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省际生产效率差异和生产率增长来源识别:1978—2007

为了深化中国经济高增长能否持续性问题的认识,笔者运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通过对1978-2007年面板数据进行分地区和分阶段检验,对比和评价我国省际生产率差异和生产率增长来源问题,指数分解结果表明:30年间中国经济生产率都获得了提高,但生产效率地区和阶段性差异显著,即不同省份和不同时期生产效率与生产率增长来源不同.地区生产效率检验结果类似,其中1978-1991年西部和1992-2007年东部的生产效率增长最快,中部普遍落后即中部塌陷现象突出,中国地区经济分化并已形成哑铃型增长模式.     

华东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证分析——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

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利用华东地区六省1978—2015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华东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分解部分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1978—2015年,华东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4.59%,依次呈现出递减、递增、平稳的变化趋势;农业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技术效率是华东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阻碍因素,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规模效率对农业增长阻碍作用不明显;要素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即存在结构红利,但不显著。据此提出加大农业技术创新投入,提高农业产出效率;加快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体制改革,盘活存量、优化增量;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农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等建议。     

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以乌江流域为例

通过综合指数法和考虑非期望产出的非径向距离函数,分别测算了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县域金融发展水平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并基于1999²015年数据和SysGMM估计方法,研究了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样本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总体较低,但乌江中下游民族地区优于上游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0.6%,下游地区好于上中游地区。进一步实证研究表明,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的技术进步效应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技术效率改进效应还没有得到体现;不同区域有所不同,上中游地区金融发展阻碍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下游地区却相反;分时期的估计显示,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尽管差异不大,但对绿色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却是2007年前高于2007年后。     

1996～2007年辽宁省14个市农业生产效率分析与比较

采用Malmquist指数法对辽宁省“九五”以来1996～2007年14个市的农业生产效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辽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波动特征与辽宁农业的发展阶段特征大致吻合;辽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处于不断增长态势,农业技术效率趋于稳定,而技术进步是促进辽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应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忽视可持续发展是“九五”时期和“十五”初期辽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因此应加强农业生产技术的应用,增强辽宁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中国肥料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分析

运用非参数DEA—Malmquist指数方法估算中国各地区肥料制造业1998—2005年期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情况,从而对中国各地区肥料制造业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结果显示:在1998—2001年期间,全国和东部地区技术效率的改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贡献较大,而在后期技术进步则成为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主要动力;西部与东部地区情形相似,只不过技术进步成为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主要动力在2003年以后才表现出来;对于中部地区,可以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一直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Hsieh和Klenow提出了一种测算全要素生产率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模型,龚关和胡关亮对该模型进行了扩展。文章在龚关和胡关亮研究的基础上,突破了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只与行业有关的假设,构建了一个新的异质产品的垄断竞争模型。然后结合企业的微观数据,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劳动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最后,根据Olley和Pakes的方法测算了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水平,并从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2001-2007年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4.93%;由于资本配置效率和劳动配置效率的双重下降,2007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下降;就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异看,中西部地区越来越高,而东部地区越来越低。     

中国省际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收敛性

将碳排放作为生产过程的“坏产出”,通过构建基于序列的Malmquist-Luenberger（SML）指数模型,测算1998—2010年中国省际碳全要素生产率,运用核密度估计法对全国总体及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三大区域进行收敛性检验。结果显示:样本期内中国碳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仅为0.9%,且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推动,技术效率在大多数年份都处于恶化的状态;东部地区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西部地区最慢,中部地区介于二者之间;全国碳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存在明显的发散性,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技术效率方面呈现“俱乐部收敛”。     

城镇化与粮食生产效率

基于DEA-Malmquist方法测算中国31省份的粮食生产综合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并用面板结构工作文件分析影响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粮食生产综合技术效率较低,技术利用水平不高,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纯技术效率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多数省份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较低,且表现出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高于中西部地区的现象,应加大粮食生产技术的支持力度;城镇化的实施能促进中东部地区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提高,但对西部地区却产生负向影响。     

基于要素配置和利用效率视角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我国正处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依靠要素成本优势驱动以及大量投入资源和消耗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提振经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分析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应从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两个维度展开。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主要靠投资拉动，全要素生产率与我国进行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呈现出很强的相关性，且1993年前和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全要素生产率波动较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在于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我国应从治理过剩产能、破解城乡二元化结构以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入手，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发展。     

出口贸易与省域TFP空间维度分析

作为衡量一国科技进步的重要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决定着一国生产率水平的先进与落后。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如何利用开放倒逼我国技术水平的提高成为一项较为紧迫的任务。为此,我们运用面板DEA-Malmquist指数法可以测算出2002—2011年我国29个省份(含自治区、直辖市)全要素生产率,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SPDM),实证分析出口贸易、基础设施等对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经研究发现,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即出口贸易、基础设施等经济活动通过影响本省TFP,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将其作用传递和迭加到邻近省域全要素生产率上,基础设施对我国省域全要素存在较为显著的负向关系,出口依存度、出口贸易及FDI对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中国对外贸易对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分析

从理论上讲,贸易是一种技术学习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渠道。但现实中贸易与技术进步关系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如知识、技术的吸收能力、技术差距大小等。本文运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了进出口增长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并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会使市场资源配置发生不同转变,进而对全要素能源效率产生不同影响。基于2003—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将环境规制分为正式、非正式两种类型并构建综合指标评价体系,运用SBM和共同前沿模型相结合测度考虑地区生产技术差异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利用面板门槛和中介效应模型从直接和间接两个维度研究环境规制在促进全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过程中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正式环境规制对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发挥积极影响,但当其超过合理阈值时将减弱;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趋势。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可通过影响技术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间接促进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高,且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更强;产业结构升级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影响能源效率过程中存在遮掩效应,且非正式环境规制的遮掩效应更大。因此,应进一步优化环境规制工具,以科学的环境规制政策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和高质量外商投资的增加,增加全要素能源效率。     

人力资本和科技进步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效应——基于区域面板数据

基于2000-2010年中国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 测算并比较中国东部、中部及西部的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基于人力资本视角, 通过差分GMM方法研究技术要素和人力资本要素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从东至西逐渐下降, 与经济水平呈现一致分布;另外, 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与能源强度具有负相关性, 提高技术水平可有效提高能源效率;人力资本与能源效率也存在一定关系, 滞后一期受教育年限与能源强度具有负相关性。因此, 可以通过提升教育水平、优化人力资本效率、发展先进节能技术来提高社会整体能源利用效率。     

劳动力成本对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劳动力成本具有二重性,对企业而言是成本,对劳动者而言则是收入;它既是成本支出,又是激励手段。劳动力成本是积极成本,不可与其他物质要素成本等量齐观。当前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激励效应显著且存在区间性,劳动力成本对劳动生产率是"激励不足",还是"过度激励",抑或"合理激励",取决于劳动力成本所处的区间。1999—2007年间,我国地区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成本显著正相关,其激励功能处于加速阶段。现阶段应大力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职工工资水平,以高收入推动生产效率的提升,实现较低的相对劳动成本,在保持劳动成本优势的同时,扭转国民收入分配不断恶化的趋势。     

基于Malmquist指数的我国航空公司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运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对我国5个主要航空公司2002-2006年期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作了测算。结果显示,2002-2006年中国航空公司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为1.2%,生产效率总体上有所提高,并且这种增长增长同时受到综合效率改善与技术进步的影响。中国航空公司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除继续强调综合效率的重要性之外,也要进一步加强对技术进步的重视,单独依靠一个方面,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将是有限的。     

农业产业结构变迁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1997—2016年中国大陆31省区面板数据,在较为全面地测度农业绿色生产率的基础上,借助空间杜宾模型,从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维度考察农业产业结构对农业绿色生产率的直接影响与间接溢出效应。结果发现,1998—2016年中国农业绿色生产率不断提高,其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驱动;东、中部省区农业绿色生产率整体水平较高,东北三省次之,而西部省区最低。省份间农业绿色生产率具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农业产业结构是影响农业绿色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一地区农业绿色生产率不仅受到本地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直接影响,还受到邻近地区农业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间接溢出。因此,新时期更应重视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与优化升级在农业绿色生产率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进而提升农业整体发展质量。     

中小企业发展的国际比较、理论解释及中国问题分析

OECD国家、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 (地区 )和中国的平均企业规模都呈明显的倒U型变化趋势。企业规模同经济增长、城市化及工业化之间并不存在“当且仅当”的正相关关系。因为 :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增长和递增报酬的源泉 ,厂商规模同经济增长并没有内在的因果关系。如果分工在企业内部发生 ,厂商平均规模就扩大 ;如果分工在企业之间发生 ,则厂商平均规模就缩小。决定厂商规模的 ,乃是中间产品和劳动力相对交易效率的变化 ;决定经济增长的 ,乃是一般交易效率的高低。因此 ,厂商规模的变化和经济增长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现象 ,经济增长可以在厂商平均规模扩大时发生 ,也可以在厂商平均规模缩小时发生。本文并对中国目前中小企业政策可能会产生的经济后果进行了分析。     

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行业差异的实证研究

随着资本“走出去”战略的推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推动海外投资的高质量发展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基于2004-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等相关数据,利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似不相关回归(SUR)模型,对不同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国外溢出的先进技术提升了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率,但研发密集型行业和非研发密集型行业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显著性差异。应加大对研发密集行业的投资比重,努力增强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