对农民工的评价总体"一般"偏下;市民赞成农民工应该与市民一样同等享受医疗保险、子女义务教育,参加工会和人大选举,但并不认可同等享有失业救济、低保和廉租房.影响对农民工权益评价的主要因素是与农民工的交往程度:与单位内农民工交往越多,对其权益评价越正面;与单位外农民工交往越多,对其权益评价则越负面.对农民工看法和态度的差异,表现了城市居民不同群体的分歧和矛盾.它是二元经济体制在城市居民价值观和社会心理上的表现,是研究农民工问题及其解决办法时必须面对的一个社会现实.     

创业、社会网络与农民工的城市身份认同感

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使我国农民工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困境,加快建立起农民工对城市身份的认同有助于其更好地以市民的角色规范约束自身行为,加快融入城市.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实证分析创业对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创业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的城市身份认同感,该结论在克服内生性问题后依旧保持不变;社会网络是创业影响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感的中间机制之一,即创业能促进农民工更多地与市民交往、提升市民对农民工的接纳程度,进而提升其城市身份认同感;进一步对创业类型作出划分,发现企业家型创业更有助于农民工构建城市身份认同.因此,应健全农民工创业的服务体系,通过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工在城市积极开展创业活动,加快推进我国市民化进程.     

农民工城市归属感影响因素的多维分析

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概念没有统一认同,并且由于研究目的差异,研究结论也存在差异,对城市归属感的变量处理也不同。归纳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内涵,通过调查数据评估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基本状况,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发现,人口统计学变量中的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有正向显著影响,收入水平感知、公共服务水平、当地人际交往水平、本地市民角色认同、当地方言技能水平等因素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可以通过培训来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提高社区对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能力、加强农民工方言技能培养等方式促进农民工与当地居民交流,在社会网络关系层面加强互动,从而提高农民工城市归属感。     

建构与赋权:城市主流媒体中的农民工镜像

以农民工流入的代表性城市——东莞为主,考察了当地主流媒体的农民工报道,并分析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入的话题;认为政府、政策主导、自上而下是东莞主流媒体的基本叙事逻辑,其中《东莞日报》《东莞时报》中的农民工更多呈现"被代言"的沉默者和"受惠"的弱势者形象;让农民工回归城市主体是大众媒体消除农民工与市民群体之间隔阂进而形成互相认同的关键,还原农民工为城市主体应是大众媒体报道的基本逻辑;农民工的媒介近用是赋权的过程,传播赋权对于农民工个体而言,是个人身份与社会角色之间的调适。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与影响因素分析

身份认同不仅关系着新生代农民工是如何看待“我是谁”这一问题,关系着他们在城市生活的情绪体验和思想动态,而且关系着城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通过对南京市1 997名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口学特征、家庭状况、心理状况、工作状况、社会关系、社区环境等情况进行的问卷调查,运用交互分析和多分类回归分析方法并相互印证,认为健康状况和他们的市民身份认同存在着非重合性、而工作经验的增加、居住环境的改善、心理压力的增大、社会排斥的减弱, 使得他们更加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基于此,从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增加社会资本、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以及减少社会排斥几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发展:困境及突破

新生代农民工相对第一代农民工,有着不同的群体生态和个体追求特征。在个人发展诉求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追求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追求权益平等、寻求在城市中的归宿感以及角色转换。新生代农民工在实现个人发展的过程中面临以下困境:一是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制度性歧视";二是缺乏话语权,利益诉求渠道不畅;三是"工厂专制政体"下劳动环境条件的恶劣;四是新生代农民工存在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为突破困境,要进行制度纠偏、疏通利益诉求渠道、改变"工厂专制政体"和建立"身份认同"。     

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分析研究

一直存在的二元制社会结构、市民的社会歧视、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注和容纳不足、农民工社会交往面窄以及经济窘迫、见识短浅带来的自卑感等,造成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心理障碍,让城市的农民工始终觉得自己不是广大市民的一员,难以真正融入城市。通过成人教育这一途径,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指导,协助其打破内聚式的社交网络和消除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因素,让农民工找到城市的归属感,可以积极融入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长沙市农民工的抽样调查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无法明确定位自身身份,其身份认同模糊化倾向十分突出.务农经历、经济地位、闲暇活动、与市民交往情况、留城意愿、城市户口拥有意愿、理想职业等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有明显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模糊化倾向,与当今我国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社会急剧转型在不同程度上形塑着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社会信任分异：农民工与市民的比较研究

利用2014年城乡居民社会调查数据,对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信任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社会信任差于市民,信任分异是他们行为选择的产物,背后隐藏的是生活经验、道德价值、资源保障等方面的相对悬殊。其中,社会交往、乐观主义对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信任都有正向作用,但具体机制不同;社会地位仅对农民工的社会信任影响显著。相比之下,社会地位高低是影响农民工信任水平的关键因素,而对于市民,社会交往因素更为重要。因此,在城市信任培育过程中,除了从提高社会地位、改善社会交往和形塑道德观念入手之外,还应考虑不同群体的需求差异。     

乡土情结的嬗变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身份认同

乡土情结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物,与土地和宗族观念紧密联系。在现代化进程中尤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民流动加剧,乡土情结不断地经历着嬗变。现代化进程对乡土情结的冲击引发了农民工对自身的认知冲突,是困扰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重要心理障碍。要改变乡土情结对农民工的束缚,必然要求从制度安排、市民认可和自我认同三个方面着手,以此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     

城市农民工的自我社会认同分析

城市农民工的自我社会认同对其与城市的适应有重要意义.以徐州市区389位农民工为例,以社会认同理论为基础,采用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相结合的方法对城市农民工的自我社会认同进行研究.城市农民工因制度阻断和角色中断而无法融入城市的制度和生活体系,形成了地域上城市认同度较高,社会关系上的城市群体认同度较低和自我身份定位城市人认同度较低的尴尬社会认同形态.     

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基于重庆和珠三角的比较研究

通过实证调查资料对重庆和珠三角地区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因素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社会排斥在两地都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人力资本中的教育程度、语言能力和打工地生活时间对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降低农民工的社会剥夺感,增强其对城市的心理认同;构建以社区和家庭为主的社会支持网络;促使农民工社会角色的转变;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促使农民工就地"市民化",就成了促使农民工提高城市社会适应水平的首要策略。     

市民社会视角下当代中国法治文化认同

市民社会是当代中国法治文化认同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的缺失容易导致"恶法"产生,使法治文化认同的前提、主体丧失;还容易导致法治文化认同的狭隘性、片面性;市民社会具有重要的法治文化认同功能.它提供了法治文化认同的经济基础,培养了多元化的法治文化认同主体,有利于使法治获得社会公众理性、全面的文化认同.为了促进法治文化认同,我们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培育社会中间组织和社团组织,促使市民社会主体的形成和壮大.     

网络中的蜕变: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与市民化关系探析

失地农民的市民化镶嵌于他们的社会网络之中。依据实地调研资料,本文在对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与其市民化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发现:(1)失地农民与原市民的关系影响其对市民角色的评价和认同;(2)失地农民的邻里和亲缘关系在征地后稳定中有变化,工具性倾向增强,失地农民原有的社会资本受到影响;(3)失地农民的业缘关系还非常薄弱和不成熟,给其市民化带来制约;(4)社区居委会在失地农民社会网络发展和市民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因而,需要促进失地农民社会网络的开放性,防止贫困文化的产生;拓展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推进其社会资本的再创造;重视发挥居委会在失地农民社会网络发展及市民化过程中的作用;发展失地农民及其子女的教育,提升失地农民社会网络的水平。     

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的功能与角色

基于我国成立最早的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协作者"长达十年专业实践而开展的行动研究,认为在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工作承担着推动农民工融入城乡社区生活的服务提供者、推动社会管理服务改革的服务创新者、推动农民工参与社会建设的能力建设者、推动农民工对社会重建信任的资源协调者、促进城乡群体互相接纳和谐发展的教育倡导者、促进社会群体相互支持的资源整合者、促进农民工社会工作发展的研究者、促进公民社会发展的组织建设者等多重角色;发挥着减少城乡差异造成的负面影响、促进农民工融入城乡生活、建设城乡公益文化、推动城市化和谐发展等功能。从而使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具有其他专业无法替代的独特角色和功能。应该从怎样建设服务农民工的社会工作人才、社会工作如何有效服务农民工两个角度,充分发挥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的角色与功能。     

属地官方微媒关注度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实证 ——基于滇、桂两省(区)8市的数据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对提升基层民主质量、加快城镇化进程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价值.新生代农民工"微生活"常态化、网络抗争意识增强和"城市化"意识强劲但过程艰辛制约着其政治认同.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属地官方微媒公众号关注度越高且上网时间越长,其政治认同度就越高;制度认同在政治素养与政治认同中具有中介效应,制度认同对政治认同具有直接价值传导作用,制度认同有助于涵养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素养;优质的微媒资源、良好的政治素养和高效的制度实践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具有协同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