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策略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仍然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在新时期新形势下,为了有效地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我们需要做出新的策略选择:建立有效的市场经济扶贫开放模式,培育与开发信息市场,开发人力资源,不断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推行产业化扶贫模式,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发展特色农业。加强农村扶贫工作中社会资本建设,培养民间组织扶贫开发的能力,建立完善扶贫开发的社会动员机制。     

新世纪四川民族地区反贫困的绩效评价

新世纪以来四川民族地区扶贫开发工作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为指导,通过实施整村推进、劳务扶贫、产业扶贫、安居扶贫、易地开发扶贫、小额信贷扶贫、以工代赈等扶贫政策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效: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贫困发生率降低;贫困人口的人均纯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逐渐提高;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规模扩大;农民医疗条件及健康状况逐步改善。     

中国欠发达地区贫困现状及扶贫对策分析

该文分析了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贫困现状,探索了其贫困的原因,提出了促进欠发达地区区域整体发展,加快扶贫开发步伐;构建开发式扶贫为主,救济和农村社保相结合的多层次扶贫体系;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新投入机制,调整投入方向;物质扶贫与精神扶贫相结合等４方面的对策来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西部农村的贫困现状及其解决对策

西部农村的贫困问题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急需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为此,从西部农村的贫困现状出发,实施基本需求开发战略,通过采取政府投入、加大扶贫开发的力度、针对不同地区贫困状况、实施分类扶贫方针、提高贫困者的素质、将扶贫开发寓于生态建设和环境建设之中等,这将对西部农村的小康建设和西部地区的和谐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对组建延边农村合作组织的几点思考

组建延边地区农村合作组织,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在党委和政府的统一指导下,要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农村合作组织的认识,组建并规范延边地区农村合作组织,试点先行,逐步推广。     

福建省农村扶贫开发历程及前瞻

福建省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经历了广义扶贫阶段、制度变革扶贫阶段、开发式扶贫阶段、扶贫到户模式阶段,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和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扶贫战略应进行相应调整。在回顾和总结福建省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历程的基础上,指出农民素质偏低是导致农村贫困的核心因素,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是制约农民素质提升、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提出今后的扶贫模式应逐步由从物质投入为主向人力资本投入为重点与核心的方向过渡,通过教育投资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通过培训投资使农民依靠农业现代化增收致富、提高非农产业就业的能力,通过健康投资减少因病致贫现象的发生,通过迁移投资完善交通设施、改进就业信息渠道,降级劳动力流动成本。     

论我国农村扶贫开发机制的创建

目前,我国的农村扶贫开发存在的返贫现象较为严重并呈现出多样化特征,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不足,政府扶贫资金在使用管理上存在缺陷,扶贫开发主体多元化不够等问题.笔者分析了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研究返贫现象发生的规律,建立遏制返贫的保障机制;提高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自我积累能力,形成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创新扶贫资金的使用管理和监督机制,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在坚持政府主导扶贫开发的前提下,创新社会力量动员和农户参与机制等对策.     

甘肃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绩效分析

［摘要］随着扶贫工作的开展,甘肃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取得巨大成就,但扶贫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对甘肃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绩效进行分析,有利于明确扶贫方向,完善扶贫政策。本文通过对甘肃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的总体效益、经济效益、结构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分析,指出扶贫工作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扶贫开发的对策建议。     

甘肃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的实践与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扶贫工作依然任重道远。在甘肃民族地区已有的扶贫开发模式基础上,针对现存问题和困难,甘肃民族地区今后扶贫应当加大智力与科技扶贫力度、加大开放式扶贫力度、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加强扶贫资金的管理、充分利用好国家现有扶贫政策。     

苏北地区农村贫困新特征与扶贫开发政策建议

自2008年以来,江苏省组织实施了脱贫攻坚工程,到2013年在全国率先消除了绝对贫困。虽然苏北地区的绝对贫困现象已经大大缓解,但相对贫困现象却日益突出;针对苏北地区贫困的新特点,江苏省的扶贫开发政策也发生一些变化,扶贫瞄准对象的多维化,开发式与救助式扶贫并举的双轮驱动机制已经形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苏北地区农村扶贫开发的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减贫机制研究——基于社员农户脱贫能力的视角

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助推农业产业扶贫是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体现。本文基于合作社社员农户是否具有脱贫能力为视角，分析了自主发展模式与委托发展模式下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的减贫机制。研究发现：自主发展模式下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主要通过产业发展、金融支持与风险防控等三大利益联结机制来实现对社员贫困农户的“造血式”扶贫。委托发展模式下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主要以优化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和利益联结机制为前提，借助政府专项扶贫资金及贫困农户信贷资金的股权量化，发挥债权和股权等资产收益扶贫作用机制，增加对无脱贫能力的贫困社员农户财产性收益来达到减贫增收的目的。为此，进一步加强合作社为载体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产品创新和强化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提高合作社融资增信能力和构建农村征信体系成为下一步改革方向。     

基于产业示范站的科技扶贫模式及其减贫效应

探索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贫困人口减贫相结合的科技扶贫模式,是我国目前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重点。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产业示范站科技扶贫模式为例,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其减贫机制,并运用陕西省3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748份微观农户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科技扶贫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1)产业示范站科技扶贫模式具有显著减贫效应,即农户通过参与农业科技培训、主导产业示范、农业信息服务和产业组织化带动4种扶贫方式,不仅能提高其家庭农业收入,也能降低家庭贫困发生的概率;(2)不同科技扶贫方式的减贫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农业科技培训的减贫效应较为突出,而农业信息服务的减贫效应有待进一步提升;(3)建档立卡贫困户科技扶贫参与度低于非贫困户。因此,地方政府应加大财政支持与组织保障的力度,引导高校优势科技资源与贫困地区特色产业精准对接,借鉴“西农模式”为深入推进区域精准扶贫战略提供科技支撑。     

精准扶贫主体的行动逻辑

扶贫资源在从上到下的传递过程中极易出现“瞄不准”和“瞄不久”现象:村民在扶贫实践中处于被动接受地位,导致扶贫资源在传递过程中层层偏离;县乡政府追求自身政绩和经济效益最大化,依托资源优势影响扶贫信息及资源传递;村干部为完善乡村治理利用亲缘关系影响贫困户识别结果。因此,探索长效脱贫机制激发贫困者的内生发展能力;优化贫困者在资源分配过程中位置;转变基层政府在扶贫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真正成为扶贫实践工作中的协作者;健全多元扶贫监督机制及扶贫绩效评价体系成为了新时期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改革开放40年扶贫开发历程与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工作成效显著,减贫成果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在40年的扶贫历程中,中国扶贫经历了救济式扶贫开发、大规模扶贫开发、八七扶贫开发、以贫困村为重点对象的扶贫开发、精准扶贫开发五个发展阶段,其中精准扶贫开发阶段成效最为显著。精准扶贫以我国现阶段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特征为依据,并结合我国当前实情,有效地解决了我国脱贫效率降低问题,精准扶贫充分体现了长短期、国家救助和自我发展、普遍需求和个性需求的结合,最终目的是帮助贫困人口实现长期稳定脱贫和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进而确保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     

产业扶贫项目的运作机制与地方政府的角色

以发展贫困地区特色产业为手段的扶贫方式也被称为产业扶贫,是开发式扶贫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是通过发展地方产业,提升贫困群体自身发展能力,促进贫困地区人口脱贫致富。但是,产业扶贫项目在基层运作的过程中,是否真正能带动贫困群体脱贫致富？使用定性研究方法,对武陵山区4个贫困县展开调查。通过对产业扶贫项目在地方社会的3种运作模式(干部承揽的产业扶贫、依靠“大户”或“公司”的扶贫项目、依靠农户参与和合作推行的扶贫项目)的考察,认为地区产业发展和经济提升未必一定会带动贫困者能力提升并脱离贫困的生活困境;而中央设计扶贫政策的目的与地方政府的施政能力和施政动力之间、产业发展理念与扶贫理念之间存在着的张力导致了产业扶贫项目这一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被扭曲,因而并未真正达到期望的效果。     

精准扶贫长效机制的法治路径研究

中国精准扶贫事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长效不足的问题。扶贫权力的"双刃性"、扶贫活动的"正外部性"和贫困主体的"弱势属性"是精准扶贫长效不足的重要原因。作为一种现代化、规范化的贫困治理机制，依法治贫有助于扬弃扶贫权力的"双刃性"，缓解扶贫活动的"正外部效应"，改善贫困主体的弱势属性，因而能有效保障精准扶贫的长效发展。但同时，当前依法治贫也面临着精准扶贫的法律供给不足、扶贫权力运行的实施体制滞后、社会参与扶贫的激励机制低效、贫困主体的民生权利虚置等问题。因此，研究建议：完善精准扶贫的法律规范体系、优化扶贫权力运行的法治实施体系、健全多元主体参与的法律激励机制、构建贫困主体的民生权利体系，使扶贫活动在法治框架内规范运行。     

政策视角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研究

我国已于2020年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和目标,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已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但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依然艰巨。脱贫攻坚战略解决的是绝对贫困,乡村振兴战略需要解决相对贫困,二者衔接相互构建才能更好地解决我国贫困问题。同时,两大战略在目标、主体、内容和措施方面兼具相似性和差异性,故二者衔接具有可能性和必然性。而政策衔接的目标要求可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巩固脱贫成效;由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的过渡;实现农村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政策衔接的重点主要在于产业、生态、文化、保障和生活等多个方面,从脱贫攻坚的具体政策过渡到乡村振兴总要求。     

精准扶贫的实践 ——基于布尔迪厄实践逻辑理论

我国的扶贫开发长期存在着贫困人口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等问题,这种“漫灌输血”式粗放扶贫导致贫困人口脱贫缺乏持久性。通过对布尔迪厄实践理论中资本、习性、场域三个核心概念的解读,基于资本、习性和场域之间的双向互构关系,安徽省无为县指导开展了帮助村民脱贫致富的精准扶贫实践,即精准扶贫实践=(贫困户资本×贫困户习性)+相关场域,为精准扶贫实践开启了新的研究视角。     

压力型体制、生计模式与产业扶贫中的目标失灵——以黔西南L村为例

立足于西南民族农村的产业扶贫实践,从基层政府压力型体制下的行为逻辑和少数民族文化特质下型塑的生计模式角度,探讨了产业扶贫政策的运作逻辑及困境成因.指出基层政府面临着精准扶贫考核上的短期性要求与产业扶贫长期性之间的矛盾张力,出现了对政策的变通式执行,优先考虑能否达到贫困户精准脱贫的数据指标,贫困户能否真正脱贫成为次要考量.西南民族农村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嵌入于当地社会文化系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他们追求的是农业生产能服务于家庭生活和社会文化需求,而市场化导向的产业扶贫政策难以与少数民族农户地方性的生计方式相适应,使得产业扶贫政策遭遇到民族农村传统生计模式的排斥.     

深度贫困地区农业产业扶贫效应研究 — —以凉山州为例

近年来产业扶贫具有的造血功能以及对减贫的可持续性,在精准扶贫中受到极大关注。但贫困人口主要分布于农村的 特点和各区际异质性,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减贫效果都不同。基于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阐释了 深度贫困地区发展农业产业更能助推农户减贫的机理,并以凉山州为例对三次产业的减贫效应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凉 山地区发展农业产业能够提高农户的主体性和参与性,对缓解贫困的作用比其他部门更加显著,并提出如何高质量发展农业 产业从而促进农户减贫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