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中面临的问题之思考

宽严相济是我国当前的刑事政策，但是在贯彻这项刑事政策的过程中，还面临著很多问题。重刑主义的司法理念阻碍宽严相济政策的实行；贯彻宽严相济政策与实现刑罚预防功能之间存在“两难”境地：立法不明确，缺乏统一的“宽”“严”标准，宽严相济操作困难；非监禁刑执行体制不完备，宽严相济难落实。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修改法律、制定量刑基准、加强教育、侧重预防和完善非监禁刑执行机削是必要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恐怖犯罪立法中的贯彻及完善

宽严相济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其不仅指导刑事司法,也指导刑事立法。宽严相济之“严”虽然在恐怖犯罪的立法中得以贯彻,但仍存在局限;宽严相济之“宽”与“济”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从应然的角度来看,宽严相济之“严”在恐怖犯罪中应当通过核心罪名的设置、法网的进一步严密以及对顽固恐怖主义犯罪人增设更为严厉的处遇措施等来完善;宽严相济之“宽”可以通过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宽”的精神和正当目的下的比例原则对反恐刑法进行立法限制,对共犯脱离者准用自首从而给予特殊的减免处罚,对特殊立功者减免处罚,对“预备行为实行化”类恐怖主义犯罪的预备行为人设置“迷途知返”条款,加强恐怖主义犯罪立法的“行刑衔接”等措施来达致;宽严相济之“济”通过以宽济严、宽严结合、打击与分化并举来实现。恐怖犯罪的立法,应尽量协调与平衡刑法的人权保障与法益保护机能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宽严相“济”的应有之义。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自由刑执行的完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指对于犯罪的惩治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当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结合,以求得最佳的法律和社会效果。从刑罚理论角度观察,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严”和“宽”都有其理论根基,宽严相济是我国自由刑执行的导向性刑事政策。应该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指导,完善我国的自由刑执行。     

经验与逻辑: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进境

基于对刑事政策实践经验与法理逻辑的考量,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秉持刑法之严,又张驰刑法之宽,其价值体现为预防犯罪、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定位于宽严并用和宽优于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外化为谦抑与惩戒两种合理向度,由此可在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社区矫正以及刑事和解等界域,廓清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进境.     

解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它的含义可以从“宽”、“严”和“济”三个方面来理解：“宽”就是对轻微犯罪,包括偶犯、初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小的犯罪,处罚更轻;“严”是指对严重犯罪更长期地、更多地适用监禁刑;“济”是指以严济宽、以宽济严。其产生的依据包含反思严打刑事政策的现实依据和科学认识犯罪必然性以及刑罚功能的有限性的理论依据两个方面。实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需要从刑事实体、程序以及刑事执行三个方面来加以考虑。     

牵连犯的犯罪属性和处断原则——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视角

牵连犯因行为人主观意思上的牵连或者客观行为上的牵连而减轻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为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轻刑化”理念，“牵连关系”的界定应该采用较为宽泛的标准——主观和客观择一说；牵连犯之“轻轻重重”的犯罪属性，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基础理念相暗舍；对于牵连犯之处断要“宽严相济”，即牵连犯之定罪要从宽——择一重定罪而不是数罪并罚，牵连犯之处罚要从严——“择一重从重处罚”而非“择一重处罚”；牵连犯“择一重从重处罚”应该统一规定于刑法总则之中，并删除所有刑法分则关于牵连犯之具体处罚规定。     

论新中国刑事政策的历史发展

刑事政策是代表国家权力的公共机构为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正义;围绕预防、控制和惩罚犯罪所选择的策略和措施。我国的刑事政策经历了一个从“严”向“宽”的成长历程。为什么我国进入21世纪以后提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镇压与宽大”刑事政策为什么会是严的起点？改革开放以后的“严打”刑事政策为什么是“严”的继续？分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出的社会背景及其在立法、司法中的体现,并讨论其历史背景,是理解新中国刑事政策的要义所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中的中国刑事司法

中国现阶段强调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这一政策要求刑事司法秉承保障人权、和谐司法的理念,遵循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和正当程序原则,正确运用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各项制度,妥善进行刑事司法制度创新之尝试,大力改进刑事司法工作机制。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司法人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刑罚执行

刑事政策与刑罚执行具有密切联系，刑事政策指导刑罚执行，刑罚执行是刑事政策重要的实践路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当前基本的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中贯彻“宽严相济”的政策思想有利于我们转变刑罚执行方式、更新刑罚执行理念，有利于纠正我国当前刑罚执行领域存在的各种弊端，完善刑罚执行制度。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的累犯适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需要从刑事立法层面走向刑事司法,并在具体的刑罚裁量中发挥其现实作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内涵在于“区别对待”,其整体从宽的刑罚倾向并不能否定其内在的从严惩罚的必要性。累犯从重处罚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种法定量刑情节但同样需要呼应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精神,并在对应刑罚更为严厉性处罚的同时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的差异化内核贯彻其中,在具体的刑罚裁量中实现刑罚均衡的价值追求。     

“坦白从宽”在反垄断法中的应用——中国垄断协议的宽大政策研究

随着《反垄断法》的颁布实施,垄断协议将趋于隐性化,发现和认定垄断协议的难度也将随之增大。为了解决秘密垄断协议侦破难的问题,许多国家纷纷出台了宽大政策,中国在2007年颁布的《反垄断法》中也制定了宽大政策。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宽大政策的理论基础,指出宽大政策通过改变卡特尔成员的参与约束或激励相容约束条件,可以对卡特尔起到威慑和瓦解效果;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宽大政策的现状,通过对比美国和欧盟的宽大政策,研究发现目前中国的宽大政策存在透明度低和不确定性大等诸多问题;最后给出了完善中国宽大政策的措施。     

论少数民族公民刑事犯罪案件中刑法及"两少一宽"政策的适用

本文依据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和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提出了适用刑法和"两少一宽"政策处理少数民族公民犯罪案件的几个基本观点和原则,并对常见的几类犯罪案件的具体刑法适用和政策适用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环境犯罪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困境及其破解

环境犯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环境犯罪本身的特殊性、复杂性;环境犯罪处罚理念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理念的冲突;环境利益与认罪认罚获益之间的关系平衡问题。基于环境犯罪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司法程序皆与检察机关的职权密不可分,可以建立以“两山”理念为基础统筹,以“混沌理论”“利益平衡理论”和“利益对等交换理论”作为基础理论处理三大难点问题,以“环境正义理论”和“检察教育理论”作为补充性理论处理其他问题的整体理论架构。环境犯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效推进,需要以解决环境犯罪的特殊性问题为基础,推动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完善,实现环境犯罪认罪认罚从宽的精准适用。     

道德宽容和复杂性格

明代渔隐主人著的《欢喜冤家》是古代白话小说中第一部突破正统性爱观念 ,客观塑造女性群像的系列小说集。它不以传统的贞操观念作为评价妇女的标准 ,也不把妇女作为道德说教的工具 ,对女性的情爱生活表现出以前小说家罕见的道德宽容。《欢喜冤家》中的女性大都是些人格独立、性格复杂、个性鲜明、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 ,具有真实感和艺术感染力 ,使现代读者得以了解明代广大妇女真实的爱情婚姻生活和内心世界以及一些更深层的东西。     

从语用的角度析“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不当性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刑事政策口号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曾起到一定的打击犯罪的积极作用,但近年来却越来越显得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不相符合.其不当性究竟为何,尚缺乏理论论证.文章从前提的角度分析了这一口号与无罪推定的原则相矛盾,从言语行为理论分析了这一口号"从宽"的承诺无法兑现,"从严"又不具有威慑力,从而从语言理论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这一口号的不当性.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我国现行的认罪认罚制度缺乏与不同诉讼阶段对应的从宽处理的层级性设置,不能体现认罪认罚制度的科学性。需在立法上明确认罪认罚的标准和时间点,设置与诉讼阶段对应的从宽处理的层级性规定,并且充分保障认罪认罚之人获得律师的帮助权,以此实现刑事案件的繁简分流,进一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司法效率。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量刑辩护问题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为量刑辩护提供了发展空间,量刑辩护具有提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稳定性、平衡各诉讼主体的诉讼利益、保障被追诉人合法权利等重要价值。但目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量刑辩护的推行存在着困境,在量刑指导意见的完善、量刑协商机制的规范化、相对独立量刑程序的落实、强制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与量刑辩护的专业化五个方面加以改进是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有效量刑辩护的重要措施。     

试论坦白从宽政策的落实

在西方国家的刑事诉讼中,辩诉交易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大大提高了刑事诉讼的效率。然而辩诉交易作用的充分发挥,离不开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制度和文化的支撑,中国要行入辩诉交易尚缺乏相关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但是就其提高诉讼效率而言,中国刑事政策中的坦白从宽,也具有同样的功效。只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规则,"坦白者"是否"真正从宽"完全取决于司法工作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这使得坦白从宽这一制度远远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若能借鉴辩诉交易的相关精神,对坦白从宽制度稍加完善,注入一些刚性因素,从而使其得到真正落实,一定可以大大提高中国刑事诉讼的效率。     

试论“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的准确运用

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产物，又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入改革开放的强大武器，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准确运用这一标准，必须深刻认识它的丰富内涵，明确它的检验对象，它是判断我们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在具体实践中，必须正确处理几个关系，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和运用这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