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视角下兵团少数民族聚居团场家庭可持续生计发展研究

团场家庭发展是兵团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兵团少数民族聚居团场发展的快慢,会直接影响到该团场家庭经济生活水平的提升。探寻一条适合少数民族聚居团场家庭摆脱贫困的路径,发展多元化经济,对兵团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的意义。该文运用可持续生计发展理论及框架,结合兵团少数民族聚居团场家庭特点,平衡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发展关系,利用"公司+农户"模式,贯彻新发展理念,整合扶贫资源配置,解决贫困发展中遇到的瓶颈问题,以促进兵团少数民族聚居团场家庭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兵团“场镇合一”小城镇模式探究——以第八师北泉镇为例

兵团城镇化肩负着维稳固边和发展经济的双重职能。作为计划单列的特殊行政与经济实体,兵团小城镇建设始终缺乏有效的资源调动能力和城市经营手段,使小城镇发展滞后而缓慢。通过实证分析兵团第八师北泉镇建镇前后城镇经济发展案例,科学研究了兵团团场小城镇发展的动力机制,得出:体制创新是兵团小城镇发展的核心动力,立足区位和地缘优势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化、现代工业园区和新兴旅游业,是加快团场小城镇建设的直接推力,改善居住和生活条件、缓解城乡用地矛盾、大力发展生态产业是推进小城镇发展的根本保障。     

农业团场之持续与剩余及社会成本

兵团农垦团场的性质和功能框架决定了农垦团场组织目标的非单一性,表现为农垦团场承担着许多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社会成本。农业弱质产业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经济剩余水平不能承载较高的组织成本,这种规律性体现在以农业为主的农垦团场的运营中就是高产低效甚至亏损。理解这一规律有助于认识当前制约农垦团场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并以此来指导农垦团场的改革推进其可持续发展。     

兵团农牧团场群众体育服务体系及发展模式

当前,新疆兵团农牧团场的群众体育发展还比较缓慢,其服务体育与发展模式还相对滞后。因此,兵团需要从管理体制、运作机制、服务体系、法规建设等方面入手,来构建兵团农牧团场群众体育的发展模式。该文认为,兵团农牧团场群众体育的发展模式为:小城镇体育发展模式、民族体育发展模式、体育旅游发展模式。     

城镇化背景下兵团团场社区治理研究——基于第七师一二三团团场社区的调查

社区是兵团城镇最基本的组成单元,团场社区的有效治理对于兵团实施建城戍边战略和更好地履行国家赋予的战略使命具有重要意义。兵团团场社区分布广、差异大,在治理中存在社区治理主体单一、社会组织匮乏、社区物业服务缺乏市场化运作、社区工作人员思想观念落后、社区社会资本缺乏等问题。该文选取了兵团第七师一二三团4个典型的团场社区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应当通过培育发展社会组织、调动居民的积极性、团场社区物业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转变社区工作人员的思想观念、完善队伍建设、培育社会资本、团场对社区管理的权力走向"有限型"等途径,才能有效改善团场社区治理局面。     

新疆兵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途径研究

该文从新疆兵团的实际情况出发,强调兵团要抓住机遇、开拓进取,不断增强综合实力,把各族职工群众的力量凝聚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上来。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提高屯垦戍边能力;培育扶持市场主体,加快兵团企业的发展;利用两个市场,积极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促进兵团经济的发展;培育区域发展增长点,推进农牧团场城镇化建设;培养兵团精神,实施文化戍边工程。     

新疆兵团师域团场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

该文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师为区域单元,通过建立兵团团场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兵团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的相关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兵团各师域团场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兵团各师域团场综合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对于不同指标,各师域的表现也参差不齐。兵团应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入,调整团场产业结构,加大团场教育投入,实施特色化经营等措施,积极促进各师域团场的经济发展。     

发展兵团文化事业创建屯垦戍边新型团场

兵团精神对于兵团履行屯垦戍边的光荣使命和增强凝聚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建设屯垦戍边新型团场中,加强文化戍边就是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当代屯垦戍边的伟大实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建设兵团文化戍边的出发点和归宿。把兵团建设新型团场与实施文化强场兴场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在实施兵团文化战略中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扭转团场中的等级制度观念,加强团场企业与市场的紧密联系,使兵团文化在屯垦戍边新型团场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兵团农牧团场人口聚集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加快兵团城镇化进程,就必须解决农牧团场的人口聚集问题。该文通过人口普查数据和实地调研发现,兵团农牧团场人口聚集功能得到提高,人口呈现机械性增长,人口聚集依赖行政推动等特点。然而,农牧团场人口聚集面临一系列问题,如辐射能力有限、集聚人口素质不高、缺乏产业支撑、人口迁移成本不断提高和城镇管理准备不足等。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将农牧团场人口聚集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稳步推进"行政主导"式人口聚集,通过"增收"加快人口聚集,实施"青年人口"迁移工程,创建"宜居"城镇,树立"管理团场"向"管理城镇"转换,借助"外力"带动人口聚集。     

社会成本与兵团农垦团场可持续发展

兵团党政军企的组织性质是由屯垦戍边的使命约束决定的。这种组织定位存在着经济利益诉求与提供公共产品承担社会成本的矛盾,使农垦团场的社会成本高昂,农工负担沉重,可持续发展堪忧。建立公共财政和农垦团场组织再造,有助于降低农垦团场的社会成本,实现其可持续发展。其具体措施有：加快推进师市体制,实现农垦团场政府化;加大体制改革力度,实现农垦团场场社分离、政企分开;加强社会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精简机构,裁减冗员;落实中央各种惠农政策,构建农工增收的长效机制;开发特色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水平;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屯垦戍边新型城镇等。     

高校贫困生社会网络资源的分析与拓展

运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通过访谈高校30位贫困生和30位非贫困生，发现高校贫困生的社会网络资源各项指标都低于非贫困生。为拓展高校贫困生的社会网络资源，必须运用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帮助贫困生提高社会网络资源建设和管理的能力，创设贫困生社会网络升级通道。     

贫困与非贫困大学生人际关系差异研究

文章运用问卷法和文献法等研究方法,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探讨贫困大学生与非贫困大学生在人际交往水平及类型上存在差异的原因,并针对贫困大学生提出改善人际关系的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非贫困大学生的人际关系状况优于贫困大学生;(2)在人际交往类型各维度上,贫困大学生在主动性和开放性得分上明显低于非贫困大学生,呈显著性差异,而在规范性得分上高于非贫困大学生,呈显著差异;(3)给予贫困大学生更多的社会支持是提高其自信心、改善人际关系的重要条件。     

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及社会支持状况的研究

探讨和研究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状况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为有效地进行心理危机干预提供参考依据。我们以河海大学495名贫困大学生为实验组，476名非贫困大学生为对照组，采用90项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进行团体施测，结果发现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和社会支持状况均低于非贫困大学生，尤其是在人际敏感、抑郁和精神病性三方面差异达到非常显著的水平；在贫困大学生中，女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男生，文科学生低于理工科学生，来自城市的贫困大学生低于来自乡村的贫困大学生；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社会支持状况存在显著相关。提高个体感受到的主观支持及其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将有利于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     

论家庭农场发展的条件——基于松江地区的考察

新中国的家庭农场出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职工家庭农场,但一直到2008年以后才获得较快发展,其中影响较大的当属上海松江模式。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后,上海市委开始推广"松江模式",这标志着松江模式逐步成熟。松江地区的实践表明,家庭农场发展应具有几个基本条件:一是农业人口减少且土地流转顺畅;二是政府有效的财政扶持与政策引导;三是良好的社会化服务与外部环境。     

论民族精神发展的影响因素与基本规律

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一样，民族精神的发展演变也遵循一定的规律：一方面，民族精神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及现实条件的影响和作用，与外部条件的联系使之在发展演变中遵循着外部制约规律；另一方面，民族精神在本质上属于人类精神和社会意识范畴，它在发展过程中又具有自身特殊的规律。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规律为基础来考察，我们认为，民族精神发展的外部制约规律集中体现在它受到民族所处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及其程度和水平的制约，而民族精神自身发展演变的规律则主要表现为其在盛衰之间更替、在适应中实现超越、不断传承和取舍以及在既定条件下发生临界性易变的规律。     

考察台湾休闲农场,发展广州农业旅游

台湾休闲在场是农业生产和休闲旅游发展最佳结合体,是利用农产品生产每一过程进行包装推销、提供旅游观赏、参与、体验、品尝与购物等旅游活动,其发展动力来自较高水平的城镇化。广州发展农业旅游的条件基础不逊色于台湾,但现实上是落后了。为此,广州要以农业土特产旅游为突破口,进行科学化规划、基地化建设、规模化经营,以公司＋农户的经营管理模式,重点建设３个多品种、规模性、多功能、示范性衣业土特产旅游农场,从而带动和促进广州农业旅游全面发展。     

论需要在实践中的作用

需要在实践中具有多方面的作用,其中最基本的是以下三种作用:需要是实践开始的驱动力,是推动人积极地实践的内在动机,是通向实践目标的决定环节。实际上这些基本作用是内在地交织和渗透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综合发挥作用的。而且任何需要在实践中的作用都具有社会历史性,都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而社会历史条件本身则是由以往的社会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社会实践活动不断地满足人的需要,又不断地产生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又推动着社会实践活动的进步,如此地循环往复,人的需要在实践中的作用就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     

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现状与对策

家庭农场是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要模式。随着农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家庭农场的发展优势逐渐显现出来,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缺点。21世纪初以来,浙江宁波、上海松江、安徽郎溪等地区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在提高土地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及资本生产率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加快家庭农场的发展步伐,需要采取建立市场化的土地流转制度、培养合格的农场主、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等措施。     

家庭农场治理的法人化进路与现实选择

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市场主体并未上升至法律概念。其法人化治理模式是当下农地产权明晰、土地流转频率加快背景下发展集约化、现代化家庭农场的适宜选择。家庭农场资产构成种类较为单一,以家庭承包土地或通过入股、转包等方式受让的流转土地为主;农户家庭成员和家庭农场成员是2个独立的概念,家庭成员成为家庭农场成员除了应当具备当地规定的户籍等特定条件外,还应遵循自愿原则;家庭农场以家庭经营为主,但不排斥外来投资。在构筑法人化治理模式时,尤其是在表决权上,宜将家庭农场中家庭成员与非家庭成员的股东权利区别对待;在机构设置上,非家庭成员股东不宜以董事身份参与农场日常经营,但可作为家庭农场监事或由董事会聘为高级管理人员。     

现代家庭农场的准确认识、实施困境及对策

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微观经营组织的重要形式,实现了土地家庭经营方式与商品化生产的有机结合。适度规模性土地、农场经营者、市场参与能力是家庭农场的基本构成要件。然而,实践中土地流转意愿偏低且稳定性差、经营者资本积累水平低、市场参与能力弱等却成为家庭农场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只有通过创新土地流转机制、开展能力建设、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创建良性土地产权制度环境度才能更好的推动家庭农场平稳化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