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纷解决中的关系规则

关系规则包含关系、人情、面子三要素,为国人所诟,但并非一无是处."关系"是社会治理的对象,"人情"是关系运行的机制,而"面子"是关系运行中的利益分配.关系规则在纠纷解决中可以转移争议,模糊事实;可以确认、改变明规则,增加解纷方案可接受性;可以促使自由裁量权向确定性转换.关系规则不可能消除,也必须进行控制.     

人情关系“货币化”：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经济货币化对社会生活的不断渗入,基于社会交换中的互惠规则,传统中国的人情关系被异化、被不断地＂货币化＂了。这种人情关系的＂货币化＂,虽然对人际交往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却带来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因而,必须重视这种变化并探寻构建理性的人情交往关系的路径。     

论人情传统的历史成因及其影响

人情原是中华文化圈中人们在进行社会交往时与对方进行情感交换的有形或无形资源,是人与人交往相处应遵循的规范或准则,亦即一种看重熟人关系、讲究个人感情、热衷人际往来、隐含期权回报的人际交往理念。人情或人情传统在中国社会形成的过程中受到了农业文明生活方式、儒家伦理文化、封建人治模式等因素的深刻影响,中国人情传统有着其特定的历史作用,比如构筑稳固的亲情伦理关系、培育温情脉脉式社会关系、维护传统社会结构的稳定等,然而,其也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比如私利侵吞公义、人治取代法治、“外交”削弱内功等。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人情与法律、人情与制度、人情与规矩的关系,充分发挥人情或人情关系对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正向作用,又有效抑制它的消极和负面影响。     

中国历史语境下关于契约自由的几点思考

英国法学家梅因曾做过著名论断:“我们可以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①这堪称揭示社会发展动因的经典论断.在人类社会诞生以来的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契约一直扮演着一个无处不在,有时却又无影无踪的神秘角色.有学者说:“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出现契约关系和契约制度最早的国家”.契约关系和契约制度本身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契约关系出现最早并不意味着就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契约制度.在中国特殊历史语境下,契约自由和契约制度才初见端倪.     

仪式性人情的区域差异研究

农村仪式性人情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根据构成村庄社会结构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的不同，中国农村可划分为南方团结型村庄、北方分裂型村庄和中部分散型村庄。不同区域村庄中，仪式性人情的运作机制及其表现形态都存在突出的差异。从静态的维度来看，仪式性人情的区域差异主要表现为人情圈建构规则、随礼规则以及人情性质方面上的差异。从变迁的维度来看，仪式性人情在变迁形式、侧重点、程度和面向上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文章认为，只有纳入区域比较的视野，才能揭示出中国农村人情更为复杂和丰富的实践面向，以避免既有研究对中国农村人情现象认识的一般化倾向。此外，引入区域的视角研究农村的仪式性人情，也为我们理解中国乡土社会性质的变迁提供了窗口。     

互惠到交换:理解农村人情变迁的视角

在人类学研究中,互惠概念是解释人情的经典范式。但是近年来,农村人情性质发生了蜕变,以资源转化型、财富聚敛型和拉关系型人情为特征的交换性人情替代了互惠性人情,并有逐渐加剧的趋势。探究人情变迁的机制可以发现,农村人情的变迁实际上是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宗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熟人社会正在被地缘、业缘和趣缘关系为基础的原子化社会所取代,人情的性质随之变化。     

会计信息质量和关系型契约

传统的文献认为：关系型契约会导致低的会计信息质量,并随着经济和企业规模的扩大转向基于正式契约的治理。但许多证据与此相悖。通过博弈模型,可以表明会计信息质量与关系型契约的关系：会计信息质量对关系型契约的选择存在负向影响,高的会计信息质量与关系型契约是可以并存的。经济和企业规模的扩大,更多投资人转向正式契约,如果会计公共制度没有改变,会带来投资人效用的降低,这促使民间推动会计公共制度的建立和改善。关系型社会中这种民间推动力不足,需要较长时间演化或者政府的强力干预。而在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仍然需要关系型契约的存在,完全的规则型治理并不可取。因此,对于我国而言,不应过分迷信正式契约和规则型治理,混合型治理模式才是合理的选择;由于民间演进动力不足,政府需要为会计公共制度的建设承担更主动的责任。     

论第三人侵害租赁合同的司法救济——兼评我国《合同法》第121条的理解

第三人侵害租赁合同的法律效果,就出租人一方权益而言,并不产生侵权与违约竞合的现象,实则为一案多元民事法律关系叠合现象,亦即在旅店服务合同的法律关系中,第三人违反了旅店住宿服务合同的权利义务民事法律关系;在租赁合同的法律关系中,又连锁引起了承租人即旅店业主违反租赁合同的法律关系。因此,依我国《合同法》第121条确立的合同相对性规则,向承租人主张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对出租人始为最佳司法救济路径,亦能使损害降至最低限度。     

农民的道义经济与发展抗争 ——一个西北少数民族村落的征地谈判个案分析

［摘要］通过对一个西北少数民族村落征地事件及其扩散的社会情绪的分析，展现出底层农民的道义经济观，即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与平等发展的社会公正观，以及影响其实现的根源，即在社会转型中人情网络关系向个人契约关系转变的失败。同时，也反映了底层农民就征地问题表露出的在生存与发展问题上对国家的高度认同与对地方基层不满的政治倾向。     

抑制或促进？劳动力外流对农村人情消费的影响研究

人情消费是中国乡村维持社会联系的重要传统,如今却愈发成为农村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农村劳动力外流可能对原有社会人情关系产生不确定性影响。文章首先从人情关系网络视角出发分析中国乡村人情消费独特的内在逻辑以及在此逻辑下不同务工类型（就近务工和离乡务工）可能对乡村社会人情关系带来的冲击;继而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采用多值处理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不同务工类型对农民家庭人情消费的实际影响,并进一步从地区和农户异质性两个方面讨论劳动力外流对农民家庭人情消费的影响差异。研究表明,不同务工类型对农民家庭的人情消费的影响各异,表现为就近务工对农民家庭的人情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而离乡务工对人情消费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意味着离乡务工可能会瓦解或重塑农户原有的乡村社会人情关系,并可能会改变人情消费的方式。此外,农民务工对人情消费的作用效果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也存在差异;离乡务工对人情消费的抑制作用在年轻一代的农民家庭中表现更为明显;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其表现出的抑制效应也越大。     

契约：西方国家行政伦理关系的基石

行政官员的恰当代理和公民的自愿委托是西方国家行政伦理关系的核心内容之一.从伦理角度来审视原来我们只是侧重其政治性而忽视其伦理性的契约,通过对社会契约的道德前提(包括对人性的解释)和社会契约中蕴含的道德原则(包括契约的道德含义和价值理想等)的阐述,即可把西方国家行政伦理关系内涵提示出来.     

中西古代政府制度的思维路径比较

制度的功能是规范人与人的关系,中西方人对人与人关系规则和制度的认识和设计存在着思维上的明显差别。在中国古代,制度的设计总是把个体置于依附关系的网络中,并相信通过教育和引导,每个人都会在这个依附关系的网络中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并遵守网络中的规则,因为这种规则的核心是家庭关系规则的放大,一切冲突都可以在人伦"情理"中得到妥善的解决。而在西方古代,制度的设计把个体看成是独立的个体,个体在制度和规则中的地位是由个体的能力和财产决定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必须通过契约及法的形式来处理和约束,人间不存在总是善良的"天使",哪怕是政府及其官员本身,所以,任何人都必须接受法律的约束。     

洛克政治合法性思想评析

洛克认为,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是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不可让渡、不可剥夺、不可侵犯,保护自然权利是公共权力得以存在的前提。政府的公共权力源于人民在订立社会契约时的委托式授权,公共权力政治合法性的根源在于民众自愿的结合和人们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统治者和政府形式。洛克反对霍布斯把统治者排除在社会契约的订立者之外的观点,认为国家是人民自由契约的产物,统治者也是缔约方,其统治合法性的维持依赖于对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的有效保护,当统治者违反契约时,人民就有权废除他,建立新政府。     

关系人情取向与村落内生性公共权力——河北Y村选举分析

由于中国社会对于人际关系的重视，在探讨村民的选举行为时，不能忽略关系、人情这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因素。候选人的能力并不是投票的主导因素，感情网络与传统社会中对于关系、待人处事的社会期望深深地影响村民的行动逻辑。人情和关系成为村民投票和评价一个人的最重要指标，内生的公共权力被困在关系人情的强大力量中而失去自主性和培养民主文化的能力，有待理性民主的引导。     

变迁视野下的乡土人情

乡土社会是人情社会,人情社会具有社会性、规范性、情感性等特征。乡土社会家族制度和家本位的思想孕育出独具特色的人情社会,乡土社会在费孝通笔下以熟人社会的面孔展示了其人情社会的一面。经历了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洗礼,乡土社会的人情化特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情消费负担日益加重,人情在社会资本培育中的功能增强,情理逐步让位于法理。中国仍然是关系社会,即使社会变化,"人情"依然有生长发展的空间。     

人情关系与乡镇企业经营

人情关系与乡镇企业经营文／胡必亮图／段文华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很讲究人情关系的民族。人们主要是生活在由各种人情关系如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构筑的亚社会群体之中。这些亚社会群体内部的运作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的行为选择与生活方...     

社会契约论视野中的企业社会责任

社会契约理论为理解企业的社会责任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企业组织是通过与社会建立契约而获得合法性的,企业社会责任由一系列的契约所规定。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契约关系,规定了企业有义务遵守其与社会达成的契约,要求企业的行为必须符合社会的期望,为社会和经济的改善尽自己的义务。企业与社会的契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企业社会契约发生变化的原因在于社会环境的变化,环境变化改变了契约参与人的行为策略,通过重复博弈重新形成新的契约条款。     

论婚姻的属性——以关系契约为视角

虽然婚姻自治已深入人心,但婚姻契约观一直受到各种各样的质疑,而关系契约理论为婚姻的契约属性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在婚姻关系中,交换、选择和未来意识共同交织于以婚姻家庭为基础的社会中,婚姻具备了成为契约的前提要素。但婚姻并不是普通的契约,婚姻是一种长期契约,婚姻契约具有不完全性,婚姻中的当事人既是婚姻共同体的成员,又是具有独立利益的个体,关系规范、社会规范和法律规范共同调整着婚姻契约。用关系契约解读婚姻,能够更加理性和客观地界定婚姻的性质和特点,为婚姻法律制度的设计提供理论基础。     

经济精英返乡创业的社会网络研究——以河南省L县为例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经济精英拥有独特的资源禀赋,其社会网络资本在创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结合河南省L县15位返乡创业精英案例,以社会网络为切入点剖析这些经济精英返乡后的成功要素。研究表明,经济精英的返乡创业行动受内在基因和外在契机的交织影响。创业初期以非正式网络为主导,直接影响行业选择、原始积累,且在运营模式上的人情倾向明显;在创业中期,正式关系效用逐渐凸显,形成契约关系推动资金积累、品牌打造与技术革新,由依赖传统人情运营模式转向实用为导向的规范经营;在创业后期,规模扩大使其具备政绩效应与社会效应,虹吸正式社会网络与非正式网络,深度融入和扎根于当地,成为乡村振兴的骨干力量。这一过程系经济精英与在地化社会网络、政策的深度互动,实现企业和产业与当地实际的深度融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可从经济精英个体的社会网络与乡土原生的社会网络形成资本互构耦合效应出发,助力返乡创业。     

公司法结构中的契约规范分析

权力是现代契约关系的一个支配性的特征,公司法中的契约关系尤其如此。公司作为合同的联结体,在其运作过程中所承担的法律责任首先表现为契约责任。公司行为特性决定了公司违法或违约行为也属于侵权行为。公司法作为管制与自治工具的公私法规范,加上两种立法理念的辩证发展而相互工具化,这就成为公司法公法责任的法理基础,也成为违反公司法所应承担公法责任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