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库移民社区治理的政策表达及其解构

长期以来,水库移民社区治理问题处于政策边缘。但通过梳理相关政策文本可发现,政策表达中的水库移民工作思路逐步由“重工程”向着“重移民”渐进转向,在不同阶段突显了解决基本温饱、维护社区稳定、推动综合发展的国家意图,并从人力投入、资金供给和政策统筹等方面对水库移民社区的建设、发展及治理提供支撑。导向鲜明、配套完整的政策体系不仅改变了水库移民社区治理事项的顺序排列,而且重塑了政府、市场、社区与移民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地位关系及其行动逻辑。对此,既需从政策设计一端细致区分水库移民社区的行政功能与社会功能,也需从政策执行一端完善并优化水库移民社区的外部承接能力和内部治理能力。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

建设服务型政府关系着国家安定、人民团结、社会和谐的大局,当前我国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衡、供给效率低下,这是本文探索提升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立足点。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建设由于存在着服务理念与传统官民文化、社会建设的隐性与政绩考核指标、服务型政府的公共性与政府自利性、改善民生所需与财政资金短缺、为群众服务的要求与对上负责体制这五对冲突而陷入困境。为弥补基层政府社会治理中服务性的缺失,需要通过树立正确的社会治理理念,增加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转变基层政府的治理方式,健全基层政府的治理机制这四个方面来提升基层政府的服务能力。     

第三方评民生财政专项资金绩效实证研究--以2012年广东省为例

民生保障是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民生资金绩效指向政府部门管理与监督绩效,追求政府的公信力。基于第三方立场,立足于结果导向与公众满意导向,对广东省2012年“十件民生实事”108项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的结果表明：整体绩效指数为0．845;居首位的民生领域为“社会保障”（0．906）,排在末位为“扩大就业”（0．771）;满意度评价与客观指标评分存在反差。事实上,现行体制约束的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核心问题：一是资金过程控制与结果导向的关系,二是资金使用绩效与管理绩效的关系,背后指向财政体制及部门利益。从国家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视角,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第三方评价民生财政资金监管绩效的意义重大。     

从博弈走向共治: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多元协同治理——以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为例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随着优化农业经营体系的进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崛起,多元利益主体博弈的多中心供给格局逐渐形成。对标公共行政治理理论中的政府与市场、社会、公民的关系,以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建设为案例,研究发现：在政府作为公共治理核心和主导的“元治理”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社会、农民等多元主体的力量,以基层政府为平台,整合多方力量的“政府+”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模式能够有效促推乡村振兴发展。     

项目进村、集体债务与新时期的农民负担——基于赣北D村的个案分析

农业税取消后,农民负担大为减轻。国家以“项目制”等方式加大对民生工程的投入,促进了农村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然而,这种旨在惠民的工程,却因项目资金配套性转移支付的运作模式而产生农村集体债务,进而转嫁给村民,成为新时期农民负担的主要来源。项目进村及所引发的意外后果,对基层社会的治理结构和环境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协同共治视角下的环境治理现代化——基于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

当前,环境治理已然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环境治理制度体系。基于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视角,围绕政社互动的分析框架,就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发现,在压力型体制和政绩竞争的驱使下,相关主体不可避免地将自身利益追求和行为倾向掺杂入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之中,使得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为寻求利益最大化与其他利益主体展开竞争,致使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塑造了无形的组织界限。因而导致地方环境政策执行主体依托正式科层体制反馈政策设计问题往往难以奏效,不得不依托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采用非正式行为策略“自下而上”反向施压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但其成本付出也要远高于正式反馈的行为策略。由此提出,要建构政府与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相对平等的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基层政府由“行政枢纽”向“治理枢纽”转型以及引导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有序参与环境治理监督,才是打破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的组织壁垒、政府与社会实现双向良性互动以及推进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农村互助资金:反贫困政策的典范——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分析

近年来,发展型社会政策日益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一些学者纷纷以此视角来对当前我国农村面临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农村贫困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农村研究的重点,事关我国的社会发展和民生建设,农村互助资金正是政府为解决农村贫困问题而开展的有益探索。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视角,着重分析现阶段互助资金在各地农村实施的运行状况和绩效,并进一步提出互助资金在农村反贫困治理中的应用:完善农村贫困治理主体多元化政策,实现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格局;完善社会资本建设,努力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实施"包容性"特征的农村互助政策,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共享发展成果。     

地方公共品供给理论研究进展及启示

现代治理理论突破了传统的公私界限,认为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政府但又不局限于政府,治理主体彼此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地方治理将现代治理思想贯穿于地方政治与行政改革、地方公共事务管理模式再造的发展过程。在地方公共品供给过程中,政府可借助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优势与能力,倡导私人供给和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等多元供给形式。同时,完善公共服务监督机制,强化政府的公共责任,以确保地方公共品供给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相协调。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民生现代化建构解析

民生现代化体现在民生改善理念的先进性、方法的科学性、主体的广泛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民生现代化关系表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目标追求,全面深化改革是内生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重要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领导核心.“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民生现代化建构理路表达为:民生现代化建构离不开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核心,离不开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良性互动.     

走向协同型的社会治理

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基本逻辑是社会、市场和国家三者之间互相制衡,社会治理的目标往往以守护社会底线为基准,三者之间一直存在较大张力。中国社会治理强调国家主导,市场与社会协同。经过20世纪50年代以后近30年的计划经济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降的市场改革,意识形态逐渐由强调“阶级斗争”过渡到突出“经济发展”,与此相伴的中国社会原子化、碎片化现象突出。“新常态”下的社会治理应该以民生型社会建设为逻辑起点,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协同创新,各自承担相应功能,并自觉维护各方使命与权利。     

论民族地区县域高职院校的民生改善功能

民生改善不仅是个体的幸福追求,更是大多数人的共同期待。然而,"逃离"式的民生改善,突显了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社会民生改善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民族地区表现尤为突出。民族地区的民生改善除了有着与一般贫困地区的共性之外,文化差异是其面临的特殊问题。他者视角、外来角色的民生改善只能是低效的。在县域经济与高职教育转型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县域高职院校服务民族地区民生改善成为可能。通过个案分析发现,县域高职院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个体的生存发展与社会民生改善的统一,但距应然的理想目标仍有较大差距,突出表现在民族地区县域高职院校数量少、服务定位不够精准以及毕业生的外向输出三个方面。因此,参与民生改善的相关主体需共同为之努力：政府以差异补偿助推美好生活;高职院校坚持服务县域民生改善的办学定位;企业积极参与高职办学,以实现利益共享;个体努力实现自身与社会民生改善的统一。     

全面抗战语境中民生问题之舆论反应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残酷的战争使民众生活状况急转直下,各行各业民众均为生计所苦,健康、物价、就业等民生议题恶化。从全面抗战伊始直至战争结束,民生问题一直是社会舆论聚焦的一大热点。国人对抗战与民生的关系、各社会阶层的生活改善以及与民生关系密切的物价问题进行了持久的讨论。这场热议反映了解决战时民生问题的现实紧迫性,其本质是对抗战前途和国家命运的忧思,折射了国民政府处理民生问题的困境,反映了国民党抗战路线的进退维谷。     

西部农村残疾人的民生保障与公共服务----基于贵州省黔西南自治州的调查

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以及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西部农村残疾人的民生保障与公共服务建设相对滞后。如何分析西部农村残疾人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制度建设和基本现状是一个值得学术界关注但通常被忽视的领域。本文利用从各级残联部门收集到的文献资料以及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收集的深度访谈资料尝试分析西部农村残疾人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的制度建设、基本现状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西部农村残疾人的民生保障与公共服务的对策建议。     

高校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问题与对策研究

大学生就业难是一个现实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涉及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以及社会稳定。要有效缓解就业难问题,需要各方通力合作与共同努力。文章通过对我国高校大学生就业政策历史回顾与解读,分析了大学生就业与创业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了应从加大政策支持、构建服务体系、完善工作机制、增强创新创业能力等方面来予以解决。     

把握新时代幸福观的三个维度

新时代幸福观的哲学之维即从唯物主义出发，在主体上、形式上、目标上继承唯物主义的哲学先进性，为实现人民幸福的实践提供科学有效的理论指向；实践之维在于全体人民结合新时代国情通过劳动实现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实现人民幸福的目标；民生之维在于以人民为中心，力图通过提高生产力完善制度机构，在关注民生和改革发展的过程中满足人民需要，实现人民幸福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并驾齐驱。     

供需均衡视角下山西省农村金融现状分析及对策

农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产业,农村金融是农业生产、农民增收的重要保障。山西是地处中部的农业大省,农业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2/3。作为中部崛起战略重点建设的地区之一,受全省经济转型的拉动,山西省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金融的大力支持。本文以供需均衡为视角,针对山西省农村金融发展现状,深刻剖析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原因,围绕以强化政策性金融、坚持合作性金融为重点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发挥地方政府配套政策的支持作用,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立信贷资金回流农村的长效机制,实现金融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合理配置。     

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的思想内涵与实践价值研究

人民健康是人民福祉之本、强国建设之基。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基于“健康中国”战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时代背景下，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能力滞后以及传染病等问题，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放在第一位；以人民为中心，以健康为根本的思想；大卫生、大健康新理念；人民健康是最大的生产力；人民健康是全面的健 康以及习近平关于新冠肺炎防控的思想内涵。通过研究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的实践价值，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地应对国内出现的重大疫情，实现“健康中国2030”战略，维护国家安宁与国际稳定，更好地体现中国 防疫经验的世界意义。     

城市扩张、社会排斥与低收入群体出行体验的差异性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力争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城市发展吸引大量人口涌入，为满足更多人口的居住要求，城市扩张不断加剧，由此导致了城市空间的重构。在经济层面、制度层面与文化层面的社会排斥也相伴而生，其结果导致低收入群体的出行难度日益增加。文章通过对低收入群体的调查与访谈，发现"职住分离型"与"职住一体型"低收入群体的出行困难存在不同的解释机制，公共交通供给不平衡与收入水平过低是限制低收入群体出行体验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生活配套设施稀缺与封闭社区的隔离也对低收入群体的出行体验产生负面影响。城市发展与建设的同时，政府应考虑低收入群体的出行现状，增加基于公民体验的城市规划，构建更加公平和谐的城市居住环境。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研究——基于民生支出路径

在探讨人口老龄化、民生支出、经济增长三者理论关系的基础上,利用我国2002～2016年各省年度数据对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效果和传导路径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从全国样本来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存在以民生支出为中介变量的显著中介效应。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存在以民生支出为中介变量的显著中介效应,但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用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因此,在人口老龄化的推动下,政府应适当调整民生支出规模,提高其利用效率,从而缓解我国未富先老的现状,同时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家庭心理需求及其对家庭幸福的影响——基于1 139个家庭的研究证据

为考察中国家庭的心理需求,对1 139个家庭的样本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中国家庭的心理需求具有明显的层次差异,从低级到高级的顺序分别是存续、安康、和睦、荣耀和兴旺。此外,主导需求层次处于低端的家庭,低级需求的满足对家庭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主导需求层次位于高端的家庭,高级需求的满足对家庭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这种基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家庭需求层次理论对建设中国幸福家庭具有独特的意义。基于这一理论,中国的幸福型家庭建设应围绕多个方面展开:在各级政府的评价体系中引入民众幸福;倡导基于责任的婚恋关系;大中小学尝试开展幸福课程计划等。