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中主体利益保护的平衡

刑事司法中存在国家、被害人、犯罪人三方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报应性司法认为,犯罪是对国家秩序的破坏,被害人不具有独立的利益,主张在保障犯罪人利益基础上通过对犯罪人责任的追究实现对国家、被害人利益的保护,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对被害人利益保护不足的缺陷。恢复性司法是对报应性司法对被害人利益保护不足的矫正,该制度注重被害人与犯罪人双方利益的保护。我国恢复性司法具体制度中,有些制度存在忽视国家利益、偏重受害人和犯罪人利益保护的情况。刑事司法应该在国家利益、被害人利益和犯罪人利益保护中寻求平衡,不能忽视任何一方利益的存在。     

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济途径探讨

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济是在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中,因为被告人确无或者暂时无履行法定义务能力,而向无经济来源、生活又比较困难需要进行救济的被害人发放救济资助专用基金,以缓解刑事被害人的生活困境,修复社会关系。当前,对刑事被害人进行司法救助是人民法院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不断创新社会管理的一项新的举措,主要的司法救济途径是启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我国现行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存在立法缺失、资金欠缺、操作无序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恢复性司法视野下的被害人承诺制度研究

传统刑事司法认为犯罪是需要给予报应的针对国家的行为，犯罪必须接受惩罚，惩罚表达了社会对犯罪的谴责和对正义的追求，并且也可以用以威慑犯罪人和其他企图破坏社会规范的人。支配传统刑事司法的刑事政策是报应性和惩罚性的。恢复性司法是一种崭新的解决纠纷的方式，被害人及其亲友、整个社区都被认为是犯罪行为的受害者。最为典型的恢复性司法运动就是所谓“被害人—犯罪人和解”或“被害人—犯罪人调解”。恢复性司法运动最初主要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现在则开始扩大至成年人犯罪，并且由最初仅仅适用于轻微犯罪、财产性犯罪向现在的严重犯罪甚至暴力性犯罪扩展。由此引起了刑法理论界对被害人问题的关注。     

被害人二次被害与不当司法行为的成因及对策

由不当司法行为所造成的被害人二次被害,作为一种隐性的司法现象,应当引起学界广泛关注。被害人二次被害一般是由社会因素或司法因素所导致的心理伤害,其中司法因素即指不当司法行为对被害人的侵犯。不当司法行为作为一种与司法人员职责要求和职业规范相悖而应承担责任的实际不当行为,造成被害人诉权实现受阻,人格尊严受到侵犯。不当司法行为造成被害人二次被害,是由法律规定缺失与粗糙、司法功利化的不良倾向以及公力救济为主的刑事司法格局对被害人排斥三方面原因所致。为尽量避免这种二次被害,可从预防的角度细化司法人员的行为规范,赋予被害人充分的程序性权利,提升司法人员被害人保护意识。从补救的角度完善控告、惩戒与赔偿机制。     

论性犯罪被害人免受二次被害的权利

二次受害是指犯罪被害人在参与刑事诉讼的过程中,由于诉讼程序设置的不合理以及司法工作人员的不当司法行为而给被害人心理所造成的进一步伤害。性犯罪被害人的二次受害不仅使被害人出现严重的被害人化倾向,同时基于此类案件的特殊性,导致国家实现打击犯罪的诉讼目的受阻,因此,应防止不当司法行为的产生,并改变不当诉讼程序以实现对性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论突破传统刑事司法局限的恢复性司法

恢复性司法弥补传统刑事司法的缺漏,从回顾性思路转向前瞻性思路,把注意力从如何惩罚或康复犯罪人转移到如何更好地恢复被害人和社区,是一种超越传统刑事司法的新解纷方式。在恢复性司法中,被害人是恢复性司法程序中的主体,具有独立的、不可取代的主体地位。刑事司法关系也不再是国家与犯罪人之间对抗的直线型联系,而形成国家、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互相依托的三角形关系。恢复性司法是被害人权利保护运动蓬勃发展的产物,给刑事司法改革带来社会和谐的希望。     

恢复性司法中的被害人

恢复性司法是通过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结果的一种被害人司法。被害人参与恢复性司法具有全面性、实质性和有效性。恢复性司法中的被害恢复包括物质与精神损害恢复,以及人际关系恢复两个方面。从最大限度地保障被害人人权这个宗旨来考虑,恢复性司法原则上不应当为被害人设定责任。     

恢复性司法与被害人权利保护

以衡平和修复为核心思想的恢复性司法在加强被害人保护、促进社会和谐方面有着传统司法所不及的优势,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恢复性司法是一种全新的思维与做法,也对我国被害人权利保护具有启示意义。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护——以恢复性司法为视角

传统刑事司法制度把对罪犯的刑事制裁视为社会正义的最终实现,同时强调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以期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双重价值,但往往忽略了对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在当前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民同等重要的理念下,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护问题备受关注。恢复性司法作为传统刑事司法的有益补充,对保护被害人的权益有着积极影响,如何通过恢复性司法保护刑事被害人权益也已成为刑事司法的重要命题。     

恢复性司法引入问题研究

国内对恢复性司法制度及其理念,尚存有各种不同观点。同时,我国学者目前对该项制度的理解本身存在着认为恢复性司法是个人权利对国家公权的挑战、恢复性司法的目的仅在于将社会秩序恢复到犯罪行为发生以前的状态、强调恢复性司法就意味着排斥刑事司法裁判权等误区。出于对刑事被害人利益保护、对犯罪人有利改造以及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之考虑,我国迫切需要引入恢复性司法制度,以解决传统刑事司法的弊端与无奈。恢复性司法以犯罪人和被害人为中心,以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为目的,其制度应与现行刑事司法制度并行,亦应通过立法予以规范。     

全球视野下的恢复性司法

在全球视野下,恢复性司法的实践主要有三种形式:和解、协商和圆形会谈;另外还有两种由犯罪人提供的弥补方式:恢复性补偿和社区劳动。与刑事司法程序重点关注剥夺犯罪人权利、恢复已经遭到破坏的法益以及惩罚犯罪、防止再犯不同,恢复性司法重点考虑对被害人的补偿、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关系的修复以及补救由犯罪造成的其他损害。正因为恢复性司法能够更好地平衡各方利益,并能够在解决法院积案和监狱人满为患的困境、促进司法活动的透明公开、减少再犯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已接受并采用恢复性司法来处理犯罪问题。     

论恢复性司法中被害人与犯罪人的关系

作为犯罪行为的直接承受者,被害人是刑事法律关系中的重要一方,他们的权益保障程度是衡量一国刑事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尺。我们应该着力探讨恢复性司法中的被害人与犯罪人的关系,以被害人为中心,从关系的角度深入发掘被害人权利保护与恢复性司法的互动关系以避免受害人恶逆变。     

多元化视角下恢复性司法的理论基础

作为西方刑事法学界研究"显学"的恢复性司法,在多元化视角下,其理论基础包括四个方面:哲学基础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理念及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理论;理念基础是恢复性正义理念、利益平衡理念以及参与制民主理念;法学基础则是重新融合性耻辱理论、社区司法理论、犯罪被害人学理论以及犯罪标签理论。     

论恢复性司法在我国践行的法律文化空间

恢复性司法源自西方，其与西方的法律文化，尤其是后现代法律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从理念的角度看，我国（传统）法律文化既具有诸多与恢复性司法相契合的元素，如追求无讼和重视调解；同时也具有一些与恢复性司法相悖离的因子，如崇尚重刑和缺乏宽恕，因此，恢复性司法目前在我国践行的法律文化空间有限。以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理念为指针，着力在我国培育轻刑化和宽容的社会氛围，从而使恢复性司法在我国的践行逐渐获得一个较大的法律文化空间，应当是我们理性可行的选择。     

论第三方机构调解模式下刑事和解小组的构建

我国立法仅在审判阶段确立了公权力机关调解模式,而实践中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却普遍执行公权力机关调解模式;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和公权力机关调解模式都存在不可忽视的弊端,而第三方机构调解模式才是我国刑事和解模式的应然选择;将我国的刑事和解的调解主体暂且命名是“刑事和解小组”;恢复性司法是一种理念,而刑事和解是在恢复性司法理念指导下的一种司法模式;恢复性司法为刑事和解小组唯一的法理基础;应在恢复性司法的视野下,从法律性质、成员组成、经费保障以及启动与监督等方面构建刑事和解小组.     

公诉工作中刑事和解制度的运用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项新的刑事司法和犯罪预防模式,符合构建和谐社会＂宽严相济＂的要求,是恢复性司法的精神的具体体现;同时,该制度能最大限度地维护被害人的权益,保护被追诉者的人权及预防犯罪。鉴于刑事和解制度的重要意义,结合我国公诉工作中的实际情况,从刑事和解的对象与范围、条件和具体程序等环节出发,改造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以适应中国的法治现代化的需要。     

恢复性司法及其对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借鉴

恢复性司法与传统刑事司法模式存在着许多区别。其最主要特征在于恢复性,是一种通过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后果的非正式犯罪处理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条以和平方式,在当事人充分参与的基础上解决刑事冲突的新途径。恢复性司法现已在西方诸多国家得到充分的发展,对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同样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恢复性司法的三维透视

恢复性司法旨在弥合因犯罪行为引起的被害人、被告人和社区创伤，恢复平等、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秩序。但恢复性司法对我国来说毕竟是个舶来品，我国能否加以借鉴并使之本土化还是一个未知数，亟待深入研究。文章从空间几何出发，借助三维立体结构对恢复性司法理念及在其指导下形成的诉讼构造进行阐释，同时，通过将传统的报应性司法模式和现代的恢复性司法模式分别置于“二维空间”和“三维空间”中进行比较，总结出恢复性司法本土化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