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社利益联结与农户信贷满足度

有效联结小农户与现代农村金融市场,对于农村金融服务乡村振兴、促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2015),通过“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了农社利益联结对农户正规信贷满足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相比普通社员农户,具有农社利益联结的农户更容易获得正规金融信贷,且在相同利益联结条件下精英社员相比普通社员的信贷满足度更高。从作用机制来看,农社利益联结程度越深,越能提升农户收入水平,且能使农户更加及时地归还贷款,从而提高农户信贷满足度。因此,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协同背景下,需要强化农民合作社内部的利益联结,防范空壳合作社的虚假联结,推动农业产业链和供应链金融信贷,依托农社利益共同体降低农贷的“精英俘获”,加快农村金融普惠促推乡村产业振兴。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减贫机制研究——基于社员农户脱贫能力的视角

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助推农业产业扶贫是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体现。本文基于合作社社员农户是否具有脱贫能力为视角，分析了自主发展模式与委托发展模式下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的减贫机制。研究发现：自主发展模式下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主要通过产业发展、金融支持与风险防控等三大利益联结机制来实现对社员贫困农户的“造血式”扶贫。委托发展模式下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主要以优化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和利益联结机制为前提，借助政府专项扶贫资金及贫困农户信贷资金的股权量化，发挥债权和股权等资产收益扶贫作用机制，增加对无脱贫能力的贫困社员农户财产性收益来达到减贫增收的目的。为此，进一步加强合作社为载体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产品创新和强化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提高合作社融资增信能力和构建农村征信体系成为下一步改革方向。     

农民合作社梯次民主现象研究

“民主控制”是国际合作社联盟列出的合作社七原则之一。随着我国合作社不断发展,核心成员控制合作社话语权的治理模式突破了这一原则。依据调研,成员享有的民主权利事项分为入社自愿和退社自由、选举理事长、制定章程以及对生产经营中重大事项的决策四个层面,通过探寻不同层面上普通成员享有的和让渡的民主权利范围,发现在合作社内部,成员享有的和让渡的民主权利范围呈现差异性,概念化为“梯次民主”,梯次攀升,民主程度增加,成员享有的民主权利从“进出权”到“选举权”,再到“决策权”,权利范围逐步扩大,让渡的民主权利范围随之缩小。目前,我国多数合作社仍处于低层次“民主梯次”,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民主成本过高影响效率,资本主导合作社发展给予了出资人充分话语权,成员不“自为”与风险不共担。     

利益联结、选择性激励与 联合社的稳定性研究

利益联结是促进联合社合作稳定的内源动力,联合社为成员合作社提供经济激励和社会化激励,有利于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节约交易成本、提高利润空间,避免了联合社成员社退社等不稳定状况。选择性激励的实施是联合社稳定的保障措施,伴随联合社规模的扩大,当组织成本大于利润时,联合社会选择减少社会化服务的数量或者缩减规模以保障联合社的利益,此时,实施选择性激励,建立退出约束机制,可减少“隐性退社”等不稳定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联合社的稳定性。     

农村“三产”融合紧密型利益联结：主要模式与机制构建

农村“三产”融合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关键路径，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是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关键。当前农村“三产”融合典型利益联结模式主要有以合同为纽带的契约型、以合作社为中介的合作式、以要素融合为特征的股权制三种模式。现有模式不能有效兼顾农村“三产”融合各主体的利益，尤其是小农户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河头镇股份经济合作社联合社的案例表明，股份合作社联合社在平衡农村“三产”融合各主体利益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先进性，是农村“三产”融合紧密型利益联接机制的有效载体。     

农户对农地股份合作社满意认可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浙江余姚市瑶街弄村昌惠土地股份合作社为例

通过对余姚市马渚镇瑶街弄村的入户调查,实证分析了社员农户对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满意度、非社员农户加入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八成以上社员农户对加入土地股份合作社"满意"和"非常满意";非社员农户2/3有加入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意愿;非农产业越发达,非农收入越高,农户加入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意愿就越强.     

1956-1957年合作化高潮后的农民退社风潮

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过去之后,许多农民要求退出合作社,并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形成了农民退社的大风潮。中央和各省采取了一些针对性的措施,争取全部或大部分要求退社的社员不退社,同时也允许仍然坚持退社的社员退社,但在一些地方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和执行。1957年反右运动后,实际上取消了农民的退社自由,并转而运用行政控制和政治思想斗争的方式把退社风潮强行压制下来。由此,中国农业合作化进入完全强制阶段。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成员"搭便车"行为研究 ——基于演化博弈视角

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有损于集体利益的“搭便车”现象,用演化博弈分析方法探讨了成员社在联合社发展不同阶段做出行为选择的理论逻辑,并运用Matlab软件进行数值仿真。研究发现,在联合社初创阶段,建立奖惩机制可以有效解决较高的合作成本带来的成员社“搭便车”问题;在联合社发展阶段,一方面剩余控制权使得普通社比核心社更倾向于“搭便车”,另一方面俱乐部产品的形成增加了成员社对“搭便车”的预期收益,加大奖惩力度可减少“搭便车”行为。由此提出以下建议：联合社与政府加强监督;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实现成员社与联合社的利益联结。     

共享利益制度:一种新的企业制度

本文首先从企业制度的演变论证了共享利益企业制度的形成 ,在此基础上界定了共享利益 ,分析了共享利益制度的形成基础是劳动权益与资本权益的统一 ,其基本原则是共同占有、权力共使、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以及共享利益企业制度的激励和约束功能     

简评国外农民合作社产权安排

国外的农民合作运动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合作公社”,但与一般意义上的合作经济有本质区别。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出现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很好的增进了社员的福利。但是“罗虚代尔原则”也存在着一些不完善的方面,在后来成立的国际合作社联盟中,这一原则得到了改进了发展。而随着农业产业化进程的推进和合作社实践的进行,美国出现了新一代合作社,出现了很多创新,但也对合作制提出了挑战。本文通过介绍国外合作社产权安排的经典原则和成功经验,为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借鉴。一、“罗虚代尔原则”的产权安排1844年10月世界上第一个比较规范的消费合作社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在英国诞生,该社制定的办社原则后来被称为“罗虚代尔原则”,成为国际合作制度的经典。这些原则包括:自愿入社,允许退社;社内一切重大事务必须由社员大会决定,合作社管理人员由社员大会选举产生;社员不论股份多少,每人仅有一票投票权;以社员集股的办法筹集资金,股金可以不得超过市面通行的利率利息,但参与不分红;营业盈余按照社员每年与社的交易额来分配;货物按照市价销售,保持现金交易,货真价实。还附加了只对社员交易,创立时不可分割的社有财产等规定...     

我国人力资源合作社运行机制研究

人力资源合作社是农民以自己的人力资源作为合作对象组织起来的一种人力资源合作新形式。人力资源合作社在运行过程中应该遵循社员人社和退社的自愿与自由、社员民主管理的自助与自主、经营原则的稳健与服务,以及盈余共享与债务承担有限等运行原则,建立了人力资源合作社的注册与创建、组织结构、管理者遴选、经营运作和利益分配和债务承担,以及合作社合并、分立和解散机制,指出了人力资源合作社运营过程中应注意规范决策机制,加强全程社会监督,消除内部人控制等弊端,加强与政府、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广泛合作。     

农民专业合作社增收绩效研究——基于江苏省养鸡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江苏省养鸡行业的调查数据,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增收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与独立养殖相比,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能获得更多的养殖收入;(2)合作社内部功能与原则的差异引起了不同合作社社员之间的增收绩效差异;(3)与独立养殖相比,农户通过合作社的“利润返还”、“饲料上门”、“苗鸡上门”和“防疫上门”等功能与服务实现了较为显著的增收绩效,其中,“利润返还”对提高增收绩效的意义最为重要。由此得到启示:利益联结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成熟的关键,只有真正实现“利润返还”等合作社原则,加强农户与合作社的利益联结,民主管理才有意义,技术服务才有效果,合作社增收绩效才更显著。     

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社员民主性影响因素分析--以陕西省白水县为例

通过对陕西省白水县获得的第一手调查数据统计分析,并建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来研究社员入退社自由度、社员对合作社中各项事务参与度、社员各项权利的民主性和社员满意度对合作社中社员民主性的影响,分析发现:社员各项权利的民主性欠缺是合作社中社员民主程度不高最主要的制约因素。提出了规范合作社组织形式;建立完善的运营、监督机制;建立健全的利益分配机制,改变目前合作社自负盈亏的现状;以及提高社员自身的知识水平和法律意识来加强合作社民主建设,提高社员主体地位的对策。     

农民合作社电商采纳能否“一网就灵”?——兼论“合伙人”制度形成的可能性

基于安徽省296家合作社调查数据,分析了电商采纳对合作社多维绩效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电商采纳显著增进了合作社绩效,与未采纳电商时相比,绩效提高一倍以上;电商采纳显著增进合作社经营绩效、收入绩效和社会绩效,但对治理绩效影响不显著,且对经营绩效增进效应高于收入绩效。电商采纳虽提升了合作社利润和社员收入,但合作社“合伙人”制度还远未形成,供应链价值增值收益更多被合作社获取。机制分析发现,渠道接入、价值增值、收购价提高和示范带动增进合作社经营绩效、收入绩效和社会绩效,但收购量增加并没有对社员增收起到显著作用,社员也没有形成与合作社的要素契约联结。     

成员异质性合作社的制度安排与合作稳定性：以三家奶农合作社为例

20世纪30-50年代,国共两党都试图通过建立农业合作社来消除农民贫困问题。运用比较研究法对国共两党所建立的农业合作社进行比较,发现两者的异同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合作社的进退机制,法律文本上都规定社员享有自愿入社与自由退社的权力,但在实际中并未切实执行;二是在产权安排上,国民政府时期的农业合作社实行私有产权,新中国建立的农业合作社实行公有产权;三是民主管理方面,两党都强调合作社要实行社员的民主管理,但在实际中社员并不具有对合作社的民主管理权;四是在利益体现方面,国民政府时期的农业合作社体现的是地主富农利益,新中国建立的农业合作社则较好地体现了贫农和中农利益。国民党所建立的合作社蜕变成为富人剥削穷人的工具,最终被穷人所抛弃;共产党建立的合作社,尽管存在不少问题,但对于提高贫下中农的政治经济地位、消除贫富分化起了重要作用。     

权能共享:绿色农产品品牌建设中“搭便车”行为治理

绿色农产品品牌建设是推进我国农业绿色转型的关键环节。品牌建设所需要的规模化生产和标准化管理客观上要求农户采取集体合作的方式共同建设。在自主经营条件下,农户在品牌建设中的“搭便车”行为难以避免,这可能导致品牌声誉的破坏和品牌合作的失败。有效治理“搭便车”行为是成功建设绿色农产品品牌的基础。基于对Y专业合作社“搭便车”行为治理实践的调研,提出了合作社与农户间“权能共享”的合作模式。权能共享模式通过构建事前预防的利益联结机制、事中监督的信息沟通机制、事后奖惩的激励约束机制,有效遏制了绿色农产品品牌建设中的“搭便车”行为。进一步完善权能共享模式,需要规范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强化合作社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健全监督和违约惩戒机制,促进权能共享机制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农民土地权益的利益结构与利益机制研究——基于农村社区的发展

农民土地权益保障核心在于农民土地利益的实现与发展,进而需完善农民土地权益的利益结构与利益机制。基于农村社区发展的视角,从农民土地权益的利益代表和利益表达、利益产生和利益分配、利益协调和利益保障、利益发展和利益共享等方面,构建农民土地权益的利益结构。在分析农户禀赋、农地流转风险、土地利益相关者、农村制度环境等农村社区发展要素对农民土地权益影响的基础上,创新农民培育、风险防范、纠纷解决、制度保障,构建农民土地权益的利益机制,使农民的土地权益得到保障,以推进农村社区的发展。     

农地入股合作社的嬗变及其启示

我国农地入股合作社经历了入股初级合作社、入股高级合作社、入股土地股份合作社与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四个主要历史阶段。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的入股客体、利益分配和组织属性等制度差异以及实施绩效进行考察,对当前农地入股合作社的立法实践得出的有益启示是:不能因为农地入股而使农民丧失农地的所有权或用益物权,要提倡农地入股合作社并坚持合作制的主要基本原则。     

专业合作社填补上海农业产业链的“缺环”

280多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在填补以往上海农业“公司 农户”式产业链中“缺少的环节”。据最新统计,上海全市经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达280多家,注册资金1.55亿元,入社社员达到8.5万人。据研究人员顾吾浩说,以往“公司 农户”式的农业产业化路子,存在一个重要的缺环,就是在公司与农户之间缺少一个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使得农民与公司之间缺少“对等的地位”,也缺乏共同的“市场语言”,在公司与农民利益出现分歧时,农民必然成为弱势的一方。上海农民合作社的办社原则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利益共享、风险共…     

我国农村信用社社员资格之变动——基于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对接

农村信用社社员资格须具备职业、区域、主体类型与性质等四个条件。社员资格的得丧以其享有社员资格为前提,但具备社员资格并不意味着社员必然产生社员资格的变动。社员资格具有专属性,普通入社是农村信用社社员资格取得的唯一方式。农村信用社可以章程或者协议形式取消社员退社的权利,但禁止退社的期限不应当超过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