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中主体利益保护的平衡

刑事司法中存在国家、被害人、犯罪人三方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报应性司法认为,犯罪是对国家秩序的破坏,被害人不具有独立的利益,主张在保障犯罪人利益基础上通过对犯罪人责任的追究实现对国家、被害人利益的保护,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对被害人利益保护不足的缺陷。恢复性司法是对报应性司法对被害人利益保护不足的矫正,该制度注重被害人与犯罪人双方利益的保护。我国恢复性司法具体制度中,有些制度存在忽视国家利益、偏重受害人和犯罪人利益保护的情况。刑事司法应该在国家利益、被害人利益和犯罪人利益保护中寻求平衡,不能忽视任何一方利益的存在。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护——以恢复性司法为视角

传统刑事司法制度把对罪犯的刑事制裁视为社会正义的最终实现,同时强调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以期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双重价值,但往往忽略了对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在当前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民同等重要的理念下,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护问题备受关注。恢复性司法作为传统刑事司法的有益补充,对保护被害人的权益有着积极影响,如何通过恢复性司法保护刑事被害人权益也已成为刑事司法的重要命题。     

恢复性司法视野中的刑事被害人

被害人学理论的迅猛发展动摇了传统的犯罪观念,凸显了法律对个人尊严和人权的保护.而我国被害人保护相关法律没有与国际接轨,借鉴恢复性司法的理念能使刑事被害人在整个刑事司法过程中的权利得到有效地保护.     

我国未成年刑事被害人保护机制研究

随着法治的进步,国内外学术界与司法界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保护意识日益增强,但相比之下却忽视了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未成年刑事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对象,身心均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更需要特殊的保护与救助。实践中,未成年刑事被害人保护措施严重缺失,立法保护不足、司法保护不力、配套机制欠缺,使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经常处于危险的边缘,既不利于社会关系的修复,也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因此,为了保障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亟需加强立法和司法保护、完善相关配套措施,以此来构建合理的未成年刑事被害人保护机制。     

论突破传统刑事司法局限的恢复性司法

恢复性司法弥补传统刑事司法的缺漏,从回顾性思路转向前瞻性思路,把注意力从如何惩罚或康复犯罪人转移到如何更好地恢复被害人和社区,是一种超越传统刑事司法的新解纷方式。在恢复性司法中,被害人是恢复性司法程序中的主体,具有独立的、不可取代的主体地位。刑事司法关系也不再是国家与犯罪人之间对抗的直线型联系,而形成国家、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互相依托的三角形关系。恢复性司法是被害人权利保护运动蓬勃发展的产物,给刑事司法改革带来社会和谐的希望。     

人权保障背景下的“未成年被害人”制度的完善

在现代社会的司法过程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司法权益的保障正在得到加强和完善。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保护的观念,不论在学术界还是实务界都取得了充分的关注。但是,未成年被害人的司法保障权则明显不足。因此,针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特点,对其权益需要优先和全面的保护。以此为原则,完善"未成年被害人"制度,建立未成年被害人法律援助以及未成年被害人法律救助等制度日显必要,以彰显人权保障的"双向保护原则"。     

论恢复性司法中被害人与犯罪人的关系

作为犯罪行为的直接承受者,被害人是刑事法律关系中的重要一方,他们的权益保障程度是衡量一国刑事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尺。我们应该着力探讨恢复性司法中的被害人与犯罪人的关系,以被害人为中心,从关系的角度深入发掘被害人权利保护与恢复性司法的互动关系以避免受害人恶逆变。     

刑事司法中未成年被害人之保护

未成年人成为刑事被害人现象的突出,使得未成年被害人保护变得迫切。未成年人本身的特殊生理特征和其在案件证据方面的唯一性、亲历性,是对其保护的必要性所在。尽管在刑事被害人保护方面已经有一般性原则,针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特殊性,还应有一系列独有原则,体现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专门保护。为了落实未成年被害人保护的有关原则,需要在整个刑事司法过程中针对未成年人的情况设置必要的未成年被害人综合救治制度、辅助人制度和特殊的未成年被害人陈述收集、质证程序。     

论性犯罪被害人免受二次被害的权利

二次受害是指犯罪被害人在参与刑事诉讼的过程中,由于诉讼程序设置的不合理以及司法工作人员的不当司法行为而给被害人心理所造成的进一步伤害。性犯罪被害人的二次受害不仅使被害人出现严重的被害人化倾向,同时基于此类案件的特殊性,导致国家实现打击犯罪的诉讼目的受阻,因此,应防止不当司法行为的产生,并改变不当诉讼程序以实现对性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恢复性司法引入问题研究

国内对恢复性司法制度及其理念,尚存有各种不同观点。同时,我国学者目前对该项制度的理解本身存在着认为恢复性司法是个人权利对国家公权的挑战、恢复性司法的目的仅在于将社会秩序恢复到犯罪行为发生以前的状态、强调恢复性司法就意味着排斥刑事司法裁判权等误区。出于对刑事被害人利益保护、对犯罪人有利改造以及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之考虑,我国迫切需要引入恢复性司法制度,以解决传统刑事司法的弊端与无奈。恢复性司法以犯罪人和被害人为中心,以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为目的,其制度应与现行刑事司法制度并行,亦应通过立法予以规范。     

人权:正义难题的现代解答——一个思想史的视角

正义是什么?这是一个曾经困扰了人类二千年的难题。西方古代的思想家曾经给予了不同的答案。在17世纪,基于"人权保障"和"权力制约"的正义观被提出,到20世纪中叶在全世界获得了基本共识。但是就每一个具体国家而言,正义社会的建设内容本身需要根据各自的国情和时代要求而确定。基于生产力落后以及封建官僚传统这一国情,我国正义社会的建立具有鲜明特色:以"生存权保障"为核心建立权利保障制度,以"反腐倡廉"为基础建立权力监督制度。     

环境正义刍论

环境正义是环境伦理学中的前沿问题,它的凸现标志着世界环境保护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标志着环境伦理学的转向。环境正义的实质是环境责任和生态利益的合理分担和分配,由此能够清晰地看到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以及解决生态危机所应采取的正确应对方略。环境正义的实现对于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也是十分重要的。     

法理学视野中的程序正义

论述在法理学视野中,正义是人们追求的崇高理想,它包括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而程序正义就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和过程.认为理解程序正义必须认识程序、法律程序及其特征;程序正义的内涵与三种分类;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即程序正义决定实体正义、程序正义相当于实体正义、实体正义决定程序正义;程序的正义性标准就在于是否体现其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     

犯罪事实调查制度合法性溯源——一个政治学的阐释

国家正义和社会正义是犯罪事实调查制度的合法性标志。国家正义要求在犯罪事实调查制度中保障公民的平等和自由,并通过程序正义的立法确认、制度化的司法独立和伦理善的意识形态的文化观念得以实现。社会正义是犯罪事实调查制度中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同等程度保护的社会原则。社会正义的个体权利观念和人权观念已经成为社会正义的实质内核。     

中国未成年人审判制度的发展

我国的未成年人审判制度已经历了25年的发展历程。在我国的未成年人审判机构逐步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探索出了圆桌审判、社会调查、暂缓判决等新的审判工作机制,基本上确立了以少年保护为主的理念。如何在总结地方法院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全国统一的未成年人审判制度是今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发展——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观照

宽严相济是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政策,其内涵是宽严有别、宽严有度以及宽严互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虽有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但受我国长期以来＂重打击,轻保护＂刑事思潮的影响,其人权保障的使命没有得到完全彰显。恢复性司法强调被害人和犯罪人的中心地位,以恢复为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为价值目标。因此,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观照,弱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功利性因素、更加注重人权保护应当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未来发展的方向。     

论我国40年来刑事司法的价值追求

历经40年发展,我国的刑事司法取得重大进步,最重要的是刑事诉讼立法的进步,关键是不同时期立法价值追求的与时俱进和伴随时离时合的实践。1979年起我国刑事司法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追求裹挟于打击犯罪之中的真实再现,注重实体公正。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程序公正开始制度化,但实践效果不理想。2012年《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是1996年程序公正制度化的再推进,是在人权保障层面上的新展开,但办案人员在某些个案中基于法外利益考虑而置程序公正于不顾的做法仍在延续。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三次修改,有对程序公正和人权保障的促进,也有对反腐败法治化的呼应。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刑事司法的价值追求在既往基础上继续拓展,最终要以人民为中心彰显司法的公信力,在立法推进、司法能动、当事人参与和民众关注下,要把人权保障、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整合到中国人对刑事司法的信任与司法权威的自觉彰显之中。     

休谟的正义观述评

本文讨论休谟的正义理论。指出正义起源于人性的有限慷慨与资源的相对匮乏;正义的主要作用是确立财产权;正义的有效实现依赖政府保护;同时指出休谟正义理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外国人法律地位制度的法理思考

外国人的法律地位制度,作为一个有关国际正义的制度标准,是凝聚国内法与国际法关于人的法律地位承认与保护的核心问题。它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关于外国人的问题,而是当代社会对待人类的一般态度问题,是人类的普遍问题。对外国人法律地位制度的确定往往比人们对平等与正义的理解更为现实和重要。因为它使人们在如何对待和理解平等与正义的问题上找到了一个客观的标准与尺度,并因此反过来又成为人们具体认识平等与正义所必须借助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