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法治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也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进程,其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质和核心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法治化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进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更是国家长治久安、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     

农村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农村法治建设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农村法治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法治建设的成败。农村法治建设中存在一系列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法治的顺利进行。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采取有效对策,推进农村法治建设。     

农耕文明的变迁与中国法治之路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 ,农耕文明根深蒂固 ,造就了中国传统法律的东方特质 :伦理性、政治性、权利义务不平衡、封闭性。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立法模式、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以及浓厚的农耕文明传统使中国法治建设并不怎么成功。农村问题已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瓶颈” ,因此 ,中国法治建设必须顺应农村城市化、乡镇企业建设、户籍制度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这一历史进程 ,充分考虑中国的农村、农民问题 ,中国法治方可告成     

当前农村法治建设的现状和对策探讨

农村法治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在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中处于重要地位。但是目前农村法治建设存在一些问题,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分析了农村法治建设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提出了应该从发展农村经济,健全农村法律体系,加大普法教育力度,完善农村法治运行机制,强化农民思想道德教育的方面来加强农村法治建设。     

西部农村地区法治建设的对策分析

从法律角度审视西部农村,探寻西部农村法治建设的对策,既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西部农村地区法治建设对策在于:开展普法教育、树立法律信仰;加强西部农业、农村立法;明确政府职责,规范政府行为;加快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司法公正、农民诉讼权利的实现;加快经济体制改革,重视西部农业的产业化经营。      

法治视野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不仅有助于加强我国法治建设的社会基础,而且农村法治建设本身就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对形成和建立我国的法的理论和法治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就内涵而言,“新农村”是以现行宪法制度为前提,以宪法所致力于构建的宪法秩序为基础的社会状态,并且这种社会状态应该是以法律为主要治理模式所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主要涉及农民主体地位、农村经济、农村治理、农村文化建设、农村社会保障、政府职能转变等六个方面的法律问题。     

政治与法理话语空间的新时代农村建设——多样化条件下揭阳市农村新生活方式建设策略

农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为新时代农村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美丽农村是建设的目标,生态农村是建设的内容,法治乡村是建设的保障。揭阳的地理空间、历史空间和人文空间决定了揭阳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特性。农村问题需要用发展的视角来解决,共享经济与农村生活方式的结合成为揭阳一种新的模式探索和发展动力。     

法治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与必然结果

建设法治国家是十五大提出的新的政治目标。提出这样的目标,首先在于已经逐步发展了20年的市场经济自身运作规律的要求,即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要发展,必须有法治的规范和保护;其次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经济主体呈多元化,多元化的经济主体,必然产生多元化的利益差别和不同的政治要求,政治的多样化与参与意识的加强,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而民主的制度化正是法治国家的内涵。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必将导致法治国家的建立。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上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由于其经济基础的公有制,在政治上表现出更多的广泛性、平等性、保障性,更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整个社会的发展。     

农村法治建设的要素性缺陷及其完善

农村法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目前，农村法治建设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农村法治的运行还很不完善，要完善农村法治建设，必须健全立法、执法、释法、修法、守法、治法等各个环节，构建一个健全的农村法治运行环境，推进农村法治建设的进程。     

论建设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思路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体制改革的深入,农村传统的保障模式已失去其经济基础而陷入瘫痪状态.在现阶段,加快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减少社会不平等,实现国民经济的城市化.     

我国时效立法的完善

时效制度立法是各国民事立法的重要内容。文章主要通过对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在历史上的起源,发展和现代变革的简单论述,借鉴各国成熟的时效立法制度及差异,在我国物权法已经出台,即将完成民法典编撰的契机中,阐述自己对于我国时效立法的观点。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辩证统一的整体

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是我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完善和创新.在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要坚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做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这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选择.     

论我国农业法学若干基础理论问题

我国法学界对农业法基础理论中的一些最基本问题如"农业法"的命名、定义、调整对象、法律地位等的认识一直很模糊,这种状况应当引起法学界的高度重视。目前"农业法"命名之乱象不利于我国农业法的完善和发展,从命名的科学性、准确性、习惯性考虑应当将其统一命名为"农业法";广义农业法是指调整在国家干预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特定经济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国农业法已具有有别于民商法、经济法的特定的调整对象;我国农业法不是产业法,它必定也应当从经济法中独立出来而成为一个新的法律部门。     

法律信仰:依法治国的内驱力

法律信仰是主体对法律的主观心理信念及在这种信念引导下的行为拜从,它体现了信仰主体与信仰对象的契合、主观信仰心理与外在信仰行为的统一。社会主体的法律信仰精神是法治理想实现的精神先导,是法律统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是法律得以高效运行的必要条件,总之是依法治国的内驱力。培养公民的现代法治观念,建立普遍的法律信仰精神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一项基础性工程。目前我国公民的现代法治观念已得到明显提高,但建立普遍的法律信仰精神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简论我国《公司法》修改的指导思想

公司法的修订在我国是一个基本达成共识的问题,倒是应如何修改的问题,修改时应遵循一个怎样的精神和原则,理论界讨论的很热烈,作者认为应从多方位多角度,综合考虑各有关方面和有关主体利益关系。既要从价值取向上注重保护交易安全;又要强调从国家干预程度角度加强公司与股东的自治;既要大胆移植国际立法经验,又要着力解决国际立法的本土化;既要强调公司和股东的经营利益,又要强调公司的社会责任;既要强调公司法的稳定性有要兼顾其开放性;既要重视公司设立法律制度的科学性,又要注重公司运营过程中法律调整。只有坚持上述原则和精神,才有可能对公司法作出更为科学的修订。     

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批判地吸收了我国传统治理国家的经验,赋予“德治”以新的内涵,阐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作为治国方略提出来,深化了对执政规律的认识,丰富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治国理论。对实施这一治国方略进行了探讨。     

涉外产品责任法的有关问题

涉外产品责任法律的适用问题 ,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国际私法理论及实践中 ,都是一个备受瞩目的问题 ,尤其是美国 ,其重要性不仅在于该问题关涉到涉外产品责任案件当事人的切身利益 ,还在于该问题的圆满解决 ,会为推动整个法律适用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发挥重大作用。而中国关于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理论的落后状况 ,亟需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予以完善。     

我国立法与国际人权公约的冲突——关于平等权的立法方面

我国立法和国际人权公约在平等权方面都有许多规定,我国一贯注重平等权的立法,但我国平等权的立法至今仍与国际人权公约存有冲突,这种冲突集中体现在农民平等权的规定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造成这种冲突的根本思想根源,实现平等权,完善我国人权立法,保护、发展人权是很有必要的.     

关于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之冲突与互动的思考

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千年 ,中国的法治建设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我们大量移植外来法律文化“西为中用”时 ,中国本土的法治资源也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作为有着深厚文化根基和历史传统的少数民族习惯法 ,长久以来在少数民族地区起着调整社会关系的功能和作用 ,但在现今的社会转型时期 ,它与国家法的矛盾和冲突日渐凸显 ,从而成为我们进行法治建设所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究竟表现在哪里 ?两者如何构建才能形成良性的互动 ?本文试图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的探讨。     

非物质文化遗产公法与私法保护的契合

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属性。文化属性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公共文化资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属性,其决定了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公法）保护的必不可少。而经济属性的实现带来的是经济利益,经济利益的驱动对行为人会产生激励作用,这种激励对于以维护公共利益而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政府来说,不发生作用或者作用极其有限,相反对于靠市场吃饭的具有“经济理性”的私主体则发挥着巨大的驱动作用。经济属性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有人可以获得经济利益,使私权的赋予具有了必要性,进而决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经济属性的开发有利于提升文化属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公法与私法的保护方式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的,二者的契合实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