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董事制度与股东的财富变化

该文采用事件研究法对2002年前中国证券市场深沪两市114家有聘请独立董事的公司进行了股价变动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上市公司聘请独立董事事件获得正的非零显著的累计超常收益；在影响因数分类分析中，有经济管理类专业独立董事的公司、有政策引导的2001年的公司和深市公司在事件期都获得正的非零显著的累计超常收益。     

我国上市公司资产剥离宣告效应实证分析(英文)

对我国上市公司资产剥离的宣告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样本公司剥离公告前后的一个交易日内以及剥离公告后的7个交易日内,分别有正的累积平均超常收益。这说明样本公司在剥离事件公告前后的短暂时间内,的确能够增加股东的财富。     

基于价格表现的我国新股首日大单交易行为特征研究

从短期抑价和长期超额收益两个价格表现方面分析了我国新股首日大单交易的特征，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了大单持有者信息优势及影响大单交易水平的因素。结果表明:正处在“新兴+转轨”的中国市场，整个IPO抑价水平一直在下降中，IPO的平均超常收益都显著大于零，平均超常收益有增长趋势；新股首日大单持有者在信息上相对于小投资者并没有信息优势，中国IPO市场竞购者不是长期投资者，他们做如此频繁的大单交易，目的在于获得短期收益；首日回报率和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是影响大单交易的主要因素。     

问询监管的市场反应——基于深交所数据的实证分析

问询函是证券交易所常用的信息披露监管措施和工具,问询函公告后,被问询上市公司股票的市场反应值得研究.以深圳证券交易所2015年问询监管事件为样本,通过事件研究法和回归分析,研究了问询监管的市场反应.实证研究表明:问询监管对被问询公司总体的累计平均超额收益率有显著影响,在问询公告前,累计平均超额收益率显著为负;在问询公告后,累计平均超额收益率显著为正.而每天的平均超额收益率在问询公告前为负且不显著,在问询公告之后显著为正.因而,证券交易所应严格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优化问询监管流程,加大对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以实现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的有效监管.     

基于代理成本视角的股票回购分析——以宝钢股份为例

通过测度宝钢股份2012年50亿股票回购公告的市场反应发现,股票回购有显著为正的公告异常收益。以回购理论为基础,结合宝钢股份股票回购公告之前以及回购之后几年的财务业绩分析,进一步探讨公告异常收益的真正来源。研究表明,市场的积极反应并不是对宝钢股价被低估的认同,公司自由现金流减少和财务杠杆提升所导致的代理成本降低才是公告收益为正的主要原因。     

公司重组的市场反应与经营业绩的实证研究

对国内外有关重组公司的实证研究进行了文献述评,指出国内外相关研究的不足。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上市公司重组的市场反应与经营业绩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结论是:短时间内,市场股价和成交量对重组公司有异常反应,投资者可以获得超常收益;大多数的重组还未对公司产生较长时期实质性的影响。     

公司高管变更的市场反应——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选取2001—201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以61天为窗口期，运用事件研究法，对上市公司高管变更事件的市场反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管变更事件具有信息含量；高管变更事件既可能被市场解读为好消息，也可能被市场理解为坏消息，具体取决于市场对高管聘任的态度；变更公告发布前累积超常收益率呈上升态势，随着变更公告的发布，累积超常收益率表现为明显的下降态势；国有企业高管变更累积超常收益率为正，非国有企业高管变更累积超常收益率为负；自愿高管变更累积超常收益率为正，强制高管变更累积超常收益率为负；非常规高管变更累积超常收益率高于常规高管变更累积超常收益率。上述发现对完善企业高管聘任机制、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上市公司更名的市场价格反应与公司治理效应:来自中国股票市场的经验证据

上市公司更名已经成为中国股票市场的普遍现象,其对公司股票价格和经营绩效的影响受到了证券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广泛关注。文章首先结合现有相关研究成果、从理论上分析公司更名、特别是公司基于经营范围变更、并购重组、战略调整、声誉改变和其他原因等不同动机的更名行为对其股票价格和经营绩效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研究假设。其次,在对中国上市公司更名情况及其更名原因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以2010—2017年中国更名上市公司在更名前后60个交易日的股票价格数据为样本,利用事件研究法实证研究上市公司更名的市场价格反应;以2010—2015年中国更名上市公司在更名前后3年的总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等经营绩效数据、公司规模和财务杠杆等财务数据以及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结构等公司治理数据为样本,利用差分T检验和多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上市公司更名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发现,无论上市公司因何种原因更名,其在更名前后很短的时间内可能产生显著的正超额收益,但这种正超额收益将在更名后的较短时间内消失,甚至产生显著的负超额收益;同时,公司更名还可能在更名后的1~3年内显著降低其总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进而产生显著的公司治理负效应;公司更名的短期市场价格反应与长期公司治理效应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性。因此,公司更名并不是改善其经营绩效和治理绩效的有效途径,投资者投资于更名上市公司在长期和短期内都可能难以获得正的超额收益。证券监管部门应该出台更加详细的公司更名规定,以规范上市公司更名行为,抑制上市公司更名乱象,为营造良好的中国股票市场环境提供制度保障;上市公司在因经营范围变更、战略调整、并购重组、声誉恶化和其他原因变更公司名称时,应该根据公司实际情况作出正确决策,更名可能不仅不会提高公司经营绩效,产生正的治理效应,反而可能适得其反;投资者不要对更名上市公司进行盲目投资,更名上市公司可能既不会为投资者带来短期超额收益,也不会提高公司经营绩效和产生正的治理效应而为投资者带来长期超额收益。文章研究结果为证券监管部门规范上市公司更名行为、上市公司更名决策以及投资者对更名公司的投资决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要约收购与目标公司股东收益的实证分析

现代西方公司控制权市场理论的主流学派认为,在由公司各种内外部控制机制构成的控制权市场上,公司内部控制机制不能发挥其主要作用,需要作为外部控制机制的收购才能形成最为有效的控制机制,因为通过公司间的收购能给目标公司股东带来利益。本文以这种理论为背景,研究在我国现阶段要约收购这一外部控制机制对目标公司股价产生的影响。通过对南钢股份被要约收购事件进行实证研究,我们发现:在我国目前的市场条件下,要约收购能够为目标公司股东带来超常收益。但这种影响是相当短暂的,并会在随后的时间里进行修正。     

巨额商誉确认——未来盈利能力折现抑或并购让步?——基于2007-2011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超额收益观"逐步成为认知商誉本质的公认观点,但在并购实务中上市公司巨额商誉的确认是"超额收益观"的真实体现还是为扩大控制权而做出的让步需要进一步检验。以沪深两市2007-2011年数据为样本,通过统计检验发现公司营业利润、超额营业利润、总资产报酬率、超额总资产报酬率均与商誉存在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商誉确实能为公司未来带来超额盈利,有商誉的公司在未来获得超额盈利的能力更强,商誉在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越大,商誉所带来的超额盈利越多,这意味着通过兼并收购实现协同效应可以提高盈利能力。     

信息披露的市场反应与市场有效性——从控制权转移的视角

通过事件研究的方法,探析2001-2005年间控制权转移事件发生前后的市场反应及非正常报酬率的变化特征,据此对我国证券市场的有效程度进行界定,实证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转移公告(首次公告)引起了市场的积极反应;市场对于公告存在过度反应,表现为公告日后股价的回调,这说明我国股票市场并未达到半强式有效;深市和沪市两个市场信息泄露和传递的时间不同;两个市场公告效应的数值都很小,公告前信息泄露明显,累积超额收益的70%以上都是内幕交易或模仿内幕交易的跟风操作带来的。     

定期公告中的盈余信息与订单流不平衡

采用事件研究的方法, 选取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季度财务报告, 研究了公告前后的订单流不平衡与盈余信息的关系。研究发现:盈余宣告前, 市场上存在盈余信息提前泄漏的现象, 订单流不平衡与盈余信息基本表现为显著正相关;盈余宣告日, 订单流不平衡与盈余信息基本显著正相关;盈余宣告后, 盈余信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融入到交易价格中, 表明中国股票市场尚未达到半强有效市场程度, 之后盈余信息对订单流不平衡不再产生显著影响。同时, 还发现订单流不平衡和盈余信息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受到订单流不平衡序列自相关性的影响。     

基于意见分歧视角的盈余公告股价效应经验研究

以A股市场上市公司定期披露的年报为样本,从投资者意见分歧的角度解释年报披露期间的股价反应,发现与意见分歧程度较低的股票相比,意见分歧程度较高的股票在年报披露期间获得显著的低收益,投资者意见分歧与年报披露期间的股票收益负相关,说明年报披露会降低投资者之间的意见分歧,导致公告前因卖空限制和意见分歧而被高估的股价在年报披露期间向其基础价值回归,这一结果符合意见分歧资产定价理论。     

审计委员会设立的财富效应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的制度背景,运用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审计委员会设立的财富效应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上市公司在审计委员会设立事件公告日前的短期窗口的确存在着短期财富效应.研究表明,在审计委员会设立事件公告日前的短期窗口,非国有上市公司比国有上市公司对累计超额报酬(CAR)有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非亏损上市公司比亏损上市公司对累计超额报酬(CAR)有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     

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增加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增加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在海外增加投资时会受到海外区位中环境因素和企业前期投资经历的影响,具有较强的跨期关联性。结合静态和动态投资视角,研究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增加投资的影响因素,以期为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增加投资区位选择提供理论借鉴和经验参考。以2008~2016年中国上市跨国公司为样本,从企业层面和东道国层面选取了12个变量,利用Logit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增加投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分析了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研究表明:企业的资金资源优势、管理层企业规模偏好、企业所有权属性优势、企业自身投资经验、同行业其他企业投资经验、中国在东道国的投资集聚、东道国市场信息溢出以及东道国良好的经济、政治和政策环境,能够有效促进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增加投资;企业所有权属性对上市公司海外增加投资具有负向影响;上市公司海外增加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存在地区差异性和行业差异性。研究认为: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增加投资应综合考虑企业自身资产结构和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依据企业所在行业的特色和优势,在不同的东道国采取适宜的投资决策,通过抓住投资机遇、利用行业集聚效应等推动海外增加投资能快速稳定发展。     

非效率投资计量模型有效性检验——基于经济周期阶段性研究简

运用事件研究法,通过上市公司发布投资公告产生的公告效应来检验非效率投资计量模型的有效性。为了消除经济周期阶段的不一致性对公告效应的影响,文章以2008年9月30日为作为节点,划分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以2007年10月1日至2009年9月30日发布投资公告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分析上市公司发布的重大投资公告对股价产生的公告效应。研究证实：经济繁荣时期上市公司发布投资公告产生负的公告效应,经济萧条时期发布投资公告则产生正的公告效应;根据Richardson残差度量模型将样本划分为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两组样本,证实了投资不足组样本公司发布投资公告产生正的公告效应,过度投资组发布投资公告则产生负的公告效应;市场投资者具备识别包括系统因素和非系统因素造成的企业非效率投资的能力。     

企业家声誉对债务融资影响研究

针对企业家声誉与企业融资约束及债务融资问题,通过划分观察组和参照组,统计企业家所获权威奖项作为声誉代理变量,选取94家上市公司2007~2009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声誉对企业融资具有重要影响,企业家声誉越高,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小,可以低成本获取大规模债务融资。据此,在贷款决策中,金融机构应考虑借款人声誉因素,同时企业家应关注声誉体系建设。     

出口退税调整对机电行业上市公司的影响研究

通过观察股票市场收益率的变动,分析了2008年12月29日机电行业退税率调整对不同类型上市公司的影响效果。首先,对机电行业5类市场指数进行干预分析,实证显示此次政策调整对2009年以后机电各行业市场的日收益率有显著正影响。其次,运用两因素模型计算12月29日当天样本企业股票的异常收益率。最后,对样本企业实验分组,选取企业出口倾向和国际化程度等变量解释不同类型企业的异常收益率。结果表明,此次调整更有利于机电产品出口业务量大、业务趋于扩张的企业,并且相对市场力量型和相对非市场力量型的企业均获得经济利润,但前者获得的经济利润高于后者,揭示了出口退税率调整存在一定的政策偏离。     

投资者异质信念与证券市场盈余公告效应研究

盈余公告效应异象在各国资本市场普遍存在,行为金融理论中的投资者异质信念视角能较好地解释该异象。实证结果表明：投资者异质信念与盈余公告前后短期内累积超额收益率显著正相关,与盈余公告后长期累积超额收益率显著负相关;其中,低盈余质量强化了这种负向影响。投资者异质信念程度越大、盈余质量越低,长期累积超额收益率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