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国家目标与社会保障法制化

社会保障是与市场经济伴生的一项制度 ,它是市场经济国家为解决“市场失灵”、达成均富社会所采取的途径和做法。社会保障制度旨在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进步 ,这一点与法治国家社会正义的目标是一致的。而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和实施 ,必须借助于法治国家之下的法律制度化。惟有社会保障法制化 ,才能使社会保障制度有效地运行。     

人民政协主体性的法治探究

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彰显了主体性的现实需求。人民政协主体性的法治探究,旨在从"你是谁"的外在勾勒过渡到"我是谁"的内在构建。功能论和作用论的渲染,迷失了人民政协主体性的探索;国家权力、社会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解析,澄清了人民政协主体性的法治描述;政治协商制度的法制化,保障了人民政协主体性的实现。     

市民社会的法治意义

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社会生活领域。独立的市民社会是法治形成的必要社会条件。西方中世纪后期市民社会运动为近代法治确立奠定了基础。市场经济作为市民社会的经济形式促进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发展,并孕育社会普遍的法治理念。市民社会权利以各种形式制约国家权力。     

试论监管型政府的法治构造

基于矫正市场失灵等问题,监管制度应运而生,其价值优势是在与诉讼、国有化等方案的比较中得以体现的,这也是监管型国家(政府)崛起的重要原因。建立在法治、市场经济、民主宪政、市民社会等制度与社会因子前提下的监管型政府,越发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主要选择模式,法治则是监管制度的内在元素与基本要求。中国监管型政府的路径选择在方向上是逆向而为的,明显不同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行政法限权式的公法治理与经济法的积极授权式干预成为依靠法治构建监管型政府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     

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的法治道路

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和社会演进型法治道路各有其合理性和局限。独立的市民社会是国家权力的制约力量,因而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条件。根据马克思主义法学关于国家和社会在法律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理论,我国法治化道路应当是国家和社会双向互动的发展模式。国家应当通过法律制度的变革积极促进市民社会的发育、成长。     

权利与权力平衡配置的社会基础－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法治意义解构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蕴涵了丰富的法治思想。法治的核心思想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配置问题 ,而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和它的市场经济的活动形式是权力和权利平衡配置的物质基础     

论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

现代性的法律制度打破了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秩序,但由于缺乏法理念的精神支撑,现代法治秩序并未能有效形成,中国社会明显具有后乡土社会的特质。法治视域的后乡土中国不同于乡村中国,它强调的是传统社会对现代国家的认同。今天依赖现代国家的权威推进的法治现代化仍在继续,通过法治启蒙消除传统观念形成的障碍显然十分必要。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不是观念上的普法教育抑或法治宣传,而是要通过对多元利益的调整来充分的保护权利,通过宪政制度的建设来有效的限制政府权力,以强大的利益召唤力来唤起全社会对法治的认同。     

政府法治:全民守法意识形成的关键

一、法治最核心内容是对权力的制度规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实现法治,离不开国家法治、政府法治与社会法治的共同推进与一体建设。其中社会法治的建设,就成为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内容,而社会法治的重心与重点之一,就是要培育全民法治观念。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     

西方法治的政治基础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西方法治主义源远流长,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方法治主义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西方漫长历史发展的产物,是西方特定的政治背景的产物。中国之所以没有形成法治主义,主要是因为中国历史上不具备西方法治的政治基础。所以,要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改革政治体制,监督国家权力,建构国家与公民社会二元格局,培养与国家权力相博弈的力量。     

关于法治的内涵、目标和实现途径

通过语义分析认为，法治有三层内涵：一是依照法律来运用国家权力，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二是建立权力对权力的制约机制；三是建立民主监督机制，确保人民的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法治的目标是建立对权力的制约机制。法治的实现途径应当是一种有机式的演化，应当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出发，从微观试验开始，实行上下结合的方式，使法治建设稳步、有序、健康地向前推进。     

从市民社会视角解读中国法治建设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市民社会逐步兴起,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逐渐分离。这种分离为中国走向法治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公权力制约与私权利保护、法治精神的孕育、良法的产生及市民守法精神的培育自此有了深厚的社会土壤。     

以法治实践培育公共理性————兼论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现实意义

公共理性是一种公共化的思维方式和合作共治的公民能力,对于转型期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公共理性是理性的公共化,是一种使“理性”步入“合理性”的观念,其基本要素包含主体的平等性和目标的公共性。对于法治的建设与发展,公共理性是其必然内涵和重要基础,因为公共理性可以测量法治社会的水平,公共理性与法治社会密不可分。公共理性的形成在实践上说就是一个公权与私权不断沟通的过程,而司法透明指数、电子政府发展指数和余杭法治指数等一系列法治实践在公权与私权层面对公共理性的培育都具有现实作用。因而,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提出初衷和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着眼于转型的中国社会,经由法治实践培育出普遍的公共理性,整合力量以共建法治社会。     

社会治理创新视角下的市场经济法治进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在强调以法治保障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需考虑经济与社会如何实现协调共进的问题。市场经济法治原本就应与社会治理创新相生相伴,不应忽视社会治理创新需求而单纯追求经济成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专注于追求GDP增长,严重忽视了社会治理创新,衍生了大量社会问题,进而阻滞了经济发展。当下最为关键的是,结合社会治理创新在公平、效率、秩序等价值理念方面的新要求,审视中国市场经济法治与社会治理创新需求之间存在的差距,结合中国对市场经济法治的顶层设计,确立扩展公民自由、保障公民权利、提升公众参与能力、规范和约束公权力的市场经济法治进路。     

论社会关系嬗变与民政工作转型

当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纵向穿越全球化横向发展空间时 ,因全新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必然引发中国社会基层公共管理权力的社会化 ,引起一般社会关系及权力结构的重组 ,引发中国传统民政工作管理模式与运行方式转型。这一客观的历史进程正促使国家力量对转型社会做出新的制度安排。这一必然的、已经发生的现象、趋势与进程 ,或许将最终形成自下而上的、国家与各平等社会主体之间依法自治的责、权、利有机统一的社会管理模式和社会良性运行体制与机制     

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公私法关系建构

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对法律工具性的认识,形成了公法一元化的法律观,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初步奠定了公私法二元化格局。但社会转型仍然带着旧有体制的印记,现阶段我国公私法关系突出表现为活跃的市场因素所引发的私权保护诉求与计划体制下的政府管制思维之间的冲突。为了更好地建立公私法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文章建议通过确立法的回应型模式,即借助于司法部门的能动主义,来增强刚性的法律规范对社会生活的回应能力。     

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人治主义传统的现代转型

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经济结构是社会最重要和最根本的组成部分,它是社会意识产生的根源。自然经济是人治主义思想产生的经济根源,法治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治国理念从人治到法治的彻底转变。     

法治的根本:私法自治

法治的明显特征是权利本位,权利是法治社会的基本细胞。权利本位的集中表现是私法自治。公法发达、私法 滞后的社会不是真正的法治社会。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视野下的经济法

经济法领域中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如何干预经济、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如果放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背景下来理解,更有助于把握其本质.通过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要保障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必须借助于国家的适当干预.国家在干预经济、干预市场时必须依法进行,在公权与私权之间达成适度的平衡,实现市民社会的和谐发展.     

通过市民社会走向民主法治社会

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基本走向应是建设民主与法治相统一的民主法治社会。建设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一个关键条件是独立于政府的社会民间组织的成长,以形成对政府和公权力有效制约和制衡的力量。市民社会就具有这样的特征和社会功能,并且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为构建市民社会提供了契机和条件。在缺乏民主法治传统的中国,可以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构建市民社会,为建设民主法治社会奠定基础。     

蕴涵价值取向的民法原则探论

民法原则指可以作为民法规则基础、本源、出发点的具有综合性、抽象性的民法原理和准则,是民法本位价值取向的外化,是民法的重要构成要素。近代西方民法原则为绝对个人本位性的"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过错责任"。后经发展演变,增加了个人本位兼顾社会性的"诚实信用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等。苏联及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民法多采社会本位性的原则。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基本原则,其中大多属个人本位性的原则,亦有兼顾社会和国家的倾向。西方现代民法兼顾社会性原则的兴起是由于垄断等的出现。市民社会和市场经济要求民法原则以私主体权利为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