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初西方主流媒体对华报道的变化——批评话语分析视角

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关注越来越多,其对华报道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通过EBSCO数据库,用批评性话语分析法对新世纪初西方主流媒体的代表《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的对华报道进行关注度、内容和倾向性分析,可揭示西方的中国国家形象变化曲线及变化原因,利于探索媒体语篇、意识形态和国家形象之间的关系。     

英语新闻语篇的解读与翻译策略——基于中国南海冲突新闻报道的批评性话语分析

批评性话语分析认为话语体现权利和意识形态.《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有关南海冲突的11篇新闻报道的批评性话语分析显示西方新闻报道渗透着对新闻话语权的操控,主要体现在语篇、标题、词语分类和对话性.西方主流媒体对华新闻报道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总是在语言形式上进行有意识的选择,使语言表述功能最终服务于文本.在解读新闻时,读者必须对其进行批评性分析,把握媒体的政治意图.为了颠覆西方主流媒体对华负面报道,可以采用变译、改译和删译的翻译方法.     

《纽约时报》涉华新闻报道中折射出的意识形态

美国（《纽约时报》对华新闻报道中所渗透的意识形态可以从新闻报道的语言反映出来。该报纸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视角的选择是为其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服务的,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文章分析了（（纽约时报》对华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美国的话语霸权以及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偏激报道。     

大众媒介接触对美国民众中国形象认知的影响

为了分析大众媒介接触对美国民众的中国形象和中美关系认知的影响,对美国民众进行在线抽样问卷调查,获得2 200个样本。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对样本进行数据分析发现:通过报纸、电视、广播、新闻网站和社交媒体接触中国新闻的频率对美国民众的中国形象认知均无显著影响,但通过杂志接触中国新闻的频率与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印象呈正相关;通过电视、广播和新闻网站接触中国新闻的频率对美国民众的中美关系认知有显著影响。此外,虽然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在总体上呈现出较为严重的负面倾向,但美国民众通过各类媒介接触中国新闻的总频率却与其对中国的印象呈正相关,这是由于美国民众通过其他渠道接触到的有关中国信息相比媒体的新闻报道更为负面。     

批评性报道的侵权问题与法官的法律尺度

对批评报道经常涉及的谴责、贬斥态度呈现上,法官理解与掌握的法律尺度比编辑、记者更倾向于意见、情绪表达的理智与分寸.媒体从业者对报道"客观性"的尊重更多地采取"新闻构成要素基本真实即可"的行业标准,法官面对媒体因实际条件限制而难以达到理想状态的客观、真实时,倾向于将苛刻的客观性要求置于优先地位.对批评报道侵权纠纷中媒体败诉率相对较高的现象,法官总体倾向于将之归为媒介从业者相关认识不足及法律意识欠缺等所致.     

西方主流媒体对汶川地震报道的比较研究

通过定量研究的方式,以美国《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英国《泰晤士报》、《卫报》四家西方主流媒体有关我国5.12汶川特大地震报道作为研究样本,分别从报道主体、报道视角、报道体裁及报道态度方面进行定性对比分析研究。     

网络新闻批评语篇表征社会行为者的策略——基于对美朝首脑新加坡峰会报道的分析

采用批评性语篇分析的方法,对刊登在美国《纽约时报》、朝鲜《平壤时报》、新加坡《海峡时报》、中国《中国日报》和韩国《韩国时报》新闻网站上有关美朝首脑2018年新加坡峰会的报道进行研究,旨在发现上述新闻网站的语篇引述新闻参与者的异同,并进一步分析网络新闻语篇表征社会行为者时所采取的策略。研究发现,《纽约时报》和《平壤时报》的网络新闻在引述新闻参与者时呈现出双极化的倾向,而《海峡时报》《中国日报》以及《韩国时报》的网络新闻对新闻参与者的引述显示出多极化的倾向。另外,研究还发现在表征关键社会行为者时,《纽约时报》《海峡时报》《中国日报》和《韩国时报》对特朗普使用包含策略的频率较高,而《平壤时报》对金正恩使用包含策略的频率较高。此外,还观察到所有的五个新闻网站在使用排斥策略表征特朗普和金正恩时呈现出非激进的倾向。     

哈雷特·阿班:挑战中国幻象的美国职业新闻人

哈雷特·阿班(Hallett E.Abend)是美国大报《纽约时报》20世纪30年代的重要驻华记者,也是美国新闻界塑造和传播近代中国知识和形象的关键人物之一。通过考察阿班在中国十五年间发表于《纽约时报》上的千余篇新闻作品,分析美国专业记者如何塑造一种历史的、典型的中国形象,并揭示此种新闻话语背后所蕴含的政治文化意涵,同时补充描绘20世纪30年代美国主流媒介有关中国认知的多元知识地图。     

《纽约时报》涉华新闻报道的意识形态倾向分析——从名物化视角

对《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的研究早已超越了文本形式上的传统视角,文本内容即主旨的分析成为当今研究的主流方向。论文以《纽约时报》涉华新闻报道为语料,从名物化视角对其分布特征及作用进行分析,结合报道事件的中国背景探讨语篇中意识形态倾向性。研究发现:通过频繁使用名物化现象,起到了人际关系隐形化,时间标准神秘化,焦点信息改变化和语用效果预设化的交际效果,进而对中国形象的塑造起到了负面作用。     

批评性报道的法律意识调查

在批评报道经常涉及的谴责、眨斥态度呈现上,法官理解与掌握的法律尺度与编辑记者相比,更倾向于意见、情绪表达的理智与分寸:媒体从业者对报道"客观性"尊重这个问题上,更多地采取"新闻构成要素基本真实即可"的行业标准,法官面对媒体因实际条件限制而难以达到理想状态的客观、真实时,倾向于将苛刻的客观性要求置于优先地位.     

负面报道注意力资源占有现状的受众心理学解读

负面报道占有相对较多的注意力资源,其原因不仅有媒体新闻资源开发与应用能力的提升,更有受众信息选择和接受心理的影响。负面报道与受众接受心理、信息需求的契合度,以及受众基于新闻态度的新闻行为等共同造成了负面报道对受众注意力资源占有的现状。负面报道所形成的"拟态环境"会对受众造成认知上的偏差,形成心理暗示和"培养"。     

媒体报道框架与程式化的民族风险报道——基于《人民日报》民族风险事件报道的实证研究(2000—2014)

通过对报道取材框架及新闻报道框架的实证研究发现,进入21世纪(2000—2014年)以来《人民日报》关于民族风险事件的报道数量基本稳定,少数年份出现峰值,报道框架未发生较大改变且总体呈现出一定的倾向;在消息来源方面坚持其作为官方媒体权威的话语权,注重消息来源的可靠性和权威性,新闻报道框架方面谴责一切恐怖分子和分裂势力,同时一再强调分裂势力不等同于全体的少数民族公众,在报道中倾向于弱化骚乱事实本身,突显出党和政府对民族地区的关怀。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的 《纽约时报》

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是20世纪30年代中日冲突的两起标志性重大事件，引起了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媒体的关注。在这两次事变期间，《纽约时报》对中日冲突的立场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中国的态度由冷眼旁观转变为日益同情；对日本的态度由纵容妥协转变为批评谴责。《纽约时报》关于中日冲突的报道逐渐向抑日援华的方向转换，为美国远东政策的转变奠定了舆论基础。     

“学者型记者”:中国语境下的解释性报道与新闻专业主义——以《三联生活周刊》的工作理论为例

通过对知名新闻杂志《三联生活周刊》的个案研究,考察中国语境下的一种特定的新闻实践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关系,并尝试用"学者型记者"的概念进行概括:一方面,它具有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共性,例如自主意识、服务公众、注重事实等;同时又体现着新闻专业主义某些经常被研究者忽视的特定面向,诸如在媒体功能上强调以"理解"推进对复杂中国社会的认知来"服务公众"的基本内涵;在角色认同上,与一般的客观报道以及强调记者介入的调查性报道保持疏离,也不认同以"舆论监督"名义出现的"批评报道";在常规行为准则上,强调以特定社会科学知识构成的分析框架,注重对社会结构变动的理解,从而与关注事件、人物、行动为中心的一般新闻报道理念形成区分。本文认为,"学者型记者"代表着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及其实践的一种重要类型,其出现是从业者职业独立意识的体现,也构成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在新时期的一种创造性转化。     

新闻语篇的语境重构与翻译的多维审视

近年来西方新闻报道的公正性受到其他国家读者的广泛质疑。相关研究结果显示,西方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无不渗透着报纸强烈的话语倾向,因此为了揭示意识形态以各种方式对话语的介入以及颠覆新闻语篇话语权,语境重构成为必然选择。概述了西方学者对语境重构的理论阐释,以2010-2011年《纽约时报》13篇对人民币汇率的有关报道作为语料,基于语境重构这一视角,应用目的论和顺应论探析英语新闻语篇的翻译策略,提出变译、编译和顺译的翻译策略。     

中法美“莫言获奖”报道的框架建构与文化观念论析

莫言获得"诺奖",中法美三国主流大报《人民日报》、《费加罗报》、《纽约时报》均多有及时报道,并建构了体现不同寓意的词频框架。其中,中国为"文学主导政治隐含"框架,法国为"文学与政治均分"框架,美国为"政治主导文学次之"框架。三大框架在体现相关报道倾向的同时,也与各自固有之文化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中西双方不同的文化观乃至于文艺观,既左右中西方媒体有关报道新闻观念的形成,又间接制约其各自"莫言获奖"报道上的框架建构。另一方面,同属西方文化体系的法国与美国,因自身文化积淀而形成的双方子文化差异,同样对两国新闻报道的框架建构有所调控。     

论新闻客观性规范与国际媒体的对华报道

新闻客观性规范作为新闻行业的一种"行业策略性仪式",要求记者能在极短的截稿时限内,呈现正反两面的意见,并使用引语,说明出处。在中国环境下,由于我国各部门的新闻发布机制反应迅捷程度不够,不能及时提供足够的有助于记者发稿的信息,外国记者在报道时不得不使用最"方便"的消息来源,从而直接造成外国媒体对华报道的偏向。     

英美司法新闻的报道限制比较

为了防止媒介审判,英国和美国均对媒体的司法新闻报道进行了限制。相比而言,英国采用的是一种直接限制措施,倾向于限制媒体对未决案件中当事人信息的披露、对案情的报道和庭审现场的录音摄像;美国采用的是一种间接限制措施,倾向于限制诉讼参与人发言和调整审判活动等,主要是通过限制潜在消息来源而对媒体报道进行限制。在英美,对媒体的这种报道限制是司法公开的例外,要受到严格的司法审查。     

新闻语篇中的引语类型及话语来源分析——以英国《卫报》对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报道为例简

为了使大众信服新闻报道中的内容,新闻语篇常常会使用大量的引语。文章以英国《卫报》对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报道为语料,重点分析了引语的话语来源及报道中大量出现的直接引语,力图揭示新闻媒体如何借助引语传递观点并隐秘地表达其主观倾向性。通过分析发现,新闻媒体更倾向于截取他人话语中与自己观点和立场一致的信息;为了增强报道的可信性,媒体对绝大部分话语来源进行了明确标示,但有时却会刻意修改话语来源而使被引信息更符合自己的立场。     

忠诚于公正： 当代媒体报道的伦理原则

当代中国媒体的报道屡遭质疑，究其原因是当下的社会环境中不同利益主体和不同新闻理念存在剧烈的冲突，新闻报道环境与事件本身的复杂性非常突出，新闻报道的标准及人们对报道的评价缺乏共识。基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重新考虑忠诚伦理的价值。新闻报道的忠诚伦理有三个原则：忠诚到底，寻找主导忠诚和确认具体忠诚对象。然而，在对“南平杀童案”报道的伦理分析中上述三个原则还不够，人们会在最终忠诚于谁及忠诚于什么的问题上产生巨大争议。上述原则可能难以处理对凶手的宽恕问题，也无法处理未来可能受害者的利益问题。原因在于，忠诚不仅在于具体对象，更要忠诚于特定的道德信念，而忠诚于公正具有最高的社会价值。忠诚于公正是忠诚伦理的第四条也是决定性原则。基于公正的社会正义感为记者的忠诚和职业行为确定了方向，也将促使新闻媒体承担更多责任，在更加多元的信息环境中证明自己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