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社利益联结与农户信贷满足度

有效联结小农户与现代农村金融市场,对于农村金融服务乡村振兴、促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2015),通过“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了农社利益联结对农户正规信贷满足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相比普通社员农户,具有农社利益联结的农户更容易获得正规金融信贷,且在相同利益联结条件下精英社员相比普通社员的信贷满足度更高。从作用机制来看,农社利益联结程度越深,越能提升农户收入水平,且能使农户更加及时地归还贷款,从而提高农户信贷满足度。因此,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协同背景下,需要强化农民合作社内部的利益联结,防范空壳合作社的虚假联结,推动农业产业链和供应链金融信贷,依托农社利益共同体降低农贷的“精英俘获”,加快农村金融普惠促推乡村产业振兴。     

我国农业供应链金融减贫的研究评述及展望

采用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农业供应链金融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总结。目前,我国农业供应链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模式演进与创新、风险识别与防范和运行机制与效果评价三个方面。农业供应链金融的应用与实践,在农业供应链各利益主体之间建立起了有效的信贷联结机制,协调了各参与方的利益冲突,为精准扶贫提供了新的思路。未来农业供应链金融的研究应该注重政府作为参与方之一的角色、发挥减贫作用的模式和机制以及农户参与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减贫效果,并且要关注金融科技对农业供应链金融的影响。     

绿色减贫：贫困治理的路径与模式

绿色减贫是贫困治理的重要途径,其减贫的机制在于通过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实现贫困地区脱贫。从产业融合和利益联结机制两个视角去考察了绿色产业的模式。农业产业内部融合的模式有循环农业、林下经济、庭院经济等模式,农业产业链延伸形成的主要是电商扶贫模式,三产融合形成旅游扶贫和观光农业模式,新技术催生了光伏扶贫和大数据产业扶贫。利益联结视角下,绿色减贫模式主要有企业主导、大户主导、集体经济主导、政策主导和资产收益扶贫五种模式。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绿色减贫的经验,并提出了若干建议。     

普惠金融发展新路径:赋权与使能双驱动

在文献梳理基础上,统计分析23个省级行政区域2982份有效问卷调查数据发现：普惠金融赋权与提高金融包容性一体两面,并与其他扶贫措施一起让贫困者产生了强烈的内生脱贫动力;同等赋权条件下出现了减贫效应的个体差异,说明减贫障碍不再是金融权利排斥而是金融能力低下,尤其是将信贷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能力低下,其直接原因是“缺乏投资计划”,根本原因则是“可行能力贫困”。在脱贫攻坚决胜、权利贫困已明显改善的情况下,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应当从赋权转向使能,实行赋权与使能双轮驱动方略。     

农民合作社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结合世界银行与国家扶贫办合作开展的第六期扶贫项目实践,对项目中形成的农民合作社扶贫结构和逻辑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重点研究了农民合作社实现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政府—市场—社区—合作社”四位一体的扶贫模式,可以促进政府、市场、社区扶贫资源与合作社对接,吸纳和再造贫困农户自有资源;通过发挥合作社这一重要载体的作用,增强贫困农户的自主发展意识和话语权,形成一种贫困农户资产收益长效机制,转变产业链中贫困农户的角色与分工,提高贫困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扶贫精准对接,推动长效扶贫机制的形成。     

农民合作社社员身份的增收和减贫效应

基于2020年6-9月对全国典型地区农民合作社及其社员和非社员的集中调查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评估社员身份对农户增收和减贫效应的影响,其中增收效应区别为增收水平效应和垂直效应,并分组评估社员身份的减贫效应。研究表明:社员身份对农户增收水平效应和垂直效应均有显著增进作用,但增收和减贫效应存在显著组间差异。水平维度上,社员身份对低收入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大,兼具增收和减贫效应;垂直维度上,社员身份对中高收入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大,对低收入农户的影响较微弱,仅有增收效应,减贫效应不明显。基于此,提出鼓励农民合作社发展和延长产业链,健全低收入农户嵌入合作社的利益联结机制,多措并举激发低收入农户内生发展动力和鼓励合作社积极参与产业减贫等建议。     

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基础与理论诠释

2020年11月,中国取得了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的奇迹。巨大减贫成效在于构建了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体系,即党领导下摆脱贫困的坚强政治意愿与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大扶贫战略体制下系统优化的贫困治理格局、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助推农业经营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同时,形成了持续有效的要素投入,完善的制度设计与实施,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瞄准机制,退出机制和志智双扶机制的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此外,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贫困治理理论和传统贫困治理理论。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具有不忘初心、始终致力贫困治理,持续良性改革、带动经济发展、推动贫困治理,政府开发式扶贫、“外部输血”和“内部造血”相结合,集中力量办大事、降低协商成本和多方主体积极主动参与贫困治理的优势。新时期,总结中国特色贫困治理成效对相对贫困缓解以及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探讨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减贫效果的影响机制,对于管控产业扶贫项目实施风险、提高产业扶贫绩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利用陕西省秦巴山区776户农户调研数据,借助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在反事实假设的基础上估计了农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对贫困脆弱性的平均处理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农户产业扶贫项目参与能有效缓解贫困脆弱性,相较于未参与农户,参与农户贫困脆弱性显著降低26.22％。进一步研究表明,市场不确定性显著抑制农户产业扶贫参与,且加深了农户贫困脆弱性。基于此,从合理选择产业扶贫项目、搭建有效利益联结机制、优化农业保险体系等方面得出针对性的政策启示。     

后脱贫攻坚时代语言扶贫实施模式与路径研究

语言扶贫是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扶贫减贫的一项长效机制.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收官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我国的贫困治理进入了相对贫困治理的新阶段.后脱贫攻坚时代的语言扶贫亟需构建相应的实施模式与路径,提升贫困群体的造血功能,增强其发展的内生动力,以全方位预防和化解返贫风险,从而实现永久脱贫.结合对语言扶贫的理论逻辑和后脱贫攻坚时代我国贫困治理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的分析,基于"混合学习"模式的语言扶贫实施模式与路径,能够促进新阶段语言扶贫工作的开展.     

金融联结信誉传递机制对农户信贷配给效应

信誉机制是缓解农村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制度补充。从信誉机制中的信誉传递环节出发,建立信号传递博弈模型,探究金融联结中信誉传递的制度优势。基于金融联结信贷模式的信息传递均衡分析,提出研究假设：金融联结的信誉传递机制可以改善农户信贷可得性和信贷数额;金融联结的信誉传递机制可能存在中介效应。利用陕西省725户农户实际数据进行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析“农户＋农民合作社＋银行”的金融联结模式,并运用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法和Bootstrap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证明通过农民合作社向正规金融机构传递农户信誉信息,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用评级反馈,金融联结的信誉传递机制能使农户信誉起到抵押品替代作用,对改善农户信贷配给起到积极作用。     

农村信贷与农业保险互动的收益分配机制——基于合作博弈Shapley值的分析

农村信贷与农业保险互动是金融支农的优化模式，在此模式下，农户、信贷机构和保险公司的合作博弈不仅能提高整体收益，并且根据Shapley值分配原则，农户、信贷机构与保险公司各自的收益也能得到提高。但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农户因缺乏谈判力而面临利益被瓜分的风险，进而可能会退出参与或抵制合作；为了促进合作联盟的形成与稳固，一个可行的解决思路是政府制定贷款利率优惠政策，实施保费补贴，引导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以保证农户的收益；同时，保险公司与信贷机构通过委托代理形成合作关系，并使用Shapley值分配原则来确定代理费率并签订合约。     

土地股份合作社内部能形成利益联结机制吗？

土地股份合作社在促进资本与农地结合,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上具有独特优势。通过对普通社员与核心社员在土地股份合作社不同发展阶段的可选策略的讨论,分析合作社不同发展阶段利益联结机制的特征,并对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克山县仁发合作社的利益联结机制进行案例研究后提出:土地股份合作社坚持“退社自由”原则有利于保护普通社员的基本权益,但不利于在合作社内部形成“风险共担”机制,要在保证普通社员基本权益的同时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联结机制,应该充分利用计提公积金这一手段,不允许社员退社时退回公积金或许是有利于土地股份合作社内部形成“风险共担”机制的一个可尝试的方法。     

有机农业合作社利益分配机制：基于戴庄有机农业合作社的个案分析

文章通过对戴庄有机合作社的调查,从博弈论视角探讨了戴庄合作社利益分配机制的演变。研究发现,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合作社选择社员收入与产量挂钩的利益分配方式会导致道德风险问题,而农户收益不与产量挂钩的利益分配机制会产生农户＂搭便车＂行为,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文章认为通过合理设计农户在合作社和村庄之间的关联博弈机制,可以有效解决有机农业合作社的治理困境。     

农民合作社扶贫机制的构建

农民合作社具有与生俱来的益贫性,发展合作社是贫困地区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我国农民合作社正处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健全规范阶段,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异化问题,特别是对贫困农户相关权益排斥性问题突出。构建农民合作社扶贫机制,需要在有效克服农民合作社组织机制、扶贫机制和产业扶贫机制固有缺陷的基础上,从农民合作社治理机制、贫困农户互助机制、合作社间合作机制、政策构建等方面进行创新。     

精准扶贫与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

从历史的长时段视角来看,“精准扶贫”是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因应新时期减贫形势变动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代呼唤”所做出的战略调整,也是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提升的过程。其突出特点在于以“减贫大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政府、市场、社会三种机制、三种资源,将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发挥与全面深化改革相结合,系统性地改善贫困地区、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能。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经历着密集的调整,在信息汲取能力、政治保障和制度保障能力、综合回应能力、资源动员能力以及政策执行能力等诸方面都有显著提升。在未来的脱贫攻坚实践和共同富裕征程中,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将不断完善,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     

农业供应链金融减贫效应研究——基于山东省17地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15-2020年山东省17个地市级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机制检验模型，对山东省农业供应链金融减贫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对其机制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具体探究农业供应链金融对各地市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恩格尔系数的影响。结果表明：发展农业供应链金融对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和农村恩格尔系数的降低起显著作用，对不同地市的作用效果存在异质性，收入越高的地区，农业供应链金融在提升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降低恩格尔系数的效果越好，随着收入降低，农业供应链金融作用效果的边际递减。因此，持续推动农业供应链金融发展，发挥各种要素的协同作用，对缓解山东省的贫困具有积极作用。     

权能共享:绿色农产品品牌建设中“搭便车”行为治理

绿色农产品品牌建设是推进我国农业绿色转型的关键环节。品牌建设所需要的规模化生产和标准化管理客观上要求农户采取集体合作的方式共同建设。在自主经营条件下,农户在品牌建设中的“搭便车”行为难以避免,这可能导致品牌声誉的破坏和品牌合作的失败。有效治理“搭便车”行为是成功建设绿色农产品品牌的基础。基于对Y专业合作社“搭便车”行为治理实践的调研,提出了合作社与农户间“权能共享”的合作模式。权能共享模式通过构建事前预防的利益联结机制、事中监督的信息沟通机制、事后奖惩的激励约束机制,有效遏制了绿色农产品品牌建设中的“搭便车”行为。进一步完善权能共享模式,需要规范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强化合作社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健全监督和违约惩戒机制,促进权能共享机制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差异视角下基建投资、产业扶贫与“结对帮扶”减贫效应研究

基于安徽省W县B镇2033户贫困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基建投资、产业扶贫与“结对帮扶”对异质性贫困户的减贫效应.结果表明,基建投资对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的减贫效应更显著,且长期减贫效果优于短期;产业扶贫能够显著促进贫困户摆脱贫困,且政府扶持政策越强的产业往往向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倾斜,使其减贫效果更明显.另外,金融扶贫能够促进产业发展,而且这种减贫效应对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更显著;“村外结对”帮扶对贫困户的减贫效果优于“村内结对”自助,而且对较高脱贫能力贫困户的减贫效果达到10%显著水平,而对于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的影响不显著.由此提出我国在落实精准扶贫措施时,要做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收益分配视角下政府嵌入式合作脱贫——以吕梁市岚县合作脱贫为例

“地方政府+专业合作社+村集体+贫困户”合作脱贫模式是建立在精准扶贫背景下，一种以市场为基础同时嵌入政府主体的新脱贫模式。通过研究发现，该模式具有显著脱贫作用，但现阶段在脱贫成果分配过程中还存在较大的完善空间：（1）地方政府发挥的引导作用明显，但其实际收益远低于理论收益，应建立补偿和奖惩等配套机制来提高地方政府积极性；（2）专业合作社作为风险主要承担者，其实际回报已经高于其理论收益，对不合规的合作社应进行规范和淘汰；（3）村集体在合作脱贫中边际贡献最大，但其实际收益远低于其理论收益，村集体经营管理能力急需提高；（4）贫困户在脱贫中属于弱势群体，虽然多数已达到脱贫的基本标准，但在利益分配过程中仍处于被动地位，贫困户的利益保障机制急需建立，以此来巩固脱贫成果。     

数字金融与农户贫困脆弱性——基于CHFS数据的研究

在后扶贫时代,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对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至关重要。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运用Tobit回归模型和工具变量法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及金融素养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且稳健性检验结果证实了这一结论的可靠性;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助于强化数字金融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降低作用。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低收入、高受教育程度以及西部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降低作用更大。文章的研究结论能对我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数字金融发展提供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